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通电@谁(下)】民国时候通电全国是如何发生去

　　通电可不仅仅是辟谣、澄清这样的公告板性质，跟从前所有的舆论平台不同，民元报纸的“通电”实现了双向的交流，而且这种交流全面曝光于读者眼前。 　　1月22日，上海光复军司令李征五发表了这么一则通电：
　　“杭州蒋都督鉴：王君金发，素具革命思想，同志多年，备尝艰苦，至此次浙省光复，王君之力为多。公任都督，严命捉拿，并将其枪械扣留，北虏未除，操戈同室，凡属同志，窃恐人人自危，公能以德服人，何患不能统一，夙仰宏亮，敢以直陈，幸希鉴察，并乞电复。沪军光复军统领李征五叩。”
　　李征五是王金发光复会的同志，现在听说王金发被浙江都督“严命捉拿”，又扣留枪械，在情在理，都该去电询问。但他并非直接致电浙江都督蒋尊簋（百器），而是使用报纸通电形式，这就是一种舆论压迫。
　　蒋都督的回复刊登在两天后（1月24日）的报纸上：“光复军统领李征五暨各报馆鉴，得电大诧，与事实全不相符，仆与王君多年同志，现当民国初基，正赖共济，虽极昏愚，岂有自启摧残之理，光明磊落，自问无他，至扣借枪械，具有办事苦心，俟季高见面，定当了悟，执事智者，毋惑流言。”
　　这是承认了“扣借枪械”，但不承认“自启摧残”。经此一往一复，浙江政界的内部斗争等同公布于天下，媒体随即跟进。《申报》1月30日刊发了题为《杭扣留军火交涉》的新闻，读者才了解，原来这起扣留军火案，陆军部黄总长及各同志和平调停，已历多时，久未解决。就在蒋尊簋回复李征五的两天后，1月26日，王金发跑到杭州大吵大闹，要求还他的枪械――报上的用辞是“晋谒都督，据理争议”，王金发岂是那等谦逊之人？
　　蒋都督究竟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扣留枪械？读者并不清楚。民国元年，变动方休，整个政治架构都没有理顺，肯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说来说去，蒋尊簋身为浙江都督，拿绍兴军分府王都督也没什么办法，只好向省临时议会求援，请议会“秉公评判”。找到议会的莫永贞议长，才发现议会休会一周，连忙打电报给宁波、绍兴、嘉兴、湖州各地议员，要他们回杭州开会，解决这档子事。报道最末，为蒋都督澄清了一下，说他们是力劝王都督，暂缓回绍，“外间所传王分府已被拘留，实系讹传”。
　　自此，浙江官场新闻不断，大抵是负面消息。到了2月11日，旧历年将至，浙事突然来了一次总爆发。
　　这一天，《申报》上出现了一批通电，全是指责，不，是指控蒋尊簋的。打头的是“光复会员电”，电文称：“南京同盟会孙大总统汪总理鉴：贵会员蒋尊簋前在浙时，诱卖本会员某某，在粤东西摧残志士，黄总长钮次长谅有所闻，今又钻营任浙都督，引用姚刘诸汉奸，私植党羽，前数日前在申拜结亡清诸逃员，日数十起，昭昭在人耳目，既贻贵会羞，复为民国害，不速加诛，贵会养痈贻患，何以答同胞？光复会员吴锡斋吴�俞忠郊赵文衡沈滨应兆松陈庆安毛镇焕等百三十同叩。”可谓杀气腾腾。
　　紧接着，绍兴同盟会、宁波同盟会、严州同盟会、处州同盟会纷纷通电，异口同声，说蒋尊簋“以军法部勒浙中官吏”，“反对民党”，“任用汉奸”。最后一致要求将蒋尊簋“斥革出会”。
　　有攻方，就有守方。2月13日，“光复总会”出来说话了。他们致电“孙大总统、驻宁各军队、各团体”，认为浙江同盟会对蒋尊簋的攻击“未免责备过情，当此共和肇始，理应和衷共济，长此各执意见，浙事糜烂，后患何堪设想，乞速调和，全浙幸甚”。有意思的是，替蒋尊簋说话的，还有一位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的“何剑飞”。
　　从这些通电我们可以看出，“通电”本身几乎没有任何门槛，私人可发，团体可发，官员可发，平民也可发。这些通电主体，又基本是在同一层面对话，旅沪的广东人，可以集体通电大骂在京的梁士诒“为袁氏腹心……�张为幻”，表示“窃为公所不取”（1月27日），红十字会会长沈仲礼，也可以通电质问北京袁世凯为何纵容安徽倪嗣冲“焚毙伤兵，破棺弃尸”，严重违反国际公约优待俘虏的规定。袁世凯也即发表通电，回称经询问倪藩司，绝无此事，要沈“勿听浮言” （2月13日）――这封通电的重要，不在于袁世凯回复的内容，而在于：内阁总理大臣毕竟站出来回答了一个民间团体的质询，这种舆论上的平等权，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在民元之后，似乎也渐次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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