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山深处的红色震撼|大巴山深处

　　 1,秋到深处,又是远山叶红之时。 　　每到这个时节,对四川盆地周边那些大山的向往,骤然放大。这回,我锁定了光雾山、米仓山――大巴山深处的巨大山群。驱车从绵阳出发,过广元,过棋盘关,进入陕西境内,还要过宁强、勉县,到了汉中再折向南郑,一路南行。塘汛、牟家坝、红庙、喜神坝、庙坝,这么多的异乡小镇,都还在汉中那个小盆盆里。车子在山间盘旋,头顶上雁叫声声。我就像一只南飞的候鸟,按照祖先遗传密码的指引,扑向另外一个故乡。
　　车子在最高的垭口猛然刹住。高敞处,一座门楼高耸,正面刻“秦关”,背后写“蜀门”,横亘两省的边界之处。上楼,脚踏川陕,远眺南北,感觉立刻像伟人,站在时间和空间的关键节点上。群山连绵,峦峰苍莽。眼前这些大山如大地剧烈起伏的胸膛,它们让我看到了大自然的博大、壮观、力量和十足的动感。 “噫吁,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我想,李太白这些句子,只有站在这样的地方才吼得出来。
　　背后是巍巍秦岭,前面是茫茫巴山,一山分南北，南北两重天。它是中国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千百年来，也是阻隔经济交通的自然屏障。“关”，是八百里秦川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关；“门”，是四川盆地曾经长期门户闭锁之门。没有这条鸡肠般迂回曲折的公路，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与世隔绝的地方。
　　我知道，在大巴山系这些深深的褶皱里，茫茫林海之下，蕴藏了丰富的矿产，尤其是油气资源。我想，不仅仅是这些。
　　它一定还隐藏了很多很多其他的秘密。
　　
　　 2,我当然是冲着这里的红叶而来。它是绝对的主角，已在心中摇曳多年。
　　好像但凡珍贵的东西都不会轻易示人一样，红叶满山的景象迟迟不肯出来。车在深山，很久很久了，看见的还是山区的寻常风景。终于，要接近景区了，但车子还在景区五六公里之外就堵住了。山间公路的两边，一来一往，车子都是首尾相接。弃车步行，在车的缝隙间穿行，很辛苦。后来的返程，更惨。漆黑的夜，蜿蜒看不到头的车灯，一米几米地挪动，十几公里的路程用了两个多小时。就是下午在大坝景区，换乘所谓的观光车，也就是普通的大巴，人暴多。秩序无法维持，严重超载，拥挤得几乎让人窒息，我几次都想下车，呐喊一声，我不看他妈的什么红叶了！
　　我当然没有放弃。最终的坚持，还是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米仓山，黑熊沟，大小狼沟，这些地方红叶都漫山遍野。细雨初晴，几缕阳光透出云层，泼洒在巨大的山体之上。远看起起伏伏的大山，近看高高低低的树冠，色彩斑斓。翠绿、苍绿、土绿，金黄、橘黄、土黄、棕黄，更炫目的是红。据说在所有的色彩中，红色在光谱中拥有最长的波长，是最容易被视觉接收到的颜色。所以在大山莽野之上，红叶，那些大红、橘红、绛红、紫红、赭红、土红的树叶，经阳光照耀，显得最热烈，最抢眼，最强势，最震撼，最有冲击力。铺天盖地压倒一切的红叶，在其他色彩的烘托和参与之下，汇合成色彩的泛滥，色彩的巨浪汹涌，甚至像是色彩的连环爆炸。相信此情此景，现场之外，任何人为的艺术，都无法模拟。因此，在这个清冷的秋末冬初，在满山红叶的现场，面对这样恢弘的场面，让我们的内心，很容易灼灼燃烧。
　　持久的兴奋，让我们一直呈微醺状态。拿照相机和手机狂拍的人们，人人面带酡红，似沉浸于节日的狂欢。离开大路，离开熙熙攘攘的人群，进入林间小路。踩着层层红色的落叶，连脚底都感觉有热度的传递。
　　让一切都静下来，慢下来。
　　落叶纷纷如蝶，歇在头顶，落在两肩。
　　我从地上捡起一片红叶。它似枫非枫，绛红。我摩挲它的质感，掂量它的重量，也掂量其中阳光、水和风霜的含量。
　　我想，这漫山遍野的红叶，感动和冲击我们的，不仅仅在于它们色彩的绚烂、气势的恢弘，更在于它们对于生命的深刻诠释。那些树叶，经历了春的萌动，夏的蓬勃，秋的凝重，而在秋末冬初，它们在抵达生命终点的时候，一夜霜风，猝然绽放出绚烂的火红，给世界献上一道大自然的色彩盛宴。红叶，是它们的绝唱，是它们生命的最后形态，是生命力最集中最惊艳的释放。即使严冬来临，朔风中掉下的最后一片叶子，也会悄然飘落母体身旁，融入大地，化作春泥，将自己最后的能量和营养，加入来年春的萌动。
　　大自然中，生命，就是这样地前仆后继，用一个个季节的轮回，生生不息，完成了一次次生命的接力。
　　
　　 3,回到驻地已晚。借宿的农家小院，炊烟已熄。重新生火做饭，吃了一顿很晚的晚饭。阵阵穿堂风里，我们一行几人，吃了房东为我们提供的一只土鸡，一盘野猪肉，几碟野菜。我还贡献了两瓶朋友远道捎来的台湾金门大曲。
　　我们一是为了慰劳一下自己，二是的确需要解乏，御寒。
　　早晨，一大早女主人就在为我们熬粥、炒菜、烙饼，还用最地道的土鸡蛋煮了卤蛋。临别，年轻的女主人拿出来的账单，食宿花销比我们预想的还少了一大截。为了记住这户善良淳朴的巴山人家，我特意问了她当地地名。她颇天真地笑了，我们这里就是入川第一村铁炉坝呀，过去巴山游击队的队部就在我们这个旮旯啊，哦对了，前面几步就是巴山游击队纪念馆呢。
　　就这样，我们在对这里已经别无所求的时候，顺访巴山游击队纪念馆，与七十多年前在这里叱咤风云的一群英雄意外相遇了。
　　 4，铁炉坝，这个深藏大巴山最深处的小村，想不到，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平静的地方。
　　据介绍，它是米仓道上有名的古战场遗址。汉高祖曾经在此练兵，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就发生在附近；三国时，这里是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后勤基地，也曾有过多次激战；近代，清军经略额勒登保，曾率提督杨遇春统兵于坝内，大败白莲教首领之一徐天德；二十世纪初，兵，匪，民团，频繁往来此间，在铁炉坝发生了多次血拼。
　　它历史上最厚重的一页，是从1932年掀开的。
　　这年冬天，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进入川北，与当地革命武装会合，攻下南江、通江、巴中等县，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其范围，包括二十三个县，一个特别市，约六百万人口。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一万六千多人扩大到5个军，八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童子团、妇女独立团等地方武装，发展到十余万人。苏区还拥有自己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造纸厂、印刷厂，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被毛泽东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疆域”，俨然一个红色国度。
　　革命如火如荼，席卷了大巴山南北。当时，总人口仅二十万的南江县，参加红军的就有两万。在铁炉坝，几乎家家有人加入红军。
　　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按中共中央指示，撤离川陕根据地，进军西北。
　　红军主力撤离前，决定组建一支游击队，继续经营敌后根据地。
　　这个被命名为独立师的游击队，由数个正规军连队和一些地方干部组成，约一千人。
　　这支小小的部队，相对于红四方面军主力来说，只是它这部庞大机器卸下的一个小小的螺丝钉，是孙大圣拔下的一根毫毛。相对于强大敌人来说，他们是扎入肉中的一根刺，是草原上丛林中落单的一头小狮子。
　　没有后方支撑，没有友军支援策应。在我这个凡夫俗子看来，这是一场一开始就知道结局的战斗。
　　1935年2月至1940年3月，刘子才、赵明恩先后领导这支队伍，在难以想象的险恶条件下，开辟了以铁炉坝为中心的500平方公里的游击根据地，与国民党正规军、地方民团武装进行了长达5年的艰苦战斗，对于牵制川陕军阀，配合红军长征，延续革命火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1940年春，巴山游击队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中失败，挽上了它悲壮的句号。
　　巴山游击队在大山里孤军苦战，而中共中央也在牵肠挂肚。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与一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就问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傅钟，苏区还留有多少红军？9月，张闻天也说，要同通南巴游击队取得联系，以协同动作。 从1937年5月起，延安多次派人，给游击队送来信件、书报、地图，通知游击队开赴延安。甚至，有一次周恩来曾经亲自请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的赵明恩之妹赵明贞拍了照片，写了亲笔信，并由赵明恩的同学魏传统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写了一封长信，一并经蔡畅交给中共汉中特委办理，不幸，这封信，也没能送到游击队。
　　最后一次努力是在1940年春末。当时党中央不知游击队已全军覆没，还经八路军办事处，派人到南江联系。
　　游击队始终处于国民党军的围剿之中。即使国共合作开始，国民党当局也将他们视为土匪，拒不给予合法地位。从川北到陕北，广阔的国民党统治区，遥远距离，游击队要开赴延安，除非长出翅膀。还有过于严酷的环境，使他们对外界高度警觉，延安多次派出的信使，并不敢轻信。他们需要万无一失。因此，“开赴延安”，对他们而言，那只是一枚高悬空中的果子，美味诱人，但是遥不可及。
　　脱离大部队，就脱离了大的历史。
　　但是，他们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5,作为一个封建制度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统治与造反，压迫与反抗，残酷的政治斗争，曾经形成了以暴制暴的循环。
　　红军主力刚刚撤出根据地，国民党势力卷土重来，还乡团、清共队、清乡军、侦缉队、检查所之类，穷凶极恶。他们对苏区军民实行的政治报复，其疯狂和野蛮，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应该是最极端的案例之一。
　　有一段资料整理摘录如下：
　　
　　敌人在所谓的“匪区”开展了大搜捕、大烧杀和大抢劫，抓捕杀害红军伤员、掉队战士、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参加过苏维埃工作和参加过打土豪的群众，洗劫红属、干属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肆意奸淫妇女，甚至当过童子团的小女孩，也成为他们的奸污对象。
　　凡被他们抓捕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员或为红军、游击队做过事的群众都惨遭迫害。即使不是直接杀害，至少也受以酷刑而致死或伤残。刑法之残酷，花样之繁多，骇人听闻。其刑法的种类有：
　　点天灯：用棉花蘸上油，贴在人身上烧。
　　劈甘蔗：先把两只耳朵削下，再用马刀向头上砍。
　　肉香炉：把人头戳眼，插香。
　　剃枝扫叶：先砍掉两只手，再砍掉两只脚。
　　剥指甲：把手和脚的指甲用刀剥下来。
　　上刀山：把树棒锯成缝，嵌进八把快刀，再把吊在梁担上的人往刀上推。
　　卵弹琴：把人绑在柱头上，用绳拴住生殖器，绳子另一头拴在树上，用棒敲绳子。
　　弹泥弹子：把子柏树拉弯，将树尖去掉削尖，插入肛门，然后放开柏树，人被弹向空中甩下地。
　　猴儿搬桩：将两手拇指和两脚的拇指捆在一起，挂在长板凳上，再用辣椒水往鼻孔里灌。
　　割生殖器：男的用刀把生殖器割掉，女的用木棒削尖插入阴道。
　　剖腹挖心：把人的胸腹剖开挖出心子。
　　挖眼拔舌：把人的两个眼球挖出来，再把舌头拔掉。
　　抽筋剥皮：先把人皮剥掉，再把脚手的筋抽了。
　　青蛙晒肚：将双手和双脚反吊起，在腰部压一块石头，再穿一根木棒，两头用人施力压。
　　放竹筏子：将人放在长板凳上，两头捆于板凳上，再用木棒穿入背脊梁用力压棒。
　　吊半边猪：将左手、左脚或右手、右脚吊起，用木棒打。
　　吊金木脑壳：用绳子拴着头部，吊在屋梁上，胯下再吊一块磨扇子。
　　打红帕子：用刀在头部周围削去一寸宽的肉皮，形似包一红帕。
　　挂红：在头角上用刀削去一条皮肉，再翻过去形状似挂一块红布。
　　打裹缠子：用刀将小腿划成很多八字形，状似打的裹腿。
　　打挺杖：用刀把脚心割破，从刀口插进竹签子。
　　五牛崩尸：把手脚和头部分别拴在五头牛身上，再用棒打牛，让牛一齐向不同方向奔跑。
　　此外，还有什么空中悬人、踩地绷子、栽美人桩、整活门神、烧人团花、栽桩、打鸭儿浮水、挂干人皮和插桩推磨等计三十多种。
　　杨三元，曾在乡苏维埃当过主席，被反动派抓去剖开肚子，挖出心肝，割去舌头而死，还把身上的肉割下来炒起吃了。
　　游击队员王大帮，被抓先被砍去双腿，两天后再把头砍掉。
　　曾当过游击队长的王学元，全家七人全部被杀。其妻子被杀以后，还用一根木棒插入她的阴道……
　　
　　这段文字，我把它摘录在这里，其本身，就对我自己构成了挑战。因为，它反应的内容太残忍、太暴力、太血腥、太恐怖、太灭绝人性，因而，我仅仅是摘录，也觉得残酷，有犯罪感。
　　但是，不这样，就无法还原历史原貌，就不足以说明巴山游击队所处环境的险恶，不足以彰显他们精神的坚韧、人格的伟大和生命的精彩超凡。
　　
　　 6,我更愿意跳开干巴巴的历史叙述，把目光投向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关注他们的命运，关注他们在历史和人生舞台上的表演。
　　刘子才，安徽六安人。他临危受命，成为红军巴山游击队司令或者独立师师长时，才 23岁。在当代，这还是个到处找工作的岁数。而他，已是从鄂豫皖根据地转战过来的“老红军”了，已先后任中共亦北县委书记、绥定道委书记。真是时势造英雄啊。
　　1935年春天，在嘉陵江那个渡口，看着红军大部队绝尘远去之时，留守敌后的使命、千余号人的命运，从此系于一人。我无从猜度刘子才此刻是怎样的心情。但是刘子才此后的表现还是出色的。在他率领下，游击队多次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将队伍发展到1200人，形成以铁炉坝为中心的川陕边500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和游击区。但是，正因前几次反“围剿”均取得胜利，刘子才麻痹轻敌，以致1936年春在铁炉坝陷入胡宗南部的重重包围。据当地人讲，哨兵向他报告说被敌人包围了。刘子才正在吃饭，他说：几个毛毛匪，怕啥！等我吃完了再收拾他们。话未说完，四面枪声大作，他这才仓促应战，率队突围。但经此一战，游击队损兵折将，由1200多人锐减到200多人。夏天，游击队又在小坝遭敌偷袭，几乎全军覆没。
　　如果说，指挥作战失利暴露了刘子才在军事上还欠火候，那么后来他主动揽责、自降为伙夫，关键时刻力推自己的部下赵明恩为游击队最高领导人，特别是游击队全军覆没之后，已经突围的他还到处寻找旧部，力图东山再起，则表现出他政治上的坚定和成熟。1940年春夏之交，他不幸被叛徒带领下的国民党军抓住，在狱中经受住了威逼利诱，慷慨就义，用自己的一腔热血，证明了对革命的赤胆忠心。
　　赵明恩是在焦家河边的岩洞里被推上游击队领导人位置的。经历了1936年夏天的惨败之后，刘子才已经靠边，是批判的对象。代理他的吴三保，也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败下阵来。在幽暗的洞窟里，幸存的60余游击队员都把目光聚集在政委王天海身上。但王天海却说，几仗下来就剩这么几十人了，我看还是散了吧。于是，就有人砰地开枪，王天海应声倒地。经此一变，大家清醒了，重新凝聚起来，在刘子才等人的提议下，一致推举时任二营营长的赵明恩为游击队的最高领导人。
　　赵明恩是达县蒲家场人，高中毕业。那个时代，一个高中生，其稀罕、珍贵的程度，绝不亚于今天的博士后。能够供养他读完高中，也足以说明家境的殷实。因此，他并非是无法生存而造反。他17岁就参加了共产党，闹学潮，搞暴动，两次入狱。1931年，还是红军打开死牢，救出了危在旦夕的赵明恩。他不但自己投身革命，还把两个妹妹也带进了这个要冒杀头风险的组织。这个同样年轻的游击队领导人，迅速展示了他的政治远见和领导才能。在白色恐怖中的原苏区，他领导游击队重整旗鼓，打击恶霸，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繁荣商贸，建设统一战线，经营根据地。在军事上，补充兵员，展开类似特种部队那样的极限生存训练，想方设法获得先进武器，还在要道垭口设幺店子充当线人、组建情报网络，甚至还建立了简陋的军火作坊。到1938年，巴山游击队又发展到七百余人，开创了游击队第二个鼎盛时期。
　　张绍祥，比赵明恩大一岁，其父曾在甘州七任县官，叔父张笃伦历任汉中专员，本人在老家南郑有高墙大院，20余家丁。按说，张绍祥是阔少爷，花天酒地才是他的生活，与共产党游击队不可能成为同路人。但是，他受共产党人的感召，携妻弟颜云清、伙计张占奎，投身革命。他将自己祖业变卖，利用自己的人脉，13次为游击队买枪，还潜入南郑城里夺取国民党散兵游勇的武器送往游击队。1940年2月，巴山游击队经过5年的反围攻战斗，终因敌众我寡遭受失败，独立连长张绍祥用木筏将数名游击队员隐蔽于龙洞阴河，避开了敌人搜山。随后，他改扮商人，重聚革命力量，继续坚持斗争。1940年5月，张绍祥乘夜回家，不幸被叛徒出卖被捕，绑赴南江刑场。临刑前，张绍祥冷笑着说：你们杀吧，再过20年，老子还要跟你们拼！
　　悬殊的力量对比始终无法改变。1939年冬，国民党部队对巴山游击队进行大规模“川陕会剿”被粉碎之后，紧接着由熟悉大巴山地形和民情的21军旅长李子犹率7000人马，对游击队实施了新一轮残酷“清剿”。李子犹到处构筑碉堡，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他采取“放水捉鱼”策略，将包围圈内的农户赶走，取消幺店子，制造“无人区”， 他还派人装扮成游击队走家串户，发现谁热情就以“通匪”抓去坐牢杀头。这样，就断绝了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断绝了粮食、武器、情报来源，真正成为无水之鱼。后来，管理排长牺牲，带走了山上储备的粮食、弹药的秘密，游击队陷入绝境。
　　吃草根树皮，日夜行走于冰天雪地，还要随时投入战斗。
　　死亡是对人最残酷的考验。面对死神，三六九等，形形色色，这时都会显出原形。美丑善恶，人性兽性，都被它骤然引爆。
　　一方面，赵明恩等人赴汤蹈火，战斗在生死线上。最后一次战斗，20余游击队员被围困悬崖，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崖下的纵身一跳。
　　即使血雨腥风，许多群众依然冒死闯过敌人的封锁线，为游击队送粮送盐，不少乡亲为此惨遭杀害或者冻死山头。
　　另一方面，游击队中，也有人将自己灵魂的卑劣丑恶暴露无遗。
　　1940年1月下旬，朱天寿将5位游击队员骗去老百姓家背米而杀害，然后投敌。其中遇害的管理排长掌握着山上埋藏干粮、弹药地点的秘密，失去补充，弹尽粮绝，成为游击队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
　　2月，一个叫易和尚的队员，借放哨之机，杀害熟睡的营政委赵孔贤及其警卫员投敌。他的叛变，在内部造成震荡，为其他叛徒起了示范的作用。
　　接着，副营长管业元潜逃投敌，不但将他掌握的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行动计划、活动规律等核心机密拿去邀功求赏，还带着敌人循迹追踪，穷追不舍，最终将游击队围困。他是将游击队置于绝境的元凶。
　　随后，秘书李小元投敌，充当鹰犬，带敌人到处搜捕。正是他，带人将已经突围出去以织布为掩护收集旧部的刘子才抓捕。
　　最不可思议的是杨芝芳。当年作为一个小叫花子，他是在奄奄一息时，在雪地里被赵明恩相救并且收留。八年来，赵明恩亲兄弟一样待他，让他一直跟在身边。他和谢顺朝、罗天义在赵明恩率领下突围出来的那个晚上，行至猪槽沟，在一棵大树下休息时，极度疲乏的赵明恩很快就在火堆边沉沉睡去。这时，杨芝芳举枪，向他的后脑勺瞄准，扣动了扳机。
　　罪恶的子弹让沉睡的游击队司令从此长睡不醒。
　　也许，他正在梦中策划如何东山再起，就像刚才他向仅存的三个部下宣布的那样。
　　但是杨芝芳一切都不相信了。绝境中，他只想保命求生。他想修改自己的命运，必须先修改他领导的命运，甚至游击队的命运。
　　一切都在瞬间改变。
　　赵明恩的头颅被杨芝芳割下，向国民党当局请赏去了。铁炉坝和喜神坝的8位老乡，连夜将没有头颅的英雄遗体偷运到铁炉坝村掩埋。为防止敌人掘坟，他们在坟上栽上树木，取名“财神庙”。
　　当地人说，赵明恩死后，国民党派了一个连来找尸体。找不到，恼羞成怒，就把参与运尸体的其中三个人活埋，还有一个惨遭剐刑。
　　不过，英雄的头颅并没有给杨芝芳换来什么荣华富贵。相反，他也仅仅苟活了十来年。1952年，他在南江县城被公审枪毙。
　　
　　 7,也许，人生如戏。
　　七十多年前，燃烧着理想的赵明恩和他的战友们，是以一出最悲壮也最精彩的演出来谢幕的。
　　从这一点上说，他们也如同漫山遍野的红叶。
　　责任编辑 卓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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