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东光马氏家族 东光《马氏家乘》文物价值及史料价值述略

　　【关键词】河北东光；《马氏家乘》；纂修；版本；宗族组织　　【摘 要】河北一些家族的族谱至今保存品相良好，内涵也很丰富，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与史料价值，东光《马氏家乘》便是其中的代表。除了在版本收藏上的价值，东光《马氏家乘》在内容上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对于我们考察河北宗族组织的存在，意义颇大。
　　随着宋代以来宗族组织的平民化发展，明清两代进入家族族谱纂修的普及时期。学者们对明清以来的族谱问题已有相当的论述，但研究方向多集中于南方族谱，而缺乏对北方家族族谱的研究，其主要原因当在于北方族谱资料的匮乏。笔者曾对明清以来河北族谱存留状况做过大体的归纳与总结，得出的结论是“量少、简约成为明清以来河北族谱的存留特点”[1]。但是其中也存在着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如今河北沧州一带就是历史上北方家族修谱比较集中的地方，并且一些家族的族谱至今保存品相良好，内涵也很丰富，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与史料价值，《马氏家乘》便是其中的代表。
　　一、《马氏家乘》的历次纂修与版本价值
　　马氏家族主要生活在河北东部的东光县一带。据马氏《四世祖马杲墓志铭》[2]记载，该族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由山西泽州陵川县迁至东光县城南十里，“占产立庄”，族人靠耕读传家，当时并无功名。一直到五世祖马尧辅，娶明朝正德年间吏部尚书廖纪之女为妻，家族得到廖氏资助发展加快，顺利成为有名的地方大族，并且开始有族人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其中包括曾经弹劾严嵩的马汝松、断案如神的马允登等等，马氏家族在当地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明廷颁布“议大礼”的推恩令，允许庶民祭祀始祖。以此为契机，许多地方大族都开始从事修族谱、建家庙等家族活动。而此时正值马尧辅之子马汝松高中嘉靖甲辰（1544年）科进士，为感谢祖上阴德，东光马氏族人也积极地进行家族建设，并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创修《马氏家乘》，至民国十年（1921年），共续修10次。如《马氏家乘历修纪》所载为：
　　创修于万历四十六年 （1618年）
　　二修于顺治十年 （1653年）
　　三修于康熙三十五年 （1696年）
　　四修于雍正元年癸卯 （1723年）
　　五修于乾隆三十年乙酉 （1765年）
　　六修于嘉庆十六年辛未 （1811年）
　　七修于道光九年己丑 （1829年）
　　八修于咸丰十年庚申 （1860年）
　　九修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1898年）
　　十修于民国十年辛酉 （1921年）
　　目前，《马氏家乘》除第一、二次“修本”无存，第三次“修本”只存一册（缺首页及末二页）外，其余均保存完好，分别称“癸卯谱”、“乙酉谱”、“辛未谱”、“己丑谱”、“庚申谱”（图一）、“戊戌谱”、“辛酉谱”。古人云：“三世不修谱，则同小人矣”；“三世不修谱，大不孝”。马氏族人谨守古训，其续修族谱的时间间隔都不长，短者18年，最长者为46年，基本符合族谱“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的纂修要求。这种不间断地连续修谱，并且历次谱保存较好的现象，在北方家族发展史上并不多见。
　　马氏家族自明代直至民国时期的10次修谱中，尤以清乾隆年间的“五修谱”最具影响力，这主要与其纂修者马永图有关。据谱内“志传”所载：
　　马永图，字周，号旭亭，廪贡生，任四川江津、山西稷山知县，升内阁中书，继任山东城武知县，后罢归家居。从父显娶于夏，数载而亡，夏抚孤守节，孤复夭逝，贫至不能日一食。永图以钱帛恤其家，岁时靡缺，三十年无倦色。及夏卒，力为请旌建坊，复以从子兆清为之后，割田三百亩，宅一所赡之。建宗祠，置祭田，刊族谱，罔弗及身毕举，卒年八十二岁。
　　从以上记载可知，马永图是一位热心家族事务的人，并富于担当精神，是明清时期传统士大夫的代表。清代以来，沧州许多家族的族产较之明代明显减少，资金的来源问题往往是困扰家族修谱的大问题，有的宗族有族田，但其收入除了用于祭祀之外，无法满足修谱所需，向族人劝捐或“按丁筹集”就成为各家族的主要做法。而东光马氏“五修谱”所需费用是马永图一人担当，“谱序”记其“谱费曾捐资独任”。这一做法使马永图成为家族建设的榜样，后世族人纷纷效仿他，如道光九年（1829年）《马氏重修家谱序》记载：
　　吾家自上世以来，性秉耿直，率以义气相尚，修谱之事一为首倡，而出重资以垫谱费者不下十余人，其余族中稍有力者亦竭力捐资，毫无吝色，俱有先代遗风。数百年来子孙蕃庶，科第连绵皆食旧德之报也，且先人之奇节异行，播之传闻载在郡邑志者不可枚举。
　　东光马氏家族是一个总体发展平稳的家族，明清以来连续修谱，这一点与族人对纂修族谱普遍重视、踊跃斥资，“俱有先代遗风”分不开，从中也可见马永图的模范行为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后人的眼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祖上累积的德行使马氏多有族人出仕为官。同样，这些家族士大夫积极参与族谱的纂修，热心于家族事务，马氏家族逐渐走向组织化。
　　马永图所纂修的“五修谱”的特殊价值还在于其女婿纪昀所作的序言。纪昀，字晓岚，号观弈道人，河间府献县崔尔庄人（今属河北沧县），《四库全书》总纂修官，人称“一代文宗”。马永图生有四女，次女嫁给纪昀为妻。考取功名之前的纪昀曾就读于马氏族学“生云精舍”，并见过《马氏家乘》旧谱，对马氏家族较为熟悉，“昀，马氏婿也，乾隆甲子读书外舅周公家，得读其旧谱，详其世德”。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四月，马永图嘱托门婿纪昀为《马氏家乘》作序，纪即于当年七月完成，为其增色。序言中，纪昀对马氏家族赞赏有加：“东光以马氏为甲族，自明嘉靖以来，一支之中，登进士者凡九，亦云盛矣；谱至今日凡五修，亦云绵远矣。非其世美，能之乎？”序言后加盖“河间纪昀”、“观弈道人”印章，收入族谱当中更加彰显了《马氏家乘》的文物价值（图二）。
　　继马永图的“五修谱”之后，《马氏家乘》“八修谱”、“九修谱”为家乘之外附“补遗本”，内涵更加丰富。而其中又以“九修谱”品相为最。《马氏家乘》“九修谱”，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马等修，一函六册，第一册为圣旨敕命，第二、三册为谱系，第四册为宗祠图、茔图和跋文，第五、六册为补遗。马氏“九修谱”的主体为刻本。清代版刻技术已达较高水平，出于对家族文化的重视，刊刻族谱尤为精审，马氏“九修谱”刻印精良，当属当时的代表之作。与其他族谱不同的是，该谱第一册扉页上的“纶生辉”四个字和圣旨敕命均为套红的。其实“九修谱”之前的“八修谱”也有套红页，但很快褪色，变为暗紫色。据说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再出现，九修谱就在刻印时加入了朱砂，故字体颜色至今红润亮丽，没有任何脱色（图三）。这样的族谱版式在北方族谱中较为少见，弥足珍贵。“九修谱”的序文为同郡宁津吴浔源撰写，全部为原文影印录入，说明在清朝末年，沧州一带的出版业已经使用了影印技术。据《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统计，该谱仅有日本、美国有馆藏记录，国内各大图书馆并无收藏[3]。由于后来马氏族人多有迁出，马氏家族到底收藏有几部，至今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据马氏后人回忆，还有一套“九修谱”在“文革”期间包好放在坛子中，埋在一椿树下，目前仍未找到。 　　由于自然和人为的损坏及兵燹战乱，《马氏家乘》的老谱日渐稀少，犹如凤毛麟角。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多为民国十年（1921年）的“十修谱”，由族人马春晟、马春垌等纂修，木刻本，凡八册。除了东光马氏族人保存有该谱，另在河北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吉林大学、苏州大学等各大学图书馆也有收藏。马氏“十修谱”是一部融合前九次修谱内容的综合谱，秉承“祖先手泽不可失”的修谱原则，如实地将以前族谱中的诰命、序文等相关内容加以收录，并以“例言”的形式辨析了“十修谱”与前九谱的不同之处。对比之下，马氏历次修谱的异同，历历在目。
　　二、由《马氏家乘》看北方宗族组织
　　《马氏家乘》除了在版本收藏上的价值，在内容上同样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界定宗族组织的存在与否，学者一般认为宗祠、族谱、祭田是其三大着眼点。在东光《马氏家乘》中都能找到相关内容，其对于我们考察河北宗族组织的存在，意义颇大。
　　第一，《马氏家乘》有关宗祠的记载，证明明清时期河北一些家族建有宗祠。如《马氏家乘·祠庙》记载马氏宗祠的建设情况：
　　在城内南街路西，为肱堂，大参公建，始在今祠北，乾隆二十九年仁膏公积祭田余赀重建于此。又咸丰十年买庙西宅一所。
　　在土山后马庄，为增荣堂，鲁阳公建，祀自始祖以下六世，与城内宗祠同。
　　在城内南街路东，为绵泽堂，周公建，祀始自师皋公。
　　在城内官学前，慎五公积余北茔地租建，后圮，光绪三年润田公、画芳公复建。
　　修建宗祠是仕宦家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中庸》言：“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后世世家大族往往要建立宗祠家庙，以便岁时祭享祖先，以敦合族敬宗之意，河北一带的大家族当然也不例外，东光马氏宗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进入民国时期，摄影技术传入民间，家族都为宗祠摄影留念，《马氏家乘》“十修谱”中也收录有宗祠照，这些就为后人留下了河北一些家族建有宗祠的更确凿的证据。从宗祠照片可见，北方宗祠虽不及南方宗祠恢宏，但也颇具规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东光马氏家族的宗祠建设是北方宗族建设较成功的实践。
　　第二，东光马氏家族重视族谱的纂修与续修，并且内容丰富，尤其族谱中的科第表、诰敕是其中最为彰显的部分。以相关内容专门上谱，体现了宗族“贵贵”的宗法观念。《马氏家乘·太学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是一份明清马氏族人高中进士的名单，马汝松中嘉靖甲辰（1544年）科进士，马允登中隆庆辛未（1571年）科进士，马中周中万历癸丑（1613年）科进士，马之腴中顺治己丑（1649年）科进士，马廷赞中顺治己丑（1649年）科进士，马中霜中顺治戊戌（1658年）科进士，马孔怀中康熙癸丑（1673年）科进士，马咸厚中雍正癸丑（1733年）恩科进士，马兆鳌中乾隆壬戌（1742年）科进士等等。对照《马氏家乘》“志传”部分的记载，马氏家族还有一位武进士，即乾隆乙未（1775年）科武进士马金马，至于为什么武进士在族谱记载中会有不一样的待遇，该家族是否有“崇文抑武”的倾向，容待日后考察。族谱中收录进士名录，有激发子孙读书上进、显亲扬名之意，也是族人的骄傲。在一个始终以地缘、血缘为核心的互识社会，族谱中展示出来的文化印象，能长久地建立起族人的自信，树立起本族在地方社会的威信，成为家族永久的文化资本。这些也是家族有计划地进行组织化建设的一部分。
　　《马氏家乘》中的荣耀记忆还体现在联姻上。明清两代河北沧州一带为畿南重镇，“科贡接踵”，人文茂盛，出现了一大批像东光马氏这样的科举家族，如南皮张氏、景城纪氏、献县陈氏等等。《马氏家乘》中有出自这些家族的纪昀、张之万、陈硕龄等人所作的序言，其中显示的是马氏与景城纪氏、南皮张氏、献县陈氏的通婚状况，不仅一代文宗纪晓岚、状元张之万是马氏的女婿、再甥，而且这些家族间是世代姻亲。张杰教授认为：“在科举家族的婚姻行为中，除了从政治上考虑之外，更受重视的是双方的文化背景，在中间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家族的文化素养。”[4]门当户对，借以壮大本族的文化声势，应该是他们之间联姻的主要原因。这种传统婚姻模式中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认同，进而由文化认同连缀成一个大的婚姻关系网，马氏在这个文化、权力大网上，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联缀点。并且由于《马氏家乘》的记载，这种联姻关系会被后世族人不断提及、强调，从而在地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学界一般认为北方家族少有祭田，但据笔者搜集到的有关“祭田”的资料证明，明清时期的北方家族，尤其是河北沧州的一些大家族普遍拥有祭田。这些祭田所收入的租金单纯用于家族建设，而不像南方的许多大家族所拥有的大片祭田是一个“控产单位”。东光马氏家族从其七世大参公始置祭田，数量明确、产权在邑志有记载，但后代还是产生了产权纠纷，《马氏家乘·马氏宗祠碑序》（断案附）记载：
　　我马氏五支之有祭田也，始于七世祖，公讳允登（字大参），念先世无祭田，祀事无资，置祭田二百亩，上祭至始祖以隆美报。举子五，长钟宇公，次闻宇公，三瑞宇公，四泰宇公，五隆宇公，即为我五支。闻宇公复置祭田二百亩于南茔，俱详载邑乘。厥后五支又公增祭田六十亩于北茔。三百余年来，置祭田者我五支之祖，承祀事者我五支之孙，而他支特随祭享，不得司祭田之出入以董事也。不料自四世分支之子正因我五支祭始祖，藉端狡赖五支祭田成合族祭田，以便己私，胆敢捏控。盖报本追远人有同情，凡有祭田未有不祭始祖者。邑侯陈公至公至明，洞悉彼奸，将以法惩，彼惧，入祠服罪，我五支亦念族情不究，案据存房，但恐族众人繁复有如子正者贻累宗祠，公请县印勒之碑石。
　　在以上这个“祭田纠纷案例”中，明确记载了马氏设立祭田的目的、数量、纠纷缘起、解决情况及结果。除了最终通过官府立案、树碑确认了祭田的归属问题，整个过程被后人收入族谱备忘，并且该族又撰写《马氏南茔祭田序》收入《马氏家乘》中，不断重申祭田“几三百年董此事者，悉大参公裔，他支固不得预闻也” 。由此可见，与学者多怀疑族谱记载的真实性不同，族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家族档案，在族人心目中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三、小 结
　　学界一般认为明清以来北方地区的大家族不多，所以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族谱，本文通过对东光《马氏家乘》初步的考究，展示了北方族谱的另一面，希望转变学界对其不够全面的认识，证明北方也有宗族组织存在，也有规模可观的族谱存世。宋代以前，族谱由于其实用价值而受到官方和私家的高度重视，宋代以后，其实用价值降低，族谱成为民间读本。明清两代，族谱被排斥在官方整理的文献之外。近代以来，是梁启超第一个认定了族谱的学术价值，称其为“史界瑰宝”，认为辅以其他文献及社会调查资料，族谱的价值会更加彰显。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光《马氏家乘》如能与方志、碑刻等地方文献一起形成较为完整的资料链，将可为北方区域社会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最近南开大学的冯尔康教授提出：史以治国，谱以齐家，族谱是民间的史书，应挖掘利用之[5]。所以，以作为“大传统”的宏观历史为背景，引进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的概念，进一步挖掘族谱等民间文献的社会文化价值，对深入解析区域社会的变迁将会有重要的学术及现实意义。
　　但也有一些学者担心族谱传递的信息是不确定的，甚至是虚假的，而排斥对这一史料的采纳。事实上，在目前的后现代史学研究语境中，这一切已经不是障碍与问题。对于任何史料，即使是选择性的记忆、抑或是传说，我们都可以通过语言的“建构与解构”来加以解读。发掘族谱中包含的历史记忆，也许对我们找到更丰富的重新认识历史的资源有帮助。
　　另外，明清以来的东光《马氏家乘》与南方族谱一样，属于近世族谱的基本形式，故也具有族谱资料共同的不足之处，即其过多重视对家族职官、士大夫的记载，而对普通族人的生活细节缺乏关注，这样就缺少了对同时代衣食住行生活状况的足够反映，不尽符合社会史兴起后对社会群体关注的初衷。另外《马氏家乘》是分类分册记事，不分卷，尤其“补遗”部分，与谱系、“志传”部分有重复，内容略显杂乱。但瑕不掩瑜，不可小视其价值。
　　[1] 于秀萍：《清代河北族谱的纂修》，《沧桑》2007年3期。
　　[2] 明·徐阶：《四世祖马杲墓志铭》，该墓志现藏东光县文化馆。
　　[3]《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华书局，1997年，第304-305页。
　　[4]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8页。
　　[5]冯尔康：《略述清代人“家谱犹国史”说——释放出“民间有史书”的信息》，《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4期。
　　〔责任编辑：张金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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