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希望: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摘 要] 著名导演阿巴斯以及在他带动之下崛起的伊朗新电影以卓尔不群的存在引起世界影坛的瞩目。《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既是阿巴斯早期代表作，也是伊朗儿童电影代表作。影片讲述了一个小学生为了归还同学作业本而寻找他家的故事，以质朴清新的影像表达了对儿童情感的尊重、同情和理解，同时也生动地呈现出伊朗人民简朴自然的生活、顽强执著的精神和对未来的希望。以阿巴斯为代表的伊朗新电影正以其醇厚深刻的主题和质朴清新的风格走向世界。[关键词] 阿巴斯；伊朗新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儿童；质朴清新在当今世界电影大潮之中，伊朗电影以独特的民族文化特点和影像风格而独树一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特别是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从47岁拍成名作《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以来，他和他的同道们在世界电影圈刮起了伊朗旋风并一直不曾停息”[1]。本文重点分析阿巴斯早期代表作《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主题思想和影像风格，并对伊朗新电影的价值和走向做适当的阐释。《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讲述的是两个小学生的故事。小艾哈迈德的同桌内玛札迪没把作业写到作业本上挨了老师的批评，并被警告若再不改正就要被退学。但是放学回家后，小艾哈迈德却发现内玛札迪的作业本误装在自己的书包里。想到老师的最后“通牒”， 小艾哈迈德便从家里逃出来沿着弯曲坎坷的山路，在夕阳的余晖中，开始了他寻找朋友的艰辛旅程。但是他千辛万苦也没有找到朋友的家。第二天，正当内玛札迪害怕被老师处罚时，艾哈迈德递给他作业本，老师为其批了个“好”字。影片既着意再现这种“寻找”，也通过“寻找”描写孩子的天真纯洁和真挚情感，展示伊朗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情世态。影片充满童真和童趣，富有泥土气息，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一、真实的童话很显然，编导有着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的眼光。他发现了一个世界，发现了这个贫困的国家中最弱小的群体——儿童。他发现这是一个没有话语权的无声世界。孩子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在生活中没有话语权，被强者视若无睹。影片表现了孩子的信息系统是多么薄弱，在另一个村庄和另一群人中，一个孩子寻找另一个孩子是多么不易。每个成年人在童年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形，话语权少而肩负的责任重，生活在麻木的成人中，却怀有一颗没有被磨灭的敏感心灵。上二年级8岁的艾哈迈德是个农民的儿子，他陷入了一个在他看来很严重的困境，他因为自己错拿了同学内玛札迪的作业本，使内玛札迪面临被退学的危险（其实，老师只是在吓唬人），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弥补自己的过失。艾哈迈德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即使这个使命在大人眼里不值一提。艾哈迈德两次前往波士堤，这是两次伟大的探险，几经曲折，最终失败。他有着坚决捍卫自己良心的意志，他的敏感良心与周围的冷漠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作业本的重要性比天还大，在孩子的世界里，价值体系就是这样的独特。在儿童的世界里，有着与成人不同的道德准则。但是孩子所处的这个世界，是按照成人的意志运转的。小艾哈迈德得到了老门匠的帮助，雨夜中的小花给他以温暖。这是一个平凡的下午、黄昏和夜晚，对一个孩子来说确实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一段冒险经历，它更像是一篇浑然天成的美丽童话。《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既是阿巴斯早期代表作，也是伊朗儿童电影的代表作。儿童电影是伊朗新电影的一个黄金品牌，数量多，质量高。像《小鞋子》《天堂的颜色》《白气球》《让风带着我飞》《水缸》《后父》《我在漫步人生》《醉马时刻》等，在世纪末的伊朗影坛鱼贯而出。纵观世界电影史，无论是反叛的《零分操行》（法国，让·维果，1933年）、《四百击》（法国，特吕弗，1959年），还是战争中的被仇恨撕扯的《伊万的童年》（前苏联，塔可夫斯基，1961年），都是按照成人的臆想造就一个个儿童扭曲的世界和形象。但是伊朗儿童电影大都还原到儿童世界，“以儿童的视角展现了伊朗的生活细节和民俗风情，以童稚之心冲破世俗的枷锁对人心灵的囚禁”[2]，填补了世界儿童电影单调乏味的空白，为我们呈现出一篇篇“真实的童话”。二、苦难与希望伊朗落后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手工作坊和未被工业化的小村庄，朴实的伊朗农民……影片表现了伊朗农民如何在艰苦环境中安之若素地生活着。影片告诉人们，伊朗无论怎么贫穷，但是活着的人凭着自然的生命力量，仍旧会生生不息。传统文明在走向没落，但是伊朗人民有强大的生命力，一定会创造出自己的未来。与其说这是一种哲学的思考，不如说这是一种对人民的天然信仰。影片从孩子的叙事视角描述了一个正在断裂的伊朗，一面是乡村文明垂老不堪，一面是工业文明正在崛起。导演阿巴斯对没落的乡土文化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同时，他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在伊朗，美好而古老的手艺正在消失，传统的东西越来越少。电影里出现了两种门：铁门和木门。美丽的木雕门窗在夜色中美丽非凡，铁门只是为了安全制造的，冷冷的铁门与温暖的木门形成强烈的对比。片中批判了造铁门的商人，他伤害同族，蔑视孩子的权利；影片也批评了顽固不化的爷爷用暴力“统治”了下一代。导演把希望寄托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身上，造木窗的老木匠和孩子，相互交流传统，相互承担责任。伊朗的传统精神在弱者之间默默传递着，他们是伊朗未来的希望。自古以来，伊朗这片土地便充满了战火，征服与被征服的拉锯战此起彼伏，20世纪下半叶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和毁灭性的大地震使伊朗人民饱受摧残，伊朗人民在苦难中磨炼出的顽强的生命意志和伊斯兰宗教那种对现世苦难的忍耐精神，铸就了伊朗民族忍辱负重、乐观豁达的民族精神。许多伊朗电影都着力表现伊朗人民现实的苦难生活、顽强的生命意志以及对未来的永恒希望——正如阿巴斯的一部影片的片名《生命在继续》。另外像《樱桃的滋味》《坎大哈》《黑板》等都是表现伊朗现实、苦难与希望的杰作。“伊朗旋风”——以阿巴斯为代表的伊朗新电影，其意义对东方、对伊斯兰文化来说是具有转折性的。伊朗作为一个已经被西方媒体妖魔化的国家，其人民真实的生活则通过阿巴斯等人的影片告诉世界。阿巴斯说：“我可向你们保证，我的电影所描绘的伊朗社会，比你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更接近现实。”[3] 三、质朴清新的影像风格伊朗导演穆森·马克马巴夫说：“西方电影从摄影开始，而伊朗电影从诗开始。”[4]在艺术风格上，伊朗电影的总体面貌就是清新、自然、简约与质朴，在平凡的事件中寻找诗意与哲理，通过人物朴素的语言揭示存在的真实，引导观众回到纯真澄清的世界。阿巴斯是伊朗新电影的杰出代表，他的早期代表作 “村庄三部曲”（《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生活在继续》《橄榄树下的情人》）均在北部山区拍摄。因为伊朗的审查制度，它主要以拍摄儿童题材为主，多采用纪实风格来呈现伊朗社会生活的原生态，从不使用职业演员，重复同一主题，采用开放性结构，表达出对生命主题的探讨和人道主义思想。阿巴斯的电影从巴赞的长镜头理论中汲取了许多营养。影片经常使用小全景，只有少数近景，很少有特写镜头。影片长镜头很多，镜头数量明显偏少，镜头节奏缓慢，正好与所表现的乡村生活同步。在故事叙述上，多采用孩子的主观视角。影片的场景范围不大，一些生活场景被反复运用。阿巴斯的影片不强调构图的美感，他追求叙述的简明性与场景的真实性，寻找一种简单的真实。阿巴斯将朴实的纪录手法与哲理寓言自然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他独特的电影风格。这种叙事风格，体现出古老的波斯文学的影响。在传统文学影响下，伊朗电影导演常常通过一件日常平凡的小事，表现出宏大的社会主题。像《小鞋子》《黑板》《白气球》《生生长流》等，都是通过平凡的生活场景，既表现伊朗人民生生不息的生命意志，也展示出伊朗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步伐。阿巴斯电影作品的手工性与资金不足、设备不够有直接关系。例如阿巴斯自己就兼做许多幕后工作，如编剧、剪接、美术等。以阿巴斯为代表的伊朗电影的镜头质朴简单，但是并没有明显的粗糙感，镜头简洁、朴素，技术精湛、扎实，许多影片的影像风格介于纪录片和故事片之间，随意自然而意蕴深厚。四、在寻找中孕育希望当欧洲电影、亚洲电影（包括中国电影、日本电影等）无力抵抗好莱坞大片的冲击而陷入低迷之际，伊朗的低成本电影却异军突起，成为世界影坛的“另类”，令人刮目相看。《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在多个世界电影节上获奖，包括德黑兰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卢卡诺国际电影节铜豹奖、戛纳国际电影节艺术电影奖等，在世界影坛引起广泛赞誉。阿巴斯被认为是“90年代世界影坛出现的最重要的电影导演”[5]。从伊朗电影中，很少看到好莱坞的俊男靓女、打打杀杀、陈词滥调和高科技幻觉，而是处处映现出东方传统文明的影响。正是文明传统和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伊朗人如何生活，如何思想，用何种眼光审视美丽的事物。伊朗电影人证明，只有建立起充分的民族自信心，才能坚定地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审美价值，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经过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电影人关心社会和时局发展，继承前辈电影人的乡土写实风格，努力表现伊朗自己的生活，掀起了伊朗电影新浪潮，主要代表人物除了阿巴斯以外，还有穆森·马克马巴夫，马吉德·马吉迪等，年青一代导演贾法尔·帕纳西、莎米拉·马克马巴夫、阿斯哈·法哈蒂等强势跟进，佳作频现。除了拍摄出一批优秀的儿童片，他们还冒着风险坚持表现伊朗现实生活。《樱桃的滋味》《生命的圆圈》等影片因涉及自杀、女性犯罪而被禁映。伊朗电影的成就，是由这样一批具有人道主义情怀、推进伊朗社会现代化的知识分子，热情投身于伊朗的电影事业，前赴后继地创作出来的。“伊朗旋风”正以其朴素的品质与独特的风格走向世界。阿巴斯电影的主人公似乎都是在“寻找”，像《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生命在继续》是寻找人，《樱桃的滋味》《特写》《橄榄树下》是追寻生命的意义。这种不断地“寻找”，不仅能激发观众的好奇心，更是在具有隐喻色彩的寻找中孕育着希望：对于剧中人、对于伊朗人民、对于伊朗电影，莫不如此。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电影业已形成了以好莱坞为主流的世界格局。伊朗电影异军突起，向美国好莱坞的文化霸权发出了挑战，受到了欧洲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尊重和欢迎。伊朗电影人以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进行的艺术创造活动，其追寻的足迹和成功的业绩，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参考文献][1] 郑洞天.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J].当代电影，2000（05）.[2] 陈明华.伊朗电影的本土化救赎之路[J].电影文学，2008（14）.[3] [伊朗]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电影没有护照——阿巴斯谈《随风而去》[J].单万里，译.当代电影，2000（03）.[4] 桂青山.影视学科资料汇评·影视基础理论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44.[5] 黄文达.外国电影发展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70.[作者简介] 赵鑫（1978— ），男，浙江温岭人，硕士，台州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美学和新闻传播学。黄兵（1978— ），男，湖北咸宁人，硕士，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文学与传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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