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介绍【从皇家禁地到公共博物院打开故宫100年】

　　1960年初，北京市民政局组织特赦战犯参观故宫。这支队伍阵容不凡，有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临时解说员则是这座宫殿曾经的主人――溥仪。他连声说“真整洁，我都不认得了”。
　　
　　“开放”故宫，这并不是一个新命题。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人们常用“日落紫禁城”这个诗意的短语来形容那次惊世巨变。但辛亥革命并没有结束紫禁城作为皇宫的历史。从1911年到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仍然住在紫禁城，沿用宣统年号，供养一批对他俯首称臣的遗老和太监宫女，还曾在张勋导演下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在获得奥斯卡大奖的电影《末代皇帝》中，溥仪爬上宫墙看外面车水马龙的新世界，一道宫门，锁住一个凝固的时代，宫外与宫内差距之大，堪称“穿越”。
　　直到故宫博物院建立，宫门才第一次向民众敞开。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大型博物馆，成立80余年来，它伴随跌宕的中国近现代史，走过一段坎坷历程。无数革命者、学者、普通公民，为打开这座古老宫殿一道道沉重的门，付出了前赴后继的努力。每一道门的开放，其背后都可能蕴藏激烈的思想变革和观念交锋。
　　
　　冯玉祥为公“逼宫”
　　
　　第一个把宫门撞开的是冯玉祥。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将自己的军队改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进京之后冯玉祥发现自己很快处于旧势力的包围中，革命举步维艰，他决定索性干一件“心里搁了很久的大事”：把“小孩子”请出宫，免得今后有人再搞复辟。
　　11月5日上午9时半，冯玉祥派他的“五虎将”之一鹿钟麟等人直接深入隆宗门外，进逼养心殿，特派国民代表、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李煜瀛同去，以作见证。他们给养心殿内正准备开“御前会议”的溥仪发出命令，下午就得立即携眷搬出紫禁城。宫里当时就慌作一团。下午4时10分，溥仪与“皇后”婉容、“皇妃”文绣及亲王载沣等走出御花园，在冯军的“保护”下，登上已开到神武门内的5辆汽车，永远离开紫禁城。溥仪被告知“私产加锁，日后来取。”“至于宫内所藏历史文化物品，均系国宝，只能封存宫内，收归国有，不能归爱新觉罗一人一姓所有。”结果在上车前查验行李时，溥仪的铺盖卷内搜出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仇英的《汉宫春晓图》，这大概是逊帝在惊变之时最想私藏的心爱之物，当即就被扣下。这两幅字画后来在战乱中几经辗转、飘洋过海，现在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冯玉祥以武力迫溥仪出宫，从发生的那一天直到现在，都是颇受争议的行为。赞扬者认为这是快刀斩乱麻除了复辟祸根，批评者认为此举毁弃民国政府承诺的清室优待条件，失信于天下，胡适甚至认为这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争议背后显示一个大难题：“皇帝”赶出去了，故宫怎么办？一座倾国倾城的殿堂，如何处理才能彰显中华民国政府与历朝历代统治者的不同？几经辩论，成立博物馆是众望所归。既从客观条件上断绝复辟的机会，又通过建造现代文化事业，开启民智，冲击“家天下”的残余思想。
　　故宫博物院选择在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不是偶然，这一天正是中华民国“双十节”，说明改皇宫为博物院，不仅是重大文化事件，也是中华民国的政治宣言。神武门挂上了李煜瀛手书的颜体大字“故宫博物院”青石匾额。把溥仪赶出宫的鹿钟麟在开幕式上得意地讲话：“大家听过《逼宫》这出戏。彼之‘逼宫’为升官发财，或为当皇帝；我乃为民国而‘逼宫’，为公而‘逼宫’。”
　　故宫在1925年4月就陆续开放了中路（御花园、后三宫等处）、西路（西六宫等处）及养心殿、寿安宫、文渊阁、乐寿堂等处，10月10日建院当天，又增辟古物、图书、文献陈列室。千百年来，老百姓连宫墙都不能靠近，而现在竟可堂而皇之参观内廷禁地，场面怎能不热闹非凡。开门第一天就涌进两万多人，第二天来了三万多。故宫虽大，一时间也人满为患，游人几乎无法自己选择方向，彼此挤着形成一股巨大的人潮向前缓缓流动。
　　人们都对皇家生活用品兴趣浓厚，对于更为珍贵的古器、建筑则不大关注。乐寿堂因为陈列有溥仪及其妻妾的大量照片，前往参观者最多。布展者也抓住了民众的心理，在储秀宫里，墙上挂的月份牌翻在溥仪出宫那一天，床上的被褥枕头也没整理，尤其是桌上还放着一个咬过一口的苹果。走之前，溥仪把一个咬了一口的苹果于荒乱中丢在地上，这个苹果在寒冷干燥的大殿里，既未腐烂也未遭虫吃鼠咬，竟然保存到第二年10月。既然民众对末代皇帝的生活状况这么感兴趣，那就通过�宫原状展览让大家看看他被赶出宫时多么狼狈，用视觉冲击来瓦解皇帝权威。
　　徐志摩在1925年1月发表了一首《残诗》，用幽默的口语，表达了对末代皇家的嘲讽：
　　怨谁？怨谁？这是晴天里打雷？
　　关着，锁上；赶明儿瓷花砖上堆灰！
　　……
　　顶可怜是那几个红嘴绿毛的鹦哥，
　　让娘娘教得顶乖，会跟着洞箫唱歌，
　　真娇养惯，喂食一迟，就叫人名儿骂，
　　现在，您叫去！就剩空院子给您答话！
　　
　　第一笔捐款来自蒋介石
　　
　　1928年6月，北伐军光复北平，实现南北统一，南京政府特派原任摄政内阁教育总长的易培基接收故宫博物院。易培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武昌起义，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因不愿随黎元洪追随袁世凯，辞职还乡，担任湖南第一师范的首任校长，教过青年毛泽东三年国文课。1929年2月，易培基被正式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他担任院长四年间，是故宫在1949年之前的鼎盛时期。各项业务走上正轨。每年10月，易培基都要在御花园绛雪轩举办招待会，还曾邀请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在漱芳斋上演昆剧《游园惊梦》，作为故宫建院的纪念。
　　易培基上任时，除了溥仪及妻妾、太妃们常年居住的养心殿、储秀宫、长春宫、钟粹宫等处情况尚佳，其余宫殿都年久失修，殿顶生草长树，殿阶栏杆倾斜倒塌。此前管理者不愿让故宫受制于军阀林立各怀私心的北洋政府，所以一直没向政府要钱，几乎全靠一人一块钱的门票费生存，勉强维持日常开支，根本无力大修宫殿。在故宫工作的管理人员甚至衣服褴褛，三餐不继。易培基上任后便开始募集捐款。
　　第一笔捐款来自蒋介石。1928年7月，蒋介石来到北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到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灵柩，告慰总理“北伐大业”已经完成。随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和新婚妻子宋美龄专程到故宫参观了一天，陪同的故宫古物审查会专门委员吴瀛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看得十分高兴，一路问着经过的情形，他看见许多破坏之处，我们趁势说穷，他便慨然地捐了6万元，写了手谕。”此后到故宫来的欧美各国公使、富商也纷纷捐款。筹到经费后，景仁宫、景阳宫、承乾宫得以重新翻建，慈宁花园中的主要建筑、御花园、宁寿宫区、咸福宫、英华殿和英华门等处都得到了大修。大修后故宫分三路轮流开放，西路增开慈宁花园，中路增设专项陈列室，东路新增承乾宫瓷器、景仁宫铜器、神武门城楼銮舆仪仗陈列等。每周中、西、东三路各开放两天，周二休息。这样安排，主要是因为院里职工和军警有限，无力应付各路同时开放。
　　为了弥补院内开支，易培基经国民政府批准开始处理与历史文化无关的物品，比如金砂、银锭、茶叶、药材等等。当时故宫中仅茶叶就堆满了七大间房子，不知道存了几十年还是上百年，早已变质。茶叶虽然不能喝，装茶的锡罐还能卖不少钱。处理金器本是行政院批准的事务，几年后，却被易培基以前得罪的人诬告是盗卖国宝，易培基愤而辞职，打了几年的官司没有结果，含冤逝世。1933年10月，北京大学教授马衡接替了院长职务，1949年，马衡专门给董必武打报告，说明易培基案发生的经过。在易培基死后十几年，冤情终于昭雪。
　　
　　文物南迁的奇迹与遗憾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3年1月日军进入山海关，平津告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担心文物遭到劫掠毁坏，与南京国民政府商议，决定选择精品，南迁储藏。从1933年2月到1949年元月，故宫文物先后经过南迁、西上、东归、北运、渡海迁台，迁徙时间之长、数量之大、路途之坎坷，在世界文物史上堪称之最。而数万件国宝历尽颠簸，几乎无一损坏，更是古今中外罕有的奇迹。
　　13427箱又64包，其中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773箱，包括无价之宝――文渊阁《四库全书》。这些文物，光打包就花了半年。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木箱，有时候外面还套上个大铁箱。故宫专门请了琉璃厂老古玩商传授捆扎方法，为确保万无一失，还买了许多普通瓷器反复实验，确保毫发无伤才开始装箱。
　　1933年2月5日中午，大批板车开进神武门，为安全起见，一直等到天黑，装满文物的车才悄然开了出来。从紫禁城到火车站一路戒严，街上空无一人，只有军警林立。2月6日清晨，两列火车从北平西站出发，车厢内有持枪宪警，车顶四周架机关枪，沿途各地方军队奉命保卫，张学良的马队随车巡逻……这是故宫文物迁徙史上待遇最高的一段旅途，此后烽烟四起，举国再无多余人力物力协助押运，千难万险也只有故宫人独力承担。
　　文物运到上海保存了四年，后又转运至南京朝天宫刚刚抢建出的文物库房。不料七七事变爆发，日军铁蹄一路南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刚刚脱险的文物又危在旦夕。故宫人决定分南、中、北三路将文物运往大后方。在故宫工作70年、当年亲身参与文物南迁的那志良回忆道：“我这才开始相信古物有灵，否则大家为什么总能在敌机轰炸、千钧一发时安然离去，翻车、翻船也都平安无事？”
　　只可惜，由于国共内战，这批文物中的2972箱于1948年底至1949年初运至台湾，保存于台北故宫。同宗同源的国宝被海峡分隔，成为两岸故宫人乃至所有热爱文物的国人心头难解之结。
　　
　　太和殿广场见证日军投降
　　
　　文物南迁期间，故宫博物院被日伪接收。1943年，日军在全城大肆征缴铜品以供制造武器，竟要求故宫将宫内所有用来贮水救火的大铜缸交出。这些铜缸历经明清两代，是重要文物，大多按历史原貌摆放在参观路线显著位置上，早就被日本人盯上。留守北平的故宫人为保国宝花费了大量心思。他们将铜缸逐一点查，分类造册，统计出刻有明清款识的铜缸98件；无款识但铜色、式样类似明代所造的125件；无款识且式样不能断定年代的54件。最终，这54只铜缸被劫走，而其他精品铜缸幸免于难。1944年6月，已近穷途末路的日军又劫走照明铜灯亭91个，铜炮一尊。这些文物被运到天津，还没来得及运到日本，日军就战败投降了。故宫将文物追回，可惜部分已残破毁坏，1943年劫走的54个铜缸无处可寻。
　　1945年10月10日是故宫博物院建院20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太和殿举行了华北战区受降仪式。其实，受降仪式原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但日军竟提出在仪式上佩带军刀、勋章，保持军国主义者的面子，这一要求违反同盟国共同规定，中方严辞拒绝。日军的无理要求刺激了饱受摧残的北平军民的尊严，华北受降区北平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将军突然作出一项惊人决定：把受降仪式改在紫禁城太和殿广场公开举行，让国人共享胜利的狂喜。这是故宫博物院永载史册的辉煌一天。10月10日天刚破晓，十几万北平民众早早赶来，挤满广阔的太和殿广场，午门、端门以至天安门中轴线上，也聚满屏住呼吸的人群。全场寂然无声，等待着庄严仪式的开始。10时10分，景山山顶军号长鸣，会场礼炮齐放、军乐奏响，抗日名将孙连仲走下太和殿台基，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司根本博等20人由太和门左腋门入场，行至受降台前，向孙连仲上将行礼，然后签字、献刀，离开会场。乐队高奏国歌，此时，沉默良久的十几万人终于一齐爆发出欢呼：“中国万岁！”“胜利万岁！”古老的故宫沸腾了！处处是欢呼、呐喊、痛哭的中国人。
　　
　　北平解放 故宫新生
　　
　　1948年底，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城外炮声隆隆，城内马衡院长忧心忡忡。此前，南京方面已经多次致电催他南下，他都称病拒绝。行政院又催促他装运北平文物南迁，他也一再拖延。终于支撑到北平被包围成孤岛，他下令闭馆关紧故宫大门，这下国宝不会离开故宫了，可他又担心战事一起文物仍旧遭殃。中共方面也在为保护古都做着不懈努力，1949年1月16日18时，中央军委电令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此次攻城，必须做到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北平的大学及其他著名而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即使占领北平延长些时间，也必须这样做。”
　　经过反复谈判，傅作义将军终于接受和谈条件，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7日，在闭馆40多天后，故宫向一个全新的中国敞开大门。重开后的故宫迎接的第一批参观者是东北解放军及华北解放军。《马衡日记》记载，经过他与军管会干部的协商安排，从2月12日开始，每天1200名解放军入宫参观，上午下午各进600人，三路同时开放，每一宫殿派一人导引解说。据参与接管故宫的罗歌回忆，解放军参观的时候，全院600多人，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在参观路线做导引警卫工作，少部分人负责烧开水，烧水的燃料是宫内堆积如山的废木料，容器是皇宫原来用以烫猪的大铁锅，“十几口大锅一字儿排开，烈火熊熊，烧开一锅锅开水。故宫的同志们便一碗碗送给野战军解渴。”
　　1949年11月9日起，故宫博物院归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领导，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拨出专款维修故宫古建，整顿脏乱环境。从1952年开始，全院职工动手，文化部、解放军出车出人协助，全面清理了故宫参观路线之外场所的垃圾和蒿草，运出的渣土、碎砖乱瓦、垃圾达25万立方米。这些垃圾，有些甚至是明代末年遗留，历经整个清朝和民国都没清理过。在马衡院长的主持下，故宫制定了古建筑的维修和保护计划。从1953年到“文化大革命”前，故宫的大小维修工程达100多项。
　　1960年初，北京市民政局组织特赦战犯参观故宫。这支队伍阵容不凡，有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队伍的临时解说员则是这座宫殿曾经的主人――溥仪。1959年12月，伪满战犯溥仪获得特赦，结束10年牢狱，回到北京。从1924年被赶出“家”门，36年一晃而过，当他走进故宫，只见雕栏玉砌犹在，恍如一场大梦。他连声说“真整洁，我都不认得了”。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溥仪这样写到：“我在这里发现了不少解放后又经博物院买回来或是收藏家献出来的东西。例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经我和溥杰盗运出去的，现在又买回来了。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获得了新生。”
　　1961年3月，故宫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革”封闭五年 重启宫门走向世界
　　
　　1966年，故宫的大门被迫关上，这一关就是五年之久。
　　“文革”风暴刚一开始，作为封建王权象征的故宫就首当其冲，成了“破四旧”的对象。1966年5月，一支军宣队开进故宫，大字报贴满宫墙。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当晚周恩来就得知一群红卫兵准备第二天冲入故宫“造反”。他立即通知故宫博物院几扇大门紧急封闭。第二天一早，一队队红卫兵齐集神武门下，大叫开门。故宫工作人员一方面拒不开门，一方面加以劝说。红卫兵见冲不进去，只好呼喊了一阵口号离去。
　　从此故宫闭馆5年，只有奉先殿例外开放，因为这里从1966年9月开始展出大型泥塑作品《收租院》。这组反映大地主刘文彩盘剥农民的著名泥塑，起初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不到三个月来了近50万观众，美术馆展厅实在承载不起这颗“美术界的原子弹”，这才提出迁到故宫。有人说泥塑要“占领太和殿”，理由是“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要扫除封建帝王的威风”，故宫文物专家坚决反对，双方激烈争执，最后互相妥协决定放在神武门城楼上，几个月后又改在奉先殿。殿前本来放着清代祭祖用的焚帛炉，泥塑搬进来展览后，焚帛炉正对着殿内的毛主席像，被认为与展览内容不符而被拆除。
　　造反派的冲击始终不断，1967年四五月间，周恩来命令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驻扎故宫“守城”，营部设在内阁大堂，战士驻在南三所、西华门。不久之后，故宫350多名员工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只剩下150人料理事务，但由于留守员工积极维护和强有力的军事保障，故宫建筑和文物在“文革”中基本安然无恙。
　　再一次开门，这座古老宫殿向全世界敞开胸怀。1970年，冷战多年的中美关系开始破冰，为向美国及西方国家宣传中国文化，故宫这张中国历史的最佳名片，担负起代言国家形象的重任，重新开放势在必行。周恩来总理召回了被下放劳动的原国家文化局局长王冶秋，任命他为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副组长，把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物系统的工作恢复起来。领导小组组织修缮了一些年久失修的宫殿，同时发动大批小学生、农民进宫拔草，他们编辑了一本名为《故宫简介》的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1971年由明史专家朱金甫起草，王冶秋修改，呈交周恩来，周恩来6月26日上午阅后批示给郭沫若，郭、王于次日上午八时，在故宫漱芳斋召开专家审稿会议，请到夏鼐、白寿彝、刘大年、林甘泉、许大龄、黎澍、史树青等13名知名专家当场补充修改。郭沫若戏称这是一场“殿试”：“一个半钟头，十一时交卷。交完卷请到慈宁宫看出土文物展览。”
　　集专家意见的小册子最终于7月4日印刷出来，7月5日，在故宫恢复开放的这一天，与观众见面。在“文革”中饱受思想压制的民众对文化如饥似渴，小册子一亮相就卖得出奇的好，日售量达7500册。人们参观故宫更是十分踊跃，重开当天涌进4万人。从这天起，神武门上的匾额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郭沫若手书的“故宫博物院”五个大字。“文革”期间，李煜瀛书写的匾额被造反派用纸包起来，上面写着“血泪宫”。重开宫门之前，为了除旧布新，改请郭沫若撰书，石工就在原来的大理石匾额背面刻制了新字。
　　1971年7月9日至11日，为尼克松打前站的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王冶秋等陪同他参观了故宫，这是基辛格三天访问中唯一一项外出活动。1972年2月25日，尼克松在叶剑英和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陪同下也参观了故宫，那天天降大雪，白雪映衬红墙，显得故宫格外壮观美丽。次年9月，法国向中国伸出橄榄枝，蓬皮杜总统成为西欧国家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在任国家元首，他的行程中必然少不了故宫，陪同他的是刚刚恢复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故宫博物院重新引起世人注目，“文物外交”由此拉开序幕。
　　1987年，故宫成为中国首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故宫的总体评价是：“紫禁城是中国五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9000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现在，故宫每天吸引着将近10万来客，其中海外游客占六分之一。从皇家禁地到全民族、全世界的公共博物馆，故宫的开放史，正是这个古老东方国度开放历程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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