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场所：基于文化认同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法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与策略

　　摘 要：文化认同危机已经成为城市现代化变迁中出现的世界性课题。拯救与活化普遍存在于保护名录之外的富有集体记忆、维系地方文化认同感的历史性场所正成为当下城镇发展的一种共识。综合运用文献综述、概念比较、理论思辨与案例分析等方法，介绍了记忆场所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现象及其对于文化认同建构的积极意义；阐述了西方理论与实践中多维活化策略探索及其相关研究。最大贡献是在于将“记忆场所”纳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范畴之中，重构了文化遗产的研究框架，意在唤起学术界对于记忆场所这类文化遗存的重视。
　　关键词：记忆场所；文化遗产；文化认同；多样性；保护
　　Abstract：I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that cities are losing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long with urban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ld recently. One of important reasons is that the value of many scattered memory places are underestimated and lack of enough protective utilization accordingly， which are rich with collective memory and strong emotional attachments to ordinary people， but are normally not registered in the lists of cultural relics. Therefore， the essay attempts to introduce memory place， a new concept of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revitalizing strategies through literary reviews， comparison，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which contribute to cultural identity-making. It argu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conception of memory place and build a new framework for the studies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memory plac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e identity； diversity； conservationts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1-64（5）
　　引言
　　当今，中国城市大规模的变迁（Urban Transforma tion）为世人瞩目，在国际视野中已经成为“中国崛起”的最直观注释，被称为“影响21世纪最重大事件之一”。[1]与此同时，我国城市的快速变迁面临着诸多挑战。正如约翰·弗雷德曼（John Friedman）2010年所指出的那样，目前中国等发展中城市变迁的最大挑战是：全球化自由资本与地域性文化之间的冲突，进而导致社会文化情感与物质空间结构之间的矛盾。[2]这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尤其在当下的中国，许多中小城镇正面临着全球化与城市化双重驱动下的变迁；在这巨大的变迁中，尽管一些知名度高的文物、历史建筑与历史地段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利用，然而保护名录之外的大量现存的、蕴涵着社区情感与集体记忆的历史性场所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长期栖居于此的人们找不到历史记忆与情感依赖，地方文化认同面临着被消解、被同化的危机。[3]通常，文化认同是个体在所属文化群体与其场域内形成归属感、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美国跨文化学者、历史场所保护协会成员爱德华·豪尔（Edward T. Hall）在《超越文化》一书中就明确阐述了，文化认同、自我认同的过程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与场所。[4]而在现实的实践与研究中，文化认同依存的语境被国际化、抽象化或者虚拟化了。因此，如何有效保护利用这类维系地域文化认同的历史文化资源，已经成为了城镇变迁中的紧迫课题。
　　1 记忆场所的内涵与相关背景
　　记忆场所（memory place）是指保留和繁衍集体记忆的地方，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时间的洗礼而变成一个群体记忆遗产中代表性的场所。[5]广义的记忆场所，包括登录（文物保护名录）中以及未登录的城市、建筑、景观遗存（址）；狭义的记忆场所是指国家/民族层面的纪念性建筑，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保护名录之外现存的、蕴含集体记忆的历史场所。从客体特征来看，记忆场所主要包括历史性建筑、景物（object）、场地空间（space）及其承载的仪式性活动（event）与历史故事；从空间分布规律来看，记忆场所的类型大致分为单元性、线性与网络性；从主体来看，记忆场所有国家民族的、地域城市的、社区村落的，乃至家族的；从功能属性来看，这些记忆场所可以是象征性的、仪式性的，也可以是日常性的或者偶发性的等。例如，学校、礼堂、会馆、茶馆、手工作坊、老码头、墓地、公共池塘、巷道、运河水道、有特殊意义的树木等等。
　　现有的文献表明，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第一个比较明确地系统地阐述了“记忆场所”这一概念的内涵。他在研究历史与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发现历史遗留的地方空间对于文化认同的建构有非常大的贡献，并在1978年提出了“记忆场所”（memory place）的概念；他主张通过对记忆场所的研究来更好地拯救残存的集体记忆，找回群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6]。尽管，皮埃尔后来研究的落脚点与最初的出发点发生了偏离，最后的研究成果还是聚焦在民族与国家层面上的纪念馆/纪念物等——将记忆场所神化了，但是，皮埃尔关于记忆场所的观念超越了社会历史学、环境心理学、文化遗产学的研究模式，正影响着欧洲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 　　记忆场所的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一贯倡导的文化遗产评价标准“突出的普遍性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是一脉相承的；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不断拓展和细化了这一价值的内涵与外延，强调了对各地域文化多样性的包容[7]，例如各种群体或者人类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代表性场所、成为一种传统的土地使用的突出实例等。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亚太地区文化顾问理查德·恩格哈特（Richard Engelhard）在相关的报告中指出，当今在世界遗产运动的推动下，建筑遗产的保护对象正由精英使用的纪念物转向普通人群使用的空间场所[8]，这充分显示了对普遍性价值的重视。我国清华大学吕舟教授指导的史晨暄博士对30个版本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及背景文件进行了详细解读，指出了我国对国际标准的转变把握不够准确，并呼吁把世界遗产保护运动的目标和国内遗产的可持续发展结合在一起 [9]。
　　事实上，记忆场所这一新的文化遗存现象正挑战着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传统博物馆式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10]
　　2 相关概念与其研究意义
　　记忆场所主要涉及基于时间的“记忆研究”与基于空间的“场所研究”两个维度。从心理学一直到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领域关注着这两个维度，并且不断在推进两者的整合研究。事实上，人类回忆过去的能力与习惯往往是与关联在一起的物体、空间场所与事件结合在一起的。笔者在“情节：空间记忆的一种表达方式”一文，从中国汉代的画像砖与古埃及的壁画等历史案例分析中，将空间与记忆整合为“空间情节”这一概念，进而塑造文化认同。[11]
　　英国思想家约翰·罗斯金早在1849年出版的《建筑的七盏明灯》中就指出，诗歌与建筑是人类遗忘的两个强大征服者，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包含前者，对于传承与传播城市文化与其历史主题具有强大作用，同时对于维系群体的文化认同具有积极意义。[12]
　　意大利建筑师罗西（Aldo Rossi）将城市视为人类集体记忆的一个容纳时空、物质、事件的场所载体。他在20世纪60年代《城市建筑》一书中指出：城市空间肌理（texture）和纪念物（monuments）等城市结构（fabric）集中体现了每一个城市精神与文化身份。同时，他试图用类型学的方法将集体记忆与个人经验、原型与变体统一起来，重构地域城市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13]博伊尔（Boyer M C）等学者近来进一步探讨了城市形态演变与集体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然而，关于城市集体记忆的 “理性主义的类型学”研究范式开始受到了西方学者的批判：类型化的集体记忆蜕变成一种英雄主义的倾向。[14]相比集体记忆来说，记忆场所是更富有生命力，是具体化了的认同；它不仅见证了变迁中的历史与集体记忆，还可以持续性的叙事与传播。正如诺拉认为，集体记忆研究的起点是记忆场所。
　　地理学家段义夫则明确提出了“恋地情结”的概念[15]，场所成为了感知的价值中心；后来的人文地理学者进行了详细阐述：对于地方的认同首先是物质环境的认知认同（cognitive）；其次是行为的参与认同（behavioral）；最后是情感与意义的体验认同（affective）。[16]他的理论一直影响到当今建筑学者对于公共空间的场所依恋（attachment）的度量及其评价研究。
　　无论是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还是场所依恋（place attachment）研究，比较关注存在于日常生活话语体系中的普遍性场所（ordinary place），并未聚焦在历史性场所这一范畴之中。而文化遗产权威话语体系中的建筑遗产（listed building heritage）、成规模的历史地段、建筑群（historic sites）以及文化景观遗址（culture landscape）①等，比较关注的是少数精英类的历史性场所（designed historic place），而两者之间集体话语体系中大量与大众生活习惯、集体记忆相关的历史性场所——记忆场所成为了研究的薄弱点（图1）。从文化谱系和历史关系之间的关系来考察文化遗产，在民族国家层面有些无法找到符号化历史事实和历史逻辑的根源， 却在某一个具体的场域、族群、家族、组织等的记忆场所谱系中可以找到其文化根源的线索。当代西方学者正在将记忆场所拓展到纪念性空间、城市历史、遗产旅游等领域，也就预示着文化遗产研究范畴的嬗变。
　　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虽已将失去的、濒危的文献记录类的非物质记忆遗产纳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memory of the world，又称世界记忆工程MOV、世界记忆档案） ①，但是尚未发现将实际存在的属于普群体的“记忆场所”纳入文化遗产保护范畴中的正式文献、宪章、法规、宣言等，因此记忆场所作为一个文化遗产的新概念提出有其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第一，相比那些权威认定的纪念碑式的文化遗产来说，记忆场所更具普遍性、多样性、离散性、更贴近百姓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情感；这些场所的保护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尹·博尔（michael Ian borer）2010年在《从集体记忆到集体想象：时间，场所和城市更新》一文中所言，尽管这些场所与城市的整体意象并非一致，或者还没能进入城市的档案馆或者博物馆，但正是它们构成了城镇邻里文化的认同性与多样性，也是人们赖以生活、工作、休闲之处。[17]
　　第二，传统的建筑文化遗产比较关注遗产自身固有的、使用性的科学、艺术、历史等价值，而记忆场所关注的是遗产外在的、非使用性的社会文化价值②；这些场所的保护利用有利于地域文化在深度与广度上的继承。一个历史性场所往往包含两部分信息，一部分就是物质形态（physical form），另一部分就是故事（story），两者与场所的文化认同感的建构紧密关联，缺一不可。以往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遗产本体的物质形态，但是我们需要置身于故事语境之中去了解过去，了解自己，并需要了解新技术对集体记忆的影响。[18] 　　第三，传统的建筑遗产（尤其是“历史地段”）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比较关注集中式的完整意义的历史地段；在国际文物遗产保护的相关文件中也明确提出了评估遗产价值和保护状况的三项重要指标：历史性（historic）、完整性（integrated）、原真性（authentic）；而现实中存在的更多的是碎化的、游离在城镇空间之中的记忆场所，往往难以纳入传统观念中的文化遗产保护范畴里。特别是在当今中国，许多城镇经历了30多年的变迁，如果严格按照现有的标准实施认定与保护，那么现仅有的历史遗存大多是在严格的遗产保护范围之外③。比如二、三线城镇中合作社时期的大礼堂、手工艺作坊、茧站、近现代历史码头遗址，充满了集体记忆与社会情感，难以简单确定其是否符合传统的“三性”标准与原则。记忆场所的视角将弥补以往建筑遗产研究的空缺，拓展了历史地段保护的内涵。
　　由此可见，“记忆场所”这一概念对于国际历史遗产保护思想与观念的转变是具有开拓性的。通过保护利用具有群体记忆的既有历史场所，使得民众与以往的社会生活建立了关联，在变迁中感受到现有生活的丰富与美满，并且建立文化、社会与身份认同。
　　3 国际上关于记忆场所的相关研究与实践
　　记忆场所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遗产现象，不仅仅见证变迁中的集体记忆，还可以持续性地叙事与传播，维系与促进地域文化认同感的建构。通过综合文献检索，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3.1 从不同角度不断探索各类记忆场所的挖掘认知理论
　　德国民族学家格拉纳·贝恒斯（Daniel Grana Behrens）将皮埃尔的思想延伸到了地方社会层面，通过田野考察发现了存在于墨西哥高庭昌印第安社区中的各种记忆场所[19]；美国学者博格特（Michele H Bogart）、英国学者马丁（Martin G P）、法国学者凯瑟琳·霍来尔（Catherine Horel）、捷克学者安德莉亚·波克鲁杜瓦（Andrea Pokludova）等将记忆场所的理论应用到城市历史与其公共生活的解读与考察中等[20]，分别通过公共记忆与地图信息等对17世纪至20世纪不同时期中的纽约城市公园、伦敦诺丁山社区、芝加哥历史街区等城市空间的历史故事解读与信息挖掘，来考察社区记忆场所的可识别性以及认同性，同时揭示官方记忆、贵族记忆与风土记忆对于场所认知、保护之间的异同关系等[21]。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尽管记忆场所有其多样性、隐匿性，但是通过恰当的途径可以挖掘不同群体的记忆场所。
　　3.2 以案例与实证为基础的记忆场所活化研究
　　集体记忆往往附着在物质性的载体之中，然而这些记忆场所已远离它们的语境，这就需要通过多种路径与方法，来建构语境激活人、场所及其隐含的故事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城市设计师或者建筑师来说，在进行历史地段更新时必须意识到使用者的情感依赖与文化认同，要善于激活既有的记忆场所，并鼓励使用者重新定义场所功能和赋予既有场所新信息的能力。芝加哥大学凯伦·提尔（Karen E. Till）以犹太人女子小学、现为运动场的公墓等案例为实证研究，指出主题策划与艺术展示等策略可以再现各种社区的历史故事，唤醒场所变迁中那些被遗忘的集体记忆，建构社区居民与记忆场所之间的情感关系与文化认同。这些研究表明：可以通过不同的叙事载体（物质与非物质的要素）来建构日常生活场所中的集体记忆。荷兰阿姆斯特丹艺术学院的彼得·冯·门施（Peter Van Mensch）从多媒体艺术角度总结了一系列“沟通集体记忆”的策略，例如通过故事圣坛、社区网站、交易场所网、艺术作品、通讯技术等现代技术再现各种丰富多彩的生活记忆，这些灵活的策略为居民提供重现“集体记忆”、强化文化认同的渠道；他呼吁保护过去的历史不被剪裁，尊重与认可每一个群体的记忆场所，使之远离科学或者社会的偏见。[10]
　　3.3 相关的保护实践与城市战略
　　欧美一些国家意识到了记忆场所对于城市空间人文精神塑造的价值与作用，提出了一些相应的保护策略与技术措施，如通过表达与接受那些经常被排除在外的团体、群体的参与来强化传统文化遗产的包容性，将记忆场所纳入到区域性的文化远景之中。在实际操作中，通过机构组织、公共项目策划对各类多层次的记忆场所网络进行系统诠释与传播。例如，由地方权威、图书馆与博物馆组成合作联盟，创建历史水道码头等主题性记忆场所的信息网络平台，让市民与游客共享集体记忆；再如，伦敦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了“向导电话”服务项目，即市民或者参观者通过移动电话拨打特定的号码来了解相应场所的历史文化信息。类似的项目被引进到了美国纽约等地[10]。
　　此外，国际上一些案例虽未以“记忆场所”的概念来进行保护实践，但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例如，我国香港地区2006年在拆除具有集体记忆的旧中环天皇码头时，遭到了多个民间团体与许多市民的强力反抗；该事件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建筑遗产与历史地段的界定，同时启动了“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并将“如何让社区受益”作为保育活化的一个原则。通过保护利用具有群体记忆的建筑场所，使得市民与以往的社会生活建立了关联，在变迁中感受到现有生活的丰富与美满，并且建立身份认同。尽管记忆场所这一文化遗产的新概念并未出现在相关的官方文件中，但是在学术界、民间的讨论中体现了对记忆场所保护的强烈夙愿。
　　结语
　　由此可见，记忆场所的研究与实践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趋势；记忆场所的保护对于建构文化认同感的积极作用已经获得了国际学者与社会的共识。同时国际上关于挖掘、拯救与活化记忆场所的技术途径与策略是灵活多样的。但是，记忆场所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定位，依然成为许多学者争论探讨的焦点。
　　在我国，对于“记忆场所”这类资源缺乏界定，更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以及灵活有效的保护利用方法。面对全球语境中地域文化认同危机，笔者建议厘清记忆场所的内涵与外延，尽快建立记忆场所的评价体系与保护机制，科学引导我国城镇快速变迁中多样化文化资源的保护[22]。 　　注释：
　　① 相关概念的解释参见国家文物局法制处编《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http：//www.unescobkk.org/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mow/
　　② 这一部分价值在建筑遗产或者历史地段的评价考量中往往被忽视，例如我国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评价指标体系》等对遗产价值的定位和划分，主要针对遗产的科学技术、建筑美学、历史价值进行定量分析。
　　③ 文物申报或者保护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弄假成真”、“弄真成假”现象，与僵化的文物保护条例“三性”原则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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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于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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