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音乐民族化情结的趋向分析】 情结

　　摘要 本文从通俗音乐民族化的历程谈起，从“黎锦晖模式”到“西北风”，再到今天的“中国风”，探寻了通俗音乐民族化发展的轨迹，并提出中国通俗音乐只有立足于本民族文化，才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并在发展中加固民族情节。
　　关键词：中国 通俗音乐 民族化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民族化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不仅闪耀于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和美术作品之中，在中国的通俗音乐中也焕发着自己的光彩。通俗音乐最早来源于西方，意为“大众的，流行的，通俗的”，因其通俗易懂的语言、朗朗上口的旋律、充满动感的节奏、声情并茂的演唱满足了大众宣泄情感的需要，符合大众的审美意识，受到了人们的强烈喜爱。在通俗音乐中加入民族元素，使通俗音乐民族化，使我们产生文化的认同感，加固我们的民族情节。
　　一 丢不掉的中国情
　　通俗音乐在中国的民族化进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以“黎锦晖模式”为代表的民族化的萌芽；二是80年代末以“西北风”为主的通俗民族化音乐的发展；三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风”的兴起。
　　1 “微微风，细细吹，吹皱了平湖秋水”
　　这是黎锦晖《微微风》中的歌词。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商埠被迫打开，西洋文化大肆涌入，并自上而下渗透进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方面存留有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对西方文化兼收并蓄，也就是在这样多元的、包容的文化背景下，以爵士乐为代表的西洋音乐流入，进入上海人民的视野，并因其出场的随意性和音乐的亲和力受到人们的喜爱。爵士乐的风行标志着西洋音乐在我国的生存，通俗音乐被中国社会所接纳，我国通俗音乐的民族化就此解揭开了帷幕。
　　黎锦晖被认为是中国通俗音乐的创始人，“黎锦晖模式”也是对中国通俗音乐民族化的最初探索。他不仅创作了国内首批通俗歌曲，传播了自己的专辑，组建了团队，并培养了许多通俗音乐的创作家和演唱家，使通俗音乐在中国生根发芽。当时国人热衷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于西方音乐也几乎全盘接受，以西乐为正宗，学校所教的歌曲除了一部分是外国流行歌曲外，其他多半也是用外来曲调填词、西方化了的乐歌，而唱中国歌曲则会遭人笑话。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黎锦晖对此感慨不已，在这种压力下，开始了通俗歌曲民族化创作。20年代后期，《木兰辞》《毛毛雨》《人面桃花》《落花流水》《微微风》等带有民族风格的通俗歌曲相继问世，引起了巨大反响。他创立的“明月歌舞社”和“大中华歌舞团”成就了大批明星，这些创作家有意识地利用传统文化进行国乐创作，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通俗音乐的发展。
　　继黎锦晖之后，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陈歌辛自觉担当了对通俗音乐民族化的使命，他创作了许多极具艺术价值的作品。传唱度较高的有《玫瑰玫瑰我爱你》《秋的怀念》《蔷薇处处开》《苏州河边》《夜上海》《花样的年华》《御香缥缈》。与黎锦晖类似，陈歌辛从小就博览群书，并接触了大量民间乐器，现代派音乐使他心向往之，又受外籍教师的影响，使他的音乐具有中西交融的特点。他的歌曲极富韵味，歌词诗意盎然，简洁凝练，词浅意深、寄托悠远，对音乐结构的独特把握，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至情至性的意境美，堪称词曲双绝。成为中国歌坛上的“歌仙”。
　　2 “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
　　“黎锦晖模式”之后，受国内战争和“文革”的影响，大陆乐坛一片沉寂，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通俗音乐迅速爆发起了一场“西北风”。“西北风”一词来源于陈哲创作的《黄土高坡》中的歌词：“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指的是当时风靡全国的带有北方民歌风格的流行歌曲。这些歌曲多数取材于北方民间，在旋律上也大多采用陕北民歌的音调，伴奏中采用北方民族乐器，风格粗犷豪迈；在歌词上，“西北风”不再以爱情为主，而是充分展现对家国的热爱，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在演唱方式上，则用“喊唱”对抗港台地区的“吟唱”，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寻根，乡土的情怀。代表作品有谢承强的《信天游》，陈哲的《黄土高坡》，张小夫的《太阳出来喜洋洋》，李黎夫的《我心中的太阳》，徐沛东和孟广征的《我热恋的故乡》，伍嘉冀与张萍的《心愿》，崔健的《一无所有》等。
　　“西北风”是中国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通俗音乐民族化创作风潮，这样的风潮尽管没有从根本上促使音乐民族化占据华语乐坛的主流，但却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激发了人们的民族情节。1989年以后，“西北风”势力渐弱，但是有关民族风格的通俗歌曲创作，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如电视剧《渴望》之后掀起的“新西北风”作品《篱笆墙的影子》《好人一生平安》和《苦乐年华》；东北秧歌《大中华》；岭南风格的《涛声依旧》《风含情水含笑》《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新疆少数名族的歌曲《楼兰姑娘》；台湾流行歌曲《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等。这一时期的歌曲对于民族化创作的技法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为21世纪出现的“中国风”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经验。
　　3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进入21世纪之后，以陶喆、周杰伦、王力宏为代表的新生代创作歌手自觉地在自己的歌曲中融进中国元素和传统文化，并采用笛子、古筝、二胡等带有浓浓中国韵味的传统乐器，这种风格被命名为“中国风”。中国通俗音乐实现了在歌词、曲调以及整个创作过程中的进一步民族化。对于“中国风”的定义说法不一，有一种观点是“三古三新”，“三古”指的是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即歌词借鉴或模仿古代诗词形式，内容取材于中国民间故事，旋律中国戏曲中汲取营养。“三新”指的是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即在演唱中融入西方唱法，在编曲的配器中加入中国传统乐器，在作品的包装中添加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总之，歌曲中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或能够营造出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使人产生民族审美共鸣的都可以认为是“中国风”。
　　“中国风”的歌曲继承了一种古诗词、古文化中的悠远、含蓄、凄美的意境。以方文山词和周杰伦曲组成的“中国风”歌曲为例。“我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东风破》）营造了一种天涯浪子思乡念恋人的氛围。“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我等待苍老了谁”（《发如雪》）抒发了一种古典文化中的离别和执着等待的凄楚。“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翠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青花瓷》）同样塑造了这种为爱等待的痴情，这等待却充满“伤而不淫”的婉约典雅的美丽。“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是否还在，琴声何来，生死难猜，用一生去等待”（《千里之外》）流露出对于前途命运的无法把握，为爱等候的信念却至死不渝。“无关风月，我题序等你回”（《兰亭序》）中一再渲染的还是千年不变、千年不老的等待。“如你默认，生死枯等，枯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烟花易冷》）感人至深的依然是等待，哪怕是明知无果的等待！这等待穿越千年，来到“中国风”创作歌手的笔下，配以中国传统乐器的曲调，感动了无数的国人，重新唤起了人们心中的那一片民族情节。 　　“中国风”的歌曲体现了古今融合的完美。如陶喆《苏三说》的词借用了古代“苏三起解”这一段的典故，将古代人物的情感与现代结合起来，用内敛娴熟的演唱技巧自然而然地将花腔带出来，达到了一种奇妙的艺术效果。王力宏的《花田错》“请原谅的多情的打扰”中的“请”字绕了十几个弯，这旋律的处理方法体现了传统戏曲中的长转音与现代R&B转音唱法的完美结合。唱过中国风歌曲的歌手还有很多，如李玟《耍花枪》、林俊杰《曹操》、胡彦斌《诀别诗》、尹能静《念奴娇》、王蓉《我不是黄蓉》、南拳妈妈《牡丹江》、S.H.E《中国话》、后弦《西厢》等不胜枚举。
　　二 探寻中国通俗音乐民族化的创作来源
　　当代通俗音乐中活跃着众多民族音乐的元素，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传统的民族调式
　　在音乐作品中，最能反映其本质特征的是音乐所使用的音节结构。现在的通俗音乐中所使用的大多都是五声民族调式，这样的结构最符合我们传统的审美情趣。如周杰伦在《发如雪》《青花瓷》等作品中，采用了民族调式中的“宫调式”，它的骨干音由“1、2、3、5、6”组成，其中宫音“1”和属音“5”起到了稳定歌曲的作用，各音符根据节奏的长短组合变化，抑扬起伏，将作品的韵味抒发到极致。
　　2 传统的民族乐器
　　当代通俗音乐中，总能听到民族乐器的声音。如冯小泉、曾格格将传统的箫、笛子加入到自己的作品中，给人一种既时尚又唯美，既流行又典雅的视听感受。王菲版的《又见炊烟》《我只在乎你》等经典之作也被重新演绎，将二胡、古筝、扬琴加入其中。林俊杰的《不死之身》也能听见笛声、筝声和箫声，还有韩红的《天路》《尘埃》，阿牛的《桃花朵朵开》等作品中，都有民族乐器的使用，这不仅增添了作品个性化的音色，而且还使作品富有歌唱性和抒情性。
　　3 地方民歌、戏曲
　　通俗音乐在民族化过程中，也不乏对地方戏曲民歌的借鉴。借鉴地方民歌的有蒙古风格的《蒙古人》；西藏音调的《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的《花儿为什么花样红》；维吾尔族的《情人》；云南白族的《笑容》；东北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还有原生态唱腔的《月亮之上》等。刘欢的《情怨》运用了京剧的甩腔；王力宏的《花田错》融合了R&B和京剧唱腔；信乐团的《0ne Night In北京》将京剧唱腔与摇滚结合，弘扬了中国“国粹”的独特魅力。
　　4 诗词传说题材
　　在通俗歌曲的歌词中加入中国古典诗词，已成为一种时尚。王菲的《但愿人长久》，以苏东坡《水调歌头》词为歌词，运用当今流行旋律及唱法进行阐释；张也《枉凝眉》源于《红楼梦》；方文山词“谁的江上，马蹄声狂乱”“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等也充分体现了传统诗词的特点和韵味，古典风味跃然纸上。中国古典诗词、传说是创作家们挖掘不完的宝贵财富。
　　三 通俗音乐民族化的前景和出路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世界上每一系列的优秀音乐作品，无不与他的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越是能冲破民族和国界，为全世界人民所接受的，就越具有鲜明独特的民族风格。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悠文化，这为我们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音乐本身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民族化的道路上将会使它更加绚烂。中国的通俗音乐只有扎根于自己文化的土地，才能够走向世界，走向成功。
　　那么，我国通俗音乐是不是可以盲目地坚持民族性呢？答案是否定的。民族化不是复古，不是排外，而是要用历史的眼光俯瞰自己，广泛吸收，博采众长，将提炼出的本民族的音乐素材用世界的语言进行表达，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世界性，这样才能够体现自己的民族性，最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贝多芬那世界语言的运用，体现出了他的作品首先是世界的，其次才是德国的；李斯特、肖邦、柴科夫斯基之所以能够为自己的民族赢得荣耀，成为顶级作曲家，也是因为他们那些世界性的优秀作品；冼星海、聂耳尽管才华横溢，却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最多只能成为国内的骄傲，而无法走向世界。民族化不是封闭的民族化，而是开放的、多元的、兼收并蓄的。我们既要坚持通俗音乐的民族化，又要避免“一条腿走路”。
　　综上所述，通俗音乐的民族化趋向是中国音乐发展进程中一个很大的突破，这些通俗歌曲以其温厚的旋律和浓郁文化底蕴，给予我们民族一个启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永不过时，它的意义还远远没有被阐释尽，它凝结在我们的血液里，世代相传。
　　参考文献：
　　[1] 付林：《中国流行音乐20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
　　[2] 荆晶：《当流行撞到民族——浅谈我对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几点看法》，《黄河之声》，2008年第16期。
　　[3] 王美玉：《论民族和通俗音乐相互整合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科教文汇》（上旬刊），2009年第3期。
　　[4] 孙蕤：《中国流行音乐简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熊飞，男，1972—，江西南昌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音乐教学、音乐美学，工作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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