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版本源流考 [《文心雕龙》不言鲍照考]

　　摘要：鲍照于魏晋南北朝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之地位都不可忽略，而作为系统文论之作，《文心雕龙》全书却未曾对鲍照提及一言半句，令人不解。细察之，刘勰立书原则、明远本身文风、时代之审美取向等因素皆与此相关。
　　关键词：《文心雕龙》； 鲍照
　　《文心雕龙》（以下言为《文心》）里言及作家者大致集中于《才略》、《时序》等篇。《才略》云“宋代逸才，辞翰鳞萃，世近易明，无劳甄序”，言论作家直至晋代为止。然两篇论述形成了矛盾：《才略》篇论九代之文，论述历代重要作家，始于虞，止于晋；《时序》篇书写文学发展历程，其中亦穿插着对作家之评论，范围却是从尧时之野老至齐统治者。此矛盾之最好解释为：刘勰对宋代及其以后之作家鲜少提及，《文心》中只出现了谢灵运、颜延之、范晔等人，且不如前代作家，但对与颜谢并肩之鲍照只字未提，却亦有些出人意外。这大致可以从刘勰立书原则、明远本身文风、时代之审美取向等因素加以分析。
　　鲍照出生于寒门。南朝自刘裕起吸取东晋统治之教训，对世家大族有意识贬抑，开寒门，给寒士以擢升机会，然寒门并非一朝一夕间即能崛起，史载宋文帝时寒士徐爰见宠于上，文帝命王球等大家中人与徐爰相知，王球以士庶有别予以拒绝，则知门阀制度仍余烈甚重。鲍照《解褐谢侍郎表》、《拜侍郎上疏》、《谢秣陵令表》、《谢解禁止表》中言及出生时，曰“臣孤门贱生”、“臣北洲衰沦，身地孤贱”、“臣负锸下农，执羁末皂”、“臣自惟孤贱，盗幸荣极”等，皆言及出生之卑微。如此环境下，鲍照自然不能得到有识之士赏识。《文心雕龙》前对鲍照之评价有《宋书》本传，然附于《临川王烈武王道规传》后，可见时人对明远评价不高。沈约于《宋书》中对谢灵运、颜延之记载颇为详细，对鲍照只能算得上稍微带过。钟嵘《诗品》言鲍照“才微人秀，故取湮当代”。后世对一个文人之接受总有一个过程，“元嘉三大家”并非出自南朝宋，而是后人在剥除了家世、官阶等各种条件后之总结结果，在宋世则不是如此。沈约为当时文坛领袖，其看法必然会影响到时人，刘勰对鲍照未有录入，亦属正常。此为《文心》不言鲍照原因之一。
　　从时代看，鲍照亦不会见于当时。史书在为文人立传时往往重视那些博览群书、无所不览者，文人不完全以文学创作名世，如谢灵运曾编纂《四部目录》，刘孝绰助萧统编纂过《文选》，沈约为文坛泰斗，亦尝编撰《宋书》、《晋书》、《齐纪》等史书，可见时人对文人之评价标涉及多处，不是仅以其文学成就为准的。而鲍照出身不及刘孝绰诸人，家业不厚，家庭教育亦不及诸人。又《宋书》、《南史》在书写鲍照时并无其有除文学创作以外有其他作为之记录，若以文人分等级，鲍照绝非处于上层。鲍照诗歌中最有特色者乃是拟乐府及仿民歌之作，特点为“俗”。同时之谢灵运以山水诗闻名，颜延之之文风更是雕绘满眼，二者文学技巧在某种意义上高于鲍照，鲍照之险俗之于为当时所重者之典雅，自不为人所重。在体裁上，鲍照虽众体皆备，然其擅长及为后人所知者乃是七言，而当时文坛以五言诗为主，钟嵘《诗品》即言五言诗为最有滋味者，而在刘勰，则认为四言为正体，对于七言，有“杂出于《诗》、《骚》”之言，而其时发展势头迅猛之五言，在刘勰看来都为流调，则七言之地位可想而知。以在刘勰之后之钟嵘都未认识到七言之优点，况《文心》又在《诗品》前。就文学传统而言，中国文学传统，历来以诗歌为正宗，即使在文学史上大放光彩之宋词亦被称为诗余，故对文人之评价一向看重其诗歌。鲍照诗歌从表达方式上看，叙事诗占有颇大分量。南朝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一直以抒情为传统，从《诗品》所录绝大多数为抒情诗则可知此为主流视角。
　　刘勰思想复杂，然其写作《文心》时期则定是儒家思想占据主要位置：《文心》“原道”、“征圣”、“宗经”之篇名，《程器》篇曰君子藏器以俟时之观点，《序志》篇云己尝梦见孔丘之事等皆表明彦和之儒家倾向。《梁书》本传更载其书成后以计谋得沈约之见赏，更可见其对于功名之渴求。蒋凡《中国文学评论教程》言《文心》只是刘勰入仕前小试牛刀不无道理。既然如此，刘勰在写作此书时必定要顾忌到统治阶层之审美。魏晋时代起为文学自觉时期，看似文学以自由发展，其实不然：其一，虽南朝玄学大兴、佛理甚重，然经学仍占据重要位置，如齐武帝时大力提倡入学，以至达到家家学礼教，人人读儒书之效应；其二，那些能提出真知灼见、文学改革建议者，多为上层人物，因其地位之高，反而能无所顾忌游于文学领域，而普通人正好相反。刘勰要取悦上层人物，定不敢贸然行事，鲍照作品很大一部分内容为怀才不遇及对现实不满，锋芒毕露，刘勰不会将鲍照冒险写入书内。再者，儒家在文学理论方面，自孔子起就以中和为美，孔子评《诗经》云其“乐而不淫，哀而不怨”，称《诗》为无邪之作，《礼记》言温柔敦厚为诗教，《易》中有一阴一阳之谓道，《荀子·乐论》以“乐中和”为美，刘勰作《文心》时明显儒家思想占主导，儒家文论当然在潜意识占据彦和文论思想之主要成分。封建社会，权力中心人员对臣子之接受范围有底线可言，如宋文帝对谢灵运之态度，文帝始终以文士对待谢客，并不与其谈论国家政事，而当谢客表达出政治欲望后，屡遭贬斥直至最后身首异处。又如张华一直为统治者器重，但当其逆齐武帝之意，属意齐王攸替代太子继位时，立刻遭致贬谪。文人做好本分或为在上者所赏，否则则会触犯君颜。鲍照为中书舍人时，因怕惹怒武帝，故意写出粗鄙之作即是明证。文士在以诗文讽刺在上者时要“主文而谲谏”，“发乎情，止乎礼义”，超过这个界限则不为统治者接受。鲍照诗文中不仅没有温柔敦厚之风，反而有发奋抒情之意，完全突破了儒家中和传统。刘勰固守儒家正统文论，对鲍照文风不会有很高评价，不将其纳入书中亦为正常。另，刘勰所处时代改朝换代为常事，更换君王更是频繁，刘勰生活之南朝宋、齐时期，两朝皆发生了陷入因为权力而父子兄弟残杀之惨剧，君主自然死亡者很少，大多死于非命，君主如此，在下者更无法幸免。再者，皇室内部争斗牵连甚广，谢灵运、颜延之、范晔、谢朓、张华等人皆被牵扯过内部争斗而遭到外放。在这样险境中，有眼力之人皆会如履薄冰谨小慎微，像刘勰这种有见识急于入仕者只能拘于正统规范之条条框框，对脱离于范围者有意进行回避。文论家盖多贵远贱近，一方面为传统，另一方面，远者已有前人论及，再加以论述不会有纰漏犯上之忧，故论及当代时多小心翼翼。文论家在论及宋世时，颜谢二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绕过，故刘勰在论及宋世时，亦言及了二者。但其虽对谢灵运、颜延之等人提及，却未能像对前代文人一样详细论述。颜谢尚如此，何论明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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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南齐）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3] （南朝宋）沈约：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5] （唐）李延寿：南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蒋凡、郁源：中国古代文论教程[M]．北京：中华书局，2011
　　作者简介：
　　彭飞龙（1988－），男，汉族，河南洛阳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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