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设计师【台湾抢眼设计师】

　　生猛有力绝对juicy　　设计师小子的抢眼美学　　曾在书店见过一本介绍台湾民间信仰“三太子”的专书《我爱三太子：众神喧哗太子帮》，封面“台”味十足又逗趣，摆在全是极简、欧美流行小说风格封面的新书平台区上，看起来格格不入却又极为抢眼。
　　什么是“台”呢？以我自己的经验，便是带着浓浓台湾草根气息的流行元素：闪亮、抢眼、颜色对比强烈。更重要的是，复古的台式美学带着加法哲学，把许多独自就可成立的元素加在一起，乍看觉得画面很满，看久了又觉得古锥（闽南语，指可爱）。
　　台，就是小子给我的第一印象，但当时我还不认识他。
　　不久后，有机会和小子合作影评人膝关节的第一本书《这不是一部爱情电影》。还记得第一次开会，当小子穿着蓝白拖鞋慢慢走来，表情凶悍看起来就像是流氓，大声说：“嗨，我是小子。”霎时，我和膝关节有些紧张，深怕说错话会挨上一记肘击或铁拳。
　　我们合作的第一本书，出乎意料的“不台”，反而带着复古欧洲风格。这也让我看见了小子原来不是只有“台”这项本事，还可以很摩登。
　　和小子合作至今，工作过程皆很顺利，或许得归功于爱吃的本性：开始编辑前，我们总和作者一同吃喝，除了联络感情也顺便讨论如何透过文案、封面、装帧来呈现一本书的个性。通常只要通过这个阶段，就可以确保彼此不会踩到地雷，之后我和小子则会透过网络讨论印刷材质以及如何“保护”书籍的装帧，使其在进入读者书柜时依然如新。
　　“保护”的功夫太重要，因为这关乎一本书的形象，再怎么美丽的封面，一旦脏污或破损，就难引起消费者兴致。即使标榜“随时间磨损”的风格，读者还是希望一本书在自己手中磨损，而不是拿到已受伤的书。因此，我和小子往往花最多时间讨论书籍印刷之后，应该加上何种保护：常销书可能得上光、美术纸封皮书本最好上收缩膜等，还有许多任务法，其中以小说家伊格言的第一本诗集《你是穿入我瞳孔的光》最为复杂。
　　为了该书的打洞封面，小子为这本书增加一张描图纸书衣，同时呈现第二层穿透效果。不过，描图纸容易脏污，便再使用塑料白墨印在上头，让这本书就算经过触碰也不会留下指纹。为了保护而生的设计，其中细密工法营造出多层次的光线穿透效果，获得台北书展的“金蝶奖”入围，虽然未获奖，但这本诗集在市场销售屡创佳绩，也是极大的肯定。
　　《你是穿入我瞳孔的光》制作复杂，我也在细节往返之中，得以认识这一位设计师的谦逊与认真。身为一位设计师，小子不仅坚持美感，也同时达到客户的需求。以编辑角度来看，我认为小子的作品最大的特色便是“抢眼”，这项特色具体表现于他的“配色”、“字体”、“素材”上。
　　一、小子选用的颜色组合总带着冲突，而这些带着强烈对比的颜色却能产生极佳的互补效果，仿佛透过时间慢慢和解，这也符合了所谓“台”的美感。二、小子有办法让书名文字大大地出现在封面，看起来却不会突兀，反倒美得很和谐。而他选用的字体不会像电脑字体那样苍白单调，他曾使用农民在铁皮车上喷漆标明“农用”的字体于《这不是一部爱情电影》、早期唱片封面字体出现在《溢出》、用毛笔字写下《御伽草纸》和《小霸王》。三、至于素材，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他曾经钓了一尾虱目鱼，为其制作鱼拓，之后再将之运用在乐团“拍谢少年”的首张专辑封面《海口味》。如此生猛有力之题材，的确少见，也当然抢眼。
　　长期与小子合作，和他变成很好的朋友之后，我总问自己：“他该不会是我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兄弟吧？”然而，在他那惊人的美术作品光环之下，我始终蒙着一层阴影，深怕自己的文案写得不够好，比不上他的设计。于是，我每每绞尽脑汁删删减减，无论如何都不想输给他，害他丢脸。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设计师小子，我想，再多文字都不如直接看一眼他的作品。真的，只要一眼，一切就了了。
　　王春子
　　书籍设计可以被讨论
　　王春子在2008年独立接案之前，是蘑菇Boody（台湾原生的文创造品牌，除了贩卖自主设计的生活产品，还有独立刊物《蘑菇手帖》季刊）的美术设计。春子从小喜欢读书，也很在意书籍的装帧好不好看（尤其是图画书，她对文字书的装帧容忍度比较高）。学生时候，一些老牌出版社出版的书，内容很好，可是封面很丑，她会自己买纸，重新为那本书设计一个新封面。如果她有“恋物癖”的话，书绝对是一项。只要看到装帧特别的书，不管要花多少钱，她都会买下来，即便那时自己每月赚的钱很少。春子第一次正式接触书籍设计，是在蘑菇的时候，和同事一起做了刘克襄《11元铁道之旅》的书籍装帧。“后来自己出来做，就想，既然这么喜欢书，如果工作是设计书，该有多棒！”
　　我开始独立接案，做的第一本书是《汤·自慢》，一本讲日本文化的书，这本书之后，有好多出版社带着日本翻译书找我做设计。后来因为帮《乡间小路》（台湾最早的农业刊物。由丰年社创办，1991年更名为《乡间小路》，是台湾最早的农业生活刊物）做设计，对土地和乡土感兴趣的编辑注意到我，接了很多类型题材的书的装帧设计。书籍设计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此。一本书会影响到下一本书，它们息息相关。设计一本书的时候，并不只是单纯地设计“这本书”，要理解、吸收这本书所表达的内容，然后通过视觉的语言表达出来，而同类书的编辑会把你吸收、消化之后转化出的视觉形象和你联系在一起，继而找到你。
　　以前在蘑菇当美术编辑时，我都会参加编辑会议，和编辑一起发想一本书/杂志最后的样子。这也成了工作的习惯。做书籍设计前，我会先读过书的内容，当然并不是所有书都会精读，书里的内容是我设计发想的主要来源，所有图片的联想都是从书的内容本身来的。读完书之后，和编辑开会讨论书籍设计的思路，我会丢一些对那本书的想法，编辑也会把她们的想法告诉我，我很喜欢和编辑的这种沟通和讨论，在视觉表现的时候，能够把编辑的考虑和美术设计的考虑统统顾全，最后出来的书就会是大家都喜欢的样子。
　　做设计和做艺术是两回事，做设计是需要和别人合作的。一本书并不是只有插画师的图，设计的构想，还包含作者的文字，摄影的影像，编辑的想法，它其实是一个合作出来的东西，既然是这样，它也应该是可以被讨论出来的。 　　我很喜欢设计书的时候，能把纸的材质一并表现出来。我喜欢纸张的纹理，那种粗粗的感觉。在书籍设计这个领域耕耘越久，对纸张的材质、印刷的掌握越多，边做的过程也边学习到很多新的知识，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尝试不同可能的设计，那应该会是很有趣的事情。
　　黄静宜（远流出版二部总编辑、总监）
　　我做的“Taiwan style”系列和春子有很多的合作。她是一位很特别的设计师，既能画插画又能做视觉设计，而且这两种表现形式，都有她自己的生活气息在。她的作品和一般人所谓的“可爱”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笔下的人物、图画的色彩，或者用色，有一种经过沉淀之后的亲和力。台湾坊间有一些能够做插画也能做设计的设计者，你会在他们的作品里看到别人的影子，或许是受到日系风格的影响，也或者是其他的，可是春子的东西有她的独特性，就好象是从她自己身上长出来的，朴素，但不单调。
　　而且春子是会看书的设计。我们跟她的互动和沟通做得很不错。她不是那种会照单全收我们想法的设计师，我们提出想法和方向，她会回应给我们她的意见。有些设计会跟着编辑的想法做设计，最后出来的作品可能是安全的，但也不会惊喜。春子蛮常经常在我们设想的气质概念范围内，带给我们惊喜。
　　雾室
　　左右手互搏，带来书籍设计小革命
　　雾室于2010年7月创立，是“雾”工作室的简称。设计师黄瑞怡和彭禹瑞之前是同一家设计公司的同事，在那时的一次书籍设计合作案中，发现彼此对书籍设计都很有兴趣，且想法、认识比较一致，便一起成立了工作室。
　　“书籍设计很像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读者经过这座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可是桥在建的时候，有高、有低，读者透过不同的设计看到不同的面貌。在我们看来，书籍设计师应该站在后面，把作者的形象和书的内容本身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因此，如果作者在台湾，雾室希望可以有机会和他们碰面。不是要问作者这本书想要怎样的设计，而是在聊天的时候，观察作者说话的样子，看他的穿着，感觉他所表现出的气息。在雾室的观念里，书的设计好像是作者的一件衣服，通过感受作者本身，把感觉延伸到书籍的设计上。
　　还原书以及作者带给自己的感受，使得雾室在设计上屡屡有新意。事实上，两人的第一次合作就带来了一场“小革命”。如《邂逅之森》，是还未成立雾室时在设计公司时期的第一次书籍合作。黄瑞怡对故事里猎人在雪山里与熊搏斗的那一幕印象深刻，她希望把熊掌的力道呈现在书封上，让读者还没看到书的故事前，先触摸到猎人的伤痕。于是在书的边缘设计上利用刀模加工产生抓痕的效果，当时的台湾书籍装帧上还未出现过这样的设计，制作费也高出一般书封许多，且通路商无法判断读者对这样的创意有多少的接受度。双方不断的沟通下，最终出版社制作了700本独家限量版书封。
　　“设计书籍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先看过文本，消化一下，把作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重点、出版社想要行销的重点整合，透过视觉的方式给它一个概念，再提出一个适切的封面。我们的设计尽可能符合书的内容，并不想特别用什么技法去呈现一本书，只是有些书给我们的感觉是那样，就用了那样的方式去呈现。”这种非传统的方式呈现，有时是给自己增加了工作量。比如设计《颠覆思想的心理大师：耶稣超凡的智慧》一书，将两百张圣经纸页逐一切割出不规则圆形做成主视觉，为了实现这个发想，他们整整花了两天时间在割书上。雾室平时会看一些艺术家或是设计师的纪录片，他们感动于投入一份工作的人们身上的那一份精神，也在工作中实践了那份精神。
　　因为是两人设计室，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黄瑞怡和彭禹瑞找到了两人特有的配合方式。通常是黄瑞怡接案，与出版社沟通，阅读书的内容都由她先行完成，在理解和消化之后，她提出设计草案，并将方案与彭禹瑞分享。彭禹瑞有很强的执行力，可以判断草案实际执行出来的样子，以及读者有没有办法理解黄瑞怡提出的概念。这种合作方式的好处是，彼此成了对方第一个要说服的读者。黄瑞怡提案给彭禹瑞的时候，后者会提出觉得读者不能理解的地方，反之，当彭禹瑞在说服黄瑞怡的时候，后者也再次思考了前者的方案。综合两个人理解后的设计比较中性，也让读者更好地理解雾室通过书籍设计为他们提供的概念。
　　工作室成立两年多，此前一直专注于书籍设计，这半年才开始有一些咖啡馆形象规划、名片设计等的商业合作案。雾室发现这些设计和书籍设计的逻辑是相同的。在做书籍设计时，他们最关心的是读者端，“读者碰到这本书的时候会有什么想法”、“读者触摸到这本书的时候有什么感觉”、“读者长时间阅读的时候，书籍形体上有什么改变”。他们把这样的设计思路融入咖啡馆的设计中。比如前段时间帮一家咖啡馆设计名片，雾室取的重点是“每个客人都能在这家咖啡馆找到一个休息的角落”，他们把名片设计成书签，书签是阅读中断的停顿，不用更多解释什么，休息的意思就体现在设计里。
　　雾室说，早期他们常被一个问题困惑，“在台湾的书籍设计市场中，雾室的风格定位是什么，它存在的必要性在哪里？”做了一段时间后，慢慢发现，作品累积到一定程度才会呈现出设计的脉络。“近期我们比较可以理解这件事情，风格不一定是视觉上看到的东西，同一个脉络可以是你对待读者的心态，比如我们要把首先感动过我们的东西传递给读者，如果每一本书都符合这样子的心态，也就能形成一个风格。”
　　郭昕泳（远足文化主编）
　　雾室两个人的分工很特别，一个主要负责与客户沟通，然后彼此消化过对书的理解以及出版社的要求后，再做出设计。沟通者具备设计专业知识，这是很大的优点。过去我们曾经和其他更大型的设计团队合作，因为业务窗口不懂平面设计，所以对于客户的要求往往鸡同鸭讲，扯到最后双方都很疲倦。另外，雾室对于印刷末端细节的要求度相当高，在1970年代出生的设计师中，这样的人不少见，但他们是一般人相对不看好的80后，还能有这样的细心度，很难得。再者，就风格来说，雾室算是偏日系路线，讲求细节与清新，这种风格在现今的台湾市场上不多见，所以很吃香。最后，他们是很少见的，愿意顾及读者需求的设计。毕竟书是拿来读的，许多设计师把书封当成作品集设计，overdesign的结果，往往是设计师本人很high，但读者搞不懂“这是要干嘛”，出版社赔得惨兮兮，像是把钱扔进水里给设计师做实验，雾室在这点上平衡得相当不错。 　　空白地区 Fi
　　回到一本书最平实该有的样子
　　呈现它的本质
　　1986年生的Fi（Peng， Hsing Kai）三年前开始做书籍设计。那时他已经当了五年独立接案的网站设计师，遇到事业上的瓶颈，非常焦虑。心情烦闷时，常常逛诚品书店和金石堂，好看的书籍设计给了他启发，既然原本就是喜欢阅读的文艺青年，何不尝试做书籍设计？于是，抄下自己喜欢的设计风格的书里版权页上出版社联系信息，一家一家邮寄自己作品。等入了这个圈子后，Fi才知道，自己当时的做法有多么的“不出版圈”。“这个圈子相对保守和封闭，鲜少接受外来设计师的想法。起初向十几间出版社投稿，反应都非常冷淡，直至印刻文化编辑丁名庆主动与我联络，但这已经是三个月后的事了。”阮庆岳的《爱是无名山》成了Fi在书籍设计上的处女作。
　　任何书都可以凝缩成一句话，而封面设计就是将其转述为容易被市场辨识的具体形象或包装概念，不同的书、不同的设计师、不同的编辑，所诠释的封面会有极为不同的形貌，这是我觉得书籍设计有趣的地方。
　　博客来一位编辑曾说：“我们喜欢一本书，可能是喜欢里面的文字，或是印刷的油墨味，各种细节都会成为人们爱书的一部分。”而我则喜爱书的工整感，就算特殊装帧，也希望能在书的原型下做变化，即便最基本的平装封面，没有书衣甚至书腰，也必须能够表现文本之精神，并且完整地传达其内涵，回到一本书最平实该有的样子与本质，这是我认为目前书籍设计环境可以被改善与检讨的地方，而我也期许自己能够以此为原则同时依然保有作品的说服力。设计上，我偏好简单的东西，但简单的定义不是无趣，而是多一点就花俏、少一点就不完整，一种很抽象的秾纤合度，越是简单，衍生出的想象空间就越是广泛，创作也能够更具敏锐度。
　　为书籍设计封面之前，我会尽可能的阅读，但不见得每一本书都有兴趣（即便觉得题材很酷），大多会请编辑整理重点摘文，感受作者写字的节奏，思考整合视觉、纸材与作者文字气质的各种方式。我想自己对文字创作是有一点感觉的，所以才会更加亲近书。
　　到目前为止执行逾七十本封面，虽有好有坏，较不惭愧的一点，是我确定每本书都包裹了编辑与设计师的热情及想法，可以说是一种自我实现，任何决定都有其意义。以设计案来说，封面稿费在设计产业里是偏低的，比起商业活动动辄编列数十万（新台币）的视觉预算，书籍装帧的规划则必须在极有限的时间与成本考虑下建立最直接与读者沟通的管道。所以我想踏进出版圈的设计师，都应是对出版有热忱、是期待市场对书的想象可以被改变，再细致、再进步的工作者。
　　独立工作时常被挫折和低潮压覆，不在于他人如何评价，而是认为自己的作品无法达到理想，却又难以言述具体的症结点，总感觉成品和憧憬的前辈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前些日子在印刷厂遇到同期的设计团队雾室，和他们聊过，才对许多目前阶段无法改善的现况感到释怀。较让我惊讶的是，当时和雾室介绍自己是“空白地区的阿Fi”，他们竟惊呼一声。我一直觉得自己只是一名新人，很平凡且不断地做书，就像一台（会和业主吵架的）封面机，文字进来吱吱吱就跑出一张封面。遇到他们，让我知道自己在外面是有被看见的，这让我更有信心在书籍设计领域继续努力。
　　丁名庆（印刻文化业书主编）
　　最初是Fi主动寄各类的设计作品来印刻，但并不是立刻决定合作。契机是印刻期望能逐渐尝试不同的视觉风格，也希望从年轻设计者那里获得新的思考方式的刺激，加上作家阮庆岳先生也表示愿意尝试，而且我们觉得Fi当时提供的作品富有强烈的影像感，又有简洁而不失层次的设计风格，也有种干净、冷清、带点纯真的调子，画面构图又是富思考的，很适合我们对那本新书的初步想象，就决定尝试合作看看。
　　Fi总是能在繁复的（来自书籍作品本身、书名、书及介绍或编辑和作者想法）讯息中敏锐地发现、设定最有力量的视觉主题，以及符号和形式，且能微妙平衡地呈现“就是这本书”和“不（只）是这本书”的感觉。有种几何式的精密计算意味，但呈现结果和使用的视觉元素又是非常干净和集中力量的，不过不是那种特别暴烈和毁灭式的，而是倾向温暖带点淡淡的哀愁余韵的体会（这或许也和印刻跟Fi一向以来合作较多的纯文学作品内容有关）。同时他又极能适度把握、斟酌地加入大众化的元素或讯息，以读者日常生活基因都很熟悉的颜色、线条、画面、图像或对象，甚至（材质或者翻阅方式的）触感，有效地建立作品与读者彼此间不须太费力即能初步认识的桥梁。
　　对于将作品/商品演绎为视觉/设计作品，Fi有其瞬刻的直觉性爆炸性能量，几乎毫无问题就能抓住所有路过书店新书平台的读者的目光；对于装帧的整体思考则更强化、一定程度补给并完整了这种吸引力的入侵性格和对话意图。后来有时我会觉得，Fi并不仅是将书封设计作为书籍硬件或商品在对待的，而是更接近对一种事件或概念的延续论述，像他给人的感觉总是偏向沉默的，但你知道他正在催动所有内存思考要怎样回答。不过因为还没有机会合作大部头作品，对于他会如何以他的设计风格呈现、调度作品的故事性（而不仅是目前的合作体验里从不于匮乏的符号、情境语汇）以及更繁复厚重（或更驭繁于简）的内质，是我接下来颇期待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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