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人心得失，存亡攸关。中国改革走到今天，正面临变局。时代常常会把一些难得的机遇摆在政治家面前，看你能不能把握。伟大的领导者往往能辩证地把握住先机，推动时代前进。在叶剑英元帅诞辰115周年之际， 重温叶帅一生的信念与追求，回眸伟人的功勋和精神，感悟中禁不住拿起了思索的笔。
　　放弃与坚守：从用白兰地洗手，到舍利舍命救国救民，历九死一生
　　叶帅出生在清末（1897年4月）的一个华侨家庭里，他从小聪颖好学，深受屈原、岳飞等爱国志士的影响。十几岁的时候，他被长辈们派到马来西亚怡堡地区，在家族开的锡矿负责算账。后来，锡矿倒闭，父亲对他说：“纵观天下大势，你还是从武好。”1917年，血气方刚的叶帅考入中国四大讲武堂之一的云南讲武堂炮兵科。他的面前展开了新的天地，学军事、学科学、学各种社会知识。国内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民怨沸腾的现状，促使他立志投身到国民革命中去，为振兴祖国奋斗。
　　从讲武堂毕业后，叶帅供职于孙中山身边。陈炯明兵变时，他紧紧护卫着孙中山。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临危不惧的精神，使他深受教益。在跟随孙中山的日子里，叶帅也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是可以佩剑、佩枪进入蒋介石卧室的少数军官之一。他参加黄埔军校筹建，建校后任副教育长职务。而立之年刚过，又被任命为新编军第二师代理师长，同时还兼任两广盐务管理的官员，收入非常丰厚。据叶帅回忆，当时他不仅薪水高，外出有轿子抬着，还有挑夫挑着丹麦进口饼干、炼奶、白兰地……随时可以吃喝。有时吃东西没水洗手，随行人员就用白兰地给他洗手。此时，他面前是条升官发财的坦途。
　　但叶帅的抱负是不畏艰险，救国救民。他向往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并于1924年申请加入，但因是蒋介石嫡系而遭到拒绝。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国民革命陷入困境。叶帅认清了蒋介石的面目，毅然放弃高官厚禄，冒着生命危险，通电反蒋。同年7月，叶帅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中，他机敏策应起义。与许多志同道合者一起，共同肩负起解放祖国和人民的大业。
　　广州起义时，任副总指挥的叶帅坚持战斗到最后，退路已被截断，交通要地均被敌方把守，满城白色恐怖。险境中，叶帅机智地借了同乡李运全的证章化装过关卡，镇定地由沙面登轮赴港，去参加广东省委的秘密会议。
　　长征中，叶帅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协助朱德总司令打了不少恶仗，他身上的弹伤就是在长征路上留下的。
　　抗战中的1940年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叶帅身为共产党方面的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单刀赴会”。会上，国军将领群起指责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制造摩擦”、“自发纸币”……叶帅沉着舌战群儒，他针对被数的“罪状”——举出实情驳斥，并用手举起一张票面不清的破旧角票说：“你们看，烂成这样不能再使用了。角票是辅币，我们怎能不发一点就地使用呢！”事实上，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币制十分混乱，连一些小县都在自印角票。与会诸将听后，均觉得十八集团军也情有可原。蒋介石本想利用参谋长会议收拾十八集团军，却反被叶帅出奇制胜。
　　以上只是叶帅在严酷岁月“经得艰难考验时”的星星点点。
　　纵观历史，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有大智大勇的先行者和献身者，他们的队列凝聚成中国的灵魂，中国的脊梁，代代传承着。
　　“打杂”与密战：奠基我军参谋事业，力助最高统帅部决胜千里，却从不居功自傲、从不擅权自重
　　正确的判断，源于正确的情报。《孙子兵法·用间篇》写道：“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战争中，要知己知彼才能取得胜利，尤其是处于劣势的一方，其情报工作的深度、速度、广度，最为重要。
　　1930年夏秋之交，叶帅从苏联学成归国。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任命他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总参谋部部长。甫到任，叶帅即着手组建起四个职能局：第一局（作战）局长左权，第二局（情报）局长钱壮飞，第三局（通信）代局长翁瑛，第四局（供给）局长杨志诚。中国工农红军有序的参谋工作从此开创，并在此基础上健全发展为我军后来的总参谋部。
　　军史研究者认为，当年红军几次反“围剿”和长征四渡赤水等战役的胜利，情报信息的及时准确是前提，正确运用是关键。其时，红军已拥有高超的电报破译技术，对敌方的战略战术了如指掌，故能用兵如神。
　　到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我军情报工作的准确、迅速又进了一大步。当时国民党的关键部门，如中央党部、国防部、陆海空三军的司令部、保密局、甚至南京电台总站，都有红色特工在活动。周恩来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1947年初春，蒋介石令胡宗南纠集23万兵力重重包围延安。毛泽东说：我和恩来、弼时组成前委，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领导中央工委，开展中央委托的各项工作；叶剑英、杨尚昆、李克农领导后委，全国军事的动态、情报和形势状况，主要靠后委提供。前委、工委、后委，是那段特殊时期里扭转劣势的坚强组合。
　　在党中央和叶帅的指挥调度下，中央军委90%的电台设在后委，形成一个严密而灵活的情报网。为了保护好中央的核心前委，后委和前委只由一部电台用较弱的电波联系，使进攻陕北的敌人始终没有弄清中共中央机关到底在哪里。王震说：“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央后委在隐秘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解放战争的非常年代里，总参谋部的工作，完美配合最高统帅部领导军队转战南北打漂亮仗，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横扫蒋家八百万兵。仅林彪的东北战场，总参谋部就派了两三百人，好几十部电台，协助打好了各大战役。
　　叶帅的整个总参生涯，屡建运筹帷幄之功，被誉为“我军参谋事业奠基人”。那年，叶剑英传记组的同志请他讲述对参谋事业的贡献。叶帅说：“这不是我的战功，是总参谋部的战功。我一生只是个‘打杂’的。”有坚强的党性原则，从不居功自傲，从不擅权自重，叶帅等老一辈的共产党人大都是这样。毛泽东说：“剑英这个人，对前几把交椅是不争的。” 　　“打杂”打出元帅功勋，这源于叶帅一生坚持手不释卷。不仅是马列著作，举凡科学的，军事的、政治的、人文的……他都刻苦学习，而且一丝不苟，善于思辨。
　　据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军研究部副部长李欣（原名李鸿模）回忆：“六十年代初，叶帅交给我重新校译和翻译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任务。他说：‘你留学德国，懂德文，想办法把《战争论》翻译出一个好本子。’接着，叶帅把他点读过的德、法、日、俄等好多版本的《战争论》交给了我。”《战争论》是世界军事经典，核心讲军事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走到极端，手段就是军事，哪怕到了核战时代，军事仍然是政治的继续。因此，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叶帅就曾组织总参谋部翻译《战争论》，供我军高级干部阅读，但限于当时的条件，翻译尚未精准。在重新翻译《战争论》的过程中，李欣每翻译出一部分就送叶帅一部分。叶帅在海南岛休假，还要译文带去审阅。待全书译完，叶帅满意道：“这回《战争论》能读下去了，能读懂了。”
　　“忙时从工作中过，闲时从读书中过”是叶帅的日常准则。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字条：“抓紧时间工作，挤出时间学习，偷点时间休息。”《辩证法唯物论诸问题》这部近33万字的书，他是连续用9个早起的时间来读完的。
　　坚忍与抗击：大任在肩，大局在胸，日批文件300份，凝聚党心军心民心，人民江山像泰山一样稳固
　　叶帅一生风云跌宕，遇逆流不退，临大节不辱。他常说：“革命者要学会容忍。一个人能够容忍别人所不能容忍的事，就是英雄。”
　　据苏区时期在叶帅身边工作过的吕黎平回忆：在1933年至1935年的两三年时间里，叶帅的职务高高低低变动了八次之多，但我看到他每次调动都没有怨言，始终以革命利益为重，毫不计较，勤奋工作。
　　西安事变，抓蒋而不杀。叶帅协助周恩来折冲樽俎，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促成了全民抗日的统一战线，所涉各方都作了忍让。叶帅从中切身感悟到大局成败与进退有度的环环相扣。
　　新中国建国之初，叶帅主政广东、主持广东土改，却因为抵制极左错误受到连番批判，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连发社论抨击。叶帅蒙冤被免去党政要职。他无条件服从党的安排离开广东晋京，转任军事科学院院长。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批二月逆流”、“揪军内一小撮”、“反击右倾翻案风”，把矛头指向叶帅等老一辈开国元勋。为监视叶帅的动向，监视者把电话线绕上电话机。叶帅机智地细数清绕的是几圈，每次打完电话即原样绕回，破了监视者的阴招。当时，他家里的6个孩子4个被下了大狱，连保姆都被抓了。但叶帅沉住气应对，他的谨慎是有胆略的谨慎，一丝一毫不马虎大意。毛泽东评价他“诸葛一生为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深具慧眼。
　　“文革”期间，许多开国元勋被打倒，老帅中只有叶帅在位主持军队工作，情势混乱险恶。叶帅的处境比被打倒的人还艰难得多。他在京郊的玉泉山坚持工作，每日批阅文件约300份，一方面要力保国家安全，一方面要时时防避“四人帮”的迫害，分分钟要准备被打倒、准备战斗。叶帅深明：忍着一口气，就能争取一点可用之权，就能办一点事，就能力挽狂澜于既倒。他的忍让，是出于利天下的忍让。
　　徐向前元帅回忆当年的情景，对叶帅作过这样的评述：“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他听到风声，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严令保护我的安全，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我，安排我转移到西山去住。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使我难以忘怀。”
　　然而，叶帅也不是一味忍让。他有着超乎寻常的远见卓识，往往别人只看到局部或平面，他却能博观约取、居安思危，前瞻性地立体透视全局，故生死存亡之际能拿得起，放得下。“文革”中，面对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乱党、乱军的局面，他盛怒拍案，小拇指受震骨折。敢为党争，敢为民争，不分裂党是叶帅抗争的大前提。
　　“二月逆流”的开场是叶帅先打的。1967年，上海的“一月风暴”把上海市政府改名为“上海公社”。叶帅在中南海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问陈伯达：“请教老夫子，上海成立人民公社，连国体、政体都改了。这样的大问题，不经过政治局讨论，你们想干什么？”陈伯达说：“我都无地自容了”。会后，叶帅把情况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剑英说得对，成立革命委员会好。”
　　叶帅在“文革”中，对党内健康力量的保存，对“四人帮” 干扰破坏的抵制，有着砥柱之力。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大都自觉坚持在党内的合法斗争。周恩来曾用唐太宗李世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诗句来称誉叶帅。
　　1976年10月，华国锋和叶帅等中央核心领导，顺应党心军心民心，把握先机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文革”内乱。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叶帅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不久，他又从大局出发，力主请邓小平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力挺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从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路线上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创造了重要条件，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国家不断向现代化迈进。
　　原则与灵活：大事不糊涂，立事能作空前谋。高风亮节，乾坤巨手
　　粉碎“四人帮”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华国锋在党的会议上提请叶帅当主席。叶帅站起来庄重地说：国锋同志比我年轻20多岁，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与会政治局成员经过认真讨论，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
　　爱护干部，起用人才，叶帅一以贯之。还在红军年代，叶帅就特别重视保护干部。当时，行左倾路线的领导要把反对过自己的同志“甩掉一批，杀掉一批”。叶帅明确地提出：一定要保护党的同志、党的骨干。他深入考查干部，甄别他们问题的性质，挽救了许多干部。新中国建国之初，广东干部受“反地方主义”打击，七零八落。叶帅深感痛心，他离粤时含泪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他认为：我们的党能够在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取得一个个胜利，除了有民主集中的领导中枢和正确的路线政策外，还要有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才能带领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赢得天下归心。
　　就在“四人帮”被抓起来的第6天，叶帅的儿子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提出了新时期治国的“隆中三策”。叶帅对此十分欣赏。随后，他对胡耀邦提出了总结十年“文革”的历史性课题，提议胡耀邦开一个理论务虚会。他说：“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他深明：处事有原则性还要有灵活性，而最难的是两者结合。在维护大原则的前提下，叶帅全力支持、指导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让中国人被禁锢已久的思想，重新活跃起来。作为全国人大委员委员长，叶帅还特别关注尽快完善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他指出：要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只有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在全党全国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胡耀邦对叶帅说：“趁你在世时，头一步能把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的乾坤扭转过来，这就了不起，到马克思那里去就是八个字：开国元勋，乾坤巨手。”
　　1978年，叶帅看到胡耀邦和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领导岗位，深为“长江接力有来人”，国家能长治久安而“由衷地感到喜悦”。他在广州的松园宾馆挥写《松园》明志，一句“归读阴拿梅水滨”，寄寓了他退位让贤之意（笔者注：阴那，是叶帅家乡的阴那山；梅水，是叶帅家乡的梅江）。
　　1985年9月，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同意了叶帅的退休请求，并给他写了致敬信。是年底，全国有近46万名中青年干部走上县级以上的领导岗位；而到1986年底，全国共有137万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离休或退休。
　　叶帅高屋建瓴地首开在位退休先例。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我党免除终身制作出了表率。
　　1950年，久别家乡的叶帅，曾为辞世于1927年和1944年的父母亲遗像题词：“为人民的国家而欢欣，为人民的儿子而微笑。”语句出自身经百战的元帅之手，浩浩大爱中含蕴着令人落泪的温厚。当年，叶帅抱一颗天下为公的精忠报国心，十多岁就辞别严父慈母，走出家乡的青山绿水，他把孝义深埋心中，无怨无悔地为中国大多数人谋幸福。1986年10月他去世时，仅留下一万五千余元现金，他嘱咐孩子们，这不多的钱，也要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
　　叶帅非凡的一生，因其心胸宽阔、盛德若儒、雄才经纶的深厚内涵而载入伟大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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