谁死了今天新闻【谁在为新闻而死?】

　　若你不知2011年叙利亚内战死了几人，不知内战爆发原因，甚至不知对垒的是何阵营，却知道在叙利亚死了一个独眼美国女记者和一个法国男摄影师，你就会倏地明白，我们是处身于一个何等荒谬的世界。
　　难道这两个战地新闻从业人员的死，只是为了流芳百世，而不是让人关心叙利亚的惨况?
　　当现代人庸庸碌碌活过半生，曾经写在作文纸上的“理想”尘封，我们便需要英雄。英雄让我们可以在care喝着咖啡，安全地冒险。那是我们的心灵寄托。“哗!玛丽・科尔文像极了海盗，好有型!”“真是勇敢，令人佩服。如果我当年也选择走她的路，或许可以过很不一样的人生。”然后你会一笑，打电话给老婆(老公)，问她(他)今晚带孩子去哪间餐馆吃饭。
　　战地记者从来都是“有型”的，因为他们投射了我们幻想自己“有型”的部分。所以一个战地记者被打死了(还是女性)，我们会觉得可歌可泣，媒体会大书特书，但9000叙利亚人死了，我们不痛不痒。受害者才是主角
　　玛丽・科尔文之死，成为无数西方报章头条，在虚拟世界、现实世界，一昼夜间独眼精神发热发亮，科尔文成为大明星。她太红了，红到开始有人感到不安，英国《卫报》助理编辑麦克・怀特就是其中一个。
　　“她大概会为这24小时间对自己死亡的广泛报道感到惊恐吧。”他这样写道，“科尔文总是强调，受害者是报道中最重要的人，而非记者。”
　　这样说虽然很无情，但其实我们真的关心最重要的人是谁吗?还是我们只在剥花生看戏?
　　3月1日，各地媒体报道全球行动组织Avaaz从叙利亚救出受伤记者Paui Conroy，行动中13人丧生。某报标题如此：“叙国版《雷霆救兵》救一记者牺牲23人”，死伤人数固然有错，更大问题在于“叙国版《雷霆救兵》”，它正好说明我们确实把远方的苦难视为一场戏。
　　因为是远方，炮弹没有射到自己头上，所以漠不关心，总觉得13人、33人、9000人只是一个数字，而不是那些有父母夫妻朋友的活生生的人。
　　我们都是偷窥狂
　　让战争报道激起远方的同理心，从来不是一件易事。1937年《生活》杂志刊登战地摄影大师Robert Capa的照片Fallir Soldier(倒下的士兵)时，对页就是卖男性润发膏的全版广告。今日只不过是润发膏变成iPad，杂志变成动新闻、网络、手机罢了。
　　不能一味说某报或媒体有错，批评传媒不负责任云云。没有这样的读者就没有这样的报道。
　　以前是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现在真人真事只能借用电影解释。真真假假已然混淆，9000人死去的战争只是一个背景，就像电影字幕。谁会关心一出戏的背景?我们只关心主角，比方说玛丽・科尔文。
　　难怪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说，我们都是偷窥狂。――“面对一宗真实恐怖事故的大特写，除了战栗之外，还有一份耻辱。也许唯一有资格目睹这类真惨实痛的影像的人，是那些有能力纾缓这痛苦的人――像拍照所在地的战地医院的外科医师――或那些可以从中学习的人。其余的我们，不论是否刻意如此，都只是偷窥狂罢了。”
　　或许我们不知道如何纾缓叙利亚人的痛苦，但我们可以从中学习。那么，学习什么呢?这见仁见智，但肯定不会是仇恨。
　　真相从来都是一个谜。反对派批评政府军滥杀无辜，政府军反指反对派是恐怖分子。反对派示威此起彼落，政府支持者也曾攻击美法大使馆。
　　政府军杀死了玛丽・科尔文，西方媒体大肆炒作，国内媒体也炒得不亦乐乎。然而，首个在叙利亚死亡的西方记者Gilles Jacquier，其实是被反对派向政府支持者发射的榴弹炮打死的，那时西方媒体怎样?草草写过便算。
　　从新闻中学习“联系”
　　不是阴谋论，但“真相”涉及的权力机构实在太多。维基解密透露，美国自2006年起便开始秘密资助叙利亚反对派，金额接近5000万港元。俄国干脆公开支持政府军，为他们提供武器。考虑的都是一己私利。
　　美国政治家海勒姆・约翰逊1917年有句名言：“首名战争死难者，是真相。”每篇新闻背后总是连场角力：报章的立场、政府的阻挠与宣传、党派的弄虚作假。连互联网上的许多争论都扑朔迷离，何况是战争?
　　坚信单一来源新闻，可以带来极大危险，即使是科尔文的报道亦然。她报道政府军大量滥杀平民，可信性相当高；可我们也不能忽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记者说，许多所谓“无辜者”，其实底子也是反对派。
　　不能相信正义――反对派和政府军都说自己是为正义而战，你凭什么判断谁是谁非?
　　然而无论如何，只有战争带来的痛苦，是值得相信的。尽管如此，我们实际上却很难为消除这种痛苦做些什么。缺乏资料、缺乏客观条件。每个人都会说：“我有妻儿老小，要养家糊口，难道抛开一切飞去叙利亚帮人?…况且世界苦难者这么多，我帮得了几个?”
　　或许帮不了许多，但最少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理解对方的痛苦，尽力把自己代入其中，力图感受其中的全部。你可以尝试把焦点放在一张战争图片上，停留一分钟，想象自己是相中人。那一刻你想的是什么?感觉怎样?
　　要是我们可以做一点点小而重要的事，那就是铭记这种感觉。当你高床暧枕的时候，铭记世界另一方，哈马的炮火声让人不能入睡；当你吃饭的时候，铭记德拉的人因断粮而饥饿；当你与朋友聊天消遣的时候，把那些有挚友被炸死的伤心人铭记在心里。
　　人类本来是联系在一起的，后来只因为物理上的种种原因――买车供楼、生活逼人、人各有志――联系被截断了。只要铭记我们曾经有过这种联系，哪怕目前什么都不能做，最终能做的事还是会浮现出来，世界因而一步步改变。
　　玛丽・科尔文人生最后一次报道，是一个叙利亚孩子中弹死亡的故事。在BBC的连线中，她这样描述着：“太可怕了，这个婴儿才两岁，脱下他的衣服后，看到弹片击中他的左胸。医生什么也做不了，婴儿的肚子一直在起伏着，直到死去。”
　　较之于铭记科尔文本人，我想她在天之灵会说，铭记这个孩子的苦难更重要。
　　科尔文最后的报道
　　“很无助，天气也出奇的冷!但我会继续报道，把最新消息发出去。”这是科尔文Facebook个人页面上的最后一条留言。
　　2月14日，科尔文沿着一条走私路线艰难地来到了霍姆斯。此时的霍姆斯已然成为阿萨德政权火力攻击的主要目标。
　　事实上，霍姆斯的情况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科尔文直言，在她报道的诸多冲突中，霍姆斯是最凶险的一次，比去年她待过数周的利比亚米苏拉塔更甚。“那里还有一定的人身安全，但在这儿却无处可逃。”她说。
　　2月19日，科尔文在霍姆斯发出了第一篇报道。“他们把这里叫做寡妇地窖。临叫病床和凌乱的物品之间，惊恐万状的妇女和儿童人挨着人，被困于霍姆斯的恐怖之中。”没有人会意识到这是她发表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最后一篇报道，包括她自己。
　　两天后，报社总编辑要求她立即撤离，但为了做一篇重要报道，她还是留了下来。一天之后，科尔文也成了霍姆斯屠杀的牺牲者。《星期日泰晤士报》后来披露了她遇难的细节：
　　2月22日，科尔文与同行进入霍姆斯临时新闻中心时，按当地风俗，在大堂入口处脱掉鞋子。该中心突然遭到炮火袭击，当科尔文跑到大堂准备捡回鞋子时，一枚火箭弹在建筑物前爆炸，她和法国摄影记者雷米・奥奇力克当场罹难。
　　“昨天早上得知噩耗时，说实话，我并不感到惊讶。我总是觉得玛丽有9条命，她会老死在自家床上。但那只是在你想到那些总冲在险境里的朋友时自我安慰的话。客观地说，玛丽活得命悬一线。”科尔文生前好友约翰・卡西迪2月23日在博客中写道。
　　“如果勇气可以用尺度来衡量，那玛丽一定在最顶端。”和科尔文有着25年交情的BBC记者吉姆・缪尔得知噩耗后评价说。“因为她知道战争的残酷，也知道那里并没有天使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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