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透与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摘 要：大众媒介作为技术载体不仅渗透到日常生活而改变着人们的生存体验方式，更在于它所带来的各种异质价值观念正以一股强大的无形力量改变和重塑着人们的价值认知。面对这一境遇，必须重新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介的结合方式，实现以“大众媒介”为载体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媒介；渗透；转化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6-004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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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即已表明媒介化已作为现代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存在，越来越成为一种“时代意识”、“时代精神”。媒介化际遇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不仅仅是其作为技术载体渗透到日常生活而改变着人们的生存体验方式，更在于它所带来的各种异质价值观念正以一股强大的无形力量改变和重塑着人们的价值认知。面对这一境遇，必须重新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介的结合方式，实现以“大众媒介”为载体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有效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介的有效渗透与转化。
　　一、大众媒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限定
　　（一）媒介与大众媒介
　　媒介的概念本身很复杂，“媒介”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张行成传》：“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这里的“媒介”是指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英语中媒介（Medium）大约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广义上来看，说话、写作、姿势、表情、服饰、表演与舞蹈等，都可以被视为传播的媒介。有时媒介用来指涉传播方式（比如是用印刷媒介还是广播媒介），但更常用于指涉使这些方式成为现实的技术形式（比如收音机、电视机、报纸、书籍、照片、影片与唱片）[1]（pp.161162）。可见，广义的媒介，指在人类活动中让事物之间彼此产生关系的中介（物）。在某种意义上，学校、商店、包括人自身等都属于媒介。传播学意义上，威尔伯·施拉姆认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达的工具。”[2]（p.144）与这种工具论的媒介观不同，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他指出：“一切媒介都是人的延伸，它们对人及其环境都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这样的延伸是器官、感官或曰功能的强化和放大。”[3]（p.360）在麦克卢汉眼中，媒介不仅是人的延伸，而本身也是讯息。“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4]（p.33）依据麦克卢汉的观点，依据媒介尺度，人类文化经历了口头文化、印刷文化和电子媒介文化三个阶段。麦克卢汉对媒介的阐述不免有“技术决定论”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介的确在当今社会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对人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刻。
　　什么是大众媒介？大众媒介“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5]（p.111）。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事实上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大众媒介，其定义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根据上面麦克卢汉依据媒介尺度划分的三个阶段，这三个不同时期大众媒介也各不相同：口头传播时代主要是语言，文字传播时代主要是报刊与书籍，电子媒介时代主要是电子报刊、电子书籍、广播、电视和网络等。随着媒介技术的发达和完善，大众媒介为越来越多的人共同使用，使它成为多数人自由获取信息的大众手段。本文所指的“大众媒介”，主要指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计算机网络等。
　　（二）作为现代人生存方式的大众媒介境遇
　　卡西尔在《人论》中曾说：“人的符号活动能力（Symbolic Activity）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至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6]（p.33）确实，无可异议的是，人类最初的历史记录是通过在洞穴墙壁上绘画来传递思想，而这些绘画就是最原始的媒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的媒介的产生又改变着人类获取信息、传递信息的途径和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可见，在人类历史上，从文明时代开始，人类感知对象的方法和对象再现的技术就已与媒介相连。
　　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媒介话语和媒介技术具有极强的拟真性、包容性以及对信息的垄断式占有，使得媒介信息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生活内容和认知行为，进而影响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现实环境也越来越具有信息化的色彩。频繁接触大众媒介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除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外，人们用了几乎一半的闲暇时间来接触大众媒介，大众媒介已经充斥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正如汤普森所说：“今天难以想像生活在一个没有书刊报纸、没有收音机和电视、没有无数把象征形式常规地和不断地传给我们的其他媒介的世界里会是怎么样的。”[7]（p.180）可见，现实中人们已将大众媒介所建构的信息环境当作自己丰富知识、了解现实、休闲娱乐、寻求帮助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渠道，媒介信息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现实环境的角色与功能，媒介环境越来越环境化。这也印证了一句话，“人不得不处于这样的命运之中，即应该通过他人的终结，依存于由他人所规定的（他人所掌握和解释的）环境，来确定自己的环境”[8]（p.35）。
　　同时，现代大众媒介已不仅仅是现存社会关系中可有可无的补充者，而是新的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和社会历史的创造因素。正如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所阐释的：“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9]（p.132）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类通过媒介不断扩张的能力，人自身似乎对此浑然不觉。“人把新技术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维持在无意识的水平，就像鱼对水的存在浑然不觉一样。结果，就在新媒体诱发的新环境无处不在，并且使我们的感知平衡发生变化时，这个新环境也变得看不见了。”[3]（p.360）在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全球化时代，媒介的高频率使用往往使人们忽视了它的存在，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也见怪不怪了。“媒介化”已作为现代人生活的一种生存方式，“现实”本身已被“媒介化”了。 　　（三）大众媒介意识形态化与意识形态大众媒介化
　　鉴于伴随着科技进步的大众媒介力量，米兰·昆德拉曾在小说《不朽》中如此比照“意识形态”和大众媒介的关系，他指出，一种普遍的、全球性的从意识形态向意象形态的转变已经出现：意识形态再有力，也总抵不过现实。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象形态超越了它：意象形态比现实更强[10]（pp.112113）。昆德拉用一个“意象形态”概念意图说明：现实的“媒介化”已经强有力地击败了意识形态。但是，这种看法不免有一些偏颇，在这里忽略了媒介在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阶级属性，夸大了媒介的作用。诚然，在意识形态、大众媒介、现实的三者互动关系中，对大众媒介一词的追求无疑是当下进入意识形态和现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把钥匙。大众媒介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载体，而且是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存在方式。在大众媒介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大众媒介意识形态化”与“意识形态大众媒介化”两种提法本已表明：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介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大众媒介意识形态化”与“意识形态大众媒介化”仅仅能在一定范围内有意义，泛化或窄化都会引起歧义，如何来防止错误的倾向呢？
　　要防止片面强调意识形态对大众媒介的影响，忽略大众媒介的能动性。马尔库塞就曾质疑“人们真的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大众媒介区别开来吗”[11]（p.9）？大众媒介有自身的价值标准和运作规律，有超阶级的那部分属性。若仅仅将大众媒介误解为意识形态的单纯工具或附庸，视为维护专制统治的驯服工具，势必会拖延或阻碍正常的媒体改革和新秩序的建立。
　　另一种错误倾向是夸大大众媒介对意识形态的影响，把媒体自由视为民主政治甚或科技力量的无可阻挡之力。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主要表现为抹煞媒介的党性和社会主义属性，不顾社会现实基础盲目推进媒体改革，或放弃共产党对媒体的管理与领导，强调对媒体的依赖，试图用媒体自由与改革来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政治问题，天真地鼓吹和放大技术作用。这两种错误倾向显然都是没有认清大众媒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的是，大众媒介确实对意识形态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必须认清大众媒介对意识形态不具有决定性作用，新闻自由等也不是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法宝。在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斗争不能长期占据国家中心地位，媒体也有自己的发展空间，这也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在当前，面对现实已被媒介化的状态，如何保持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介之间的合理张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介之间的合理渗透与转化是亟需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二、何以必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介间的相互渗透与转化
　　（一）运作逻辑：市场逻辑抑或政治逻辑？
　　大众媒介的商业性使它不得不遵循一定的商业规则，每一媒体都必须讲求经济合理性，以保障在其目标群体中获得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为取悦受众，获得商业利益，大众媒介产生了自己的利益立场，在追逐利润和金钱的同时，可能带来欺骗和误导。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众媒介为了营利必须取悦尽可能多的读者，一些媒体故意避免鲜明的政治立场，标榜价值中立和报道客观，追求突发事件和具有刺激性的精彩镜头或照片成为新闻从业人员的“癖好”。一些媒体甚至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放弃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违背职业道德，完全按照市场逻辑操作。市场是传统意识形态最有力的解构力量，它以世俗化的方式拆散了历史曾赋予各种事物或权威原有的意义和价值，它单一的意识形态指向逐渐脱去，已不只向人们诉说那曾经存在的高于天的革命理想。
　　在当代中国，大众媒介带着“暴发户”所具有的特点，它内蕴着先进技术的冲击与消费市场的掌控，却在大众媒介的任何一类事件性文本中，透过中产趣味崇拜、功用性色情、粗俗的欲望宣泄、野蛮的暴力张扬等追逐，总能使人感觉到市场逻辑的强力。但是，如果说因看到大众媒介在当代中国的崛起就断言以市场逻辑为主导的大众媒介现在可以独霸天下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道路传统就此让位于市场逻辑，那是大错特错的。可以肯定的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在中国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和地位，其冲击力有目共睹，但更应看到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就因为存在着或明显或人为的模糊，使得诸如“后革命氛围”理论、“后社会主义”学说在解说中国某些社会文化问题上有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与受众市场。大众媒介正以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在百姓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中“言说”着自己的到来和繁盛。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大众媒介和意识形态的双重运作逻辑致使二者的交集必定带有不可避免的冲突。
　　（二）价值选择：人性控制抑或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统治阶级的统治往往不仅仅依靠粗暴的军事力量，还靠强大的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大众媒介力量。“大众传媒在巩固国家力量并促使其向社会意识渗透中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12]（p.110）通过大众媒介这一载体，意识形态可以表现出更大的渗透性，控制功能也能大大增强。原因有二：一是大众媒介通过强大的技术手段为自己在意识形态的舞台上增加了影响力，客观上为意识形态的内容发展以及其面临的环境等都带来了新的挑战；二是出于媒介所特有的“好奇心”，表现为它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切关注，以满足大众的需求，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大众媒介与意识形态的结合已经深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通过把自身的经济利益转化成政治上的需要，再把政治需要转换成人的本能需要。一旦这个转化过程顺利完成，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态便透过各种大众媒介潜移默化为个人的心理需要和本能需要，这时的意识形态控制就成为了被控者无法意识到的控制，也成了无所不在的控制，甚至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没有控制的无所不在的控制。在大众媒介和意识形态的强化作用下，大众意识辨别事物的能力、大众意识的超越性、大众意识的分析能力和批判能力都被阉割了。在阶级社会中，大众媒介不可能属于“人类”，它属于阶级社会中的某个阶级，属于某些经济利益集团所有，属于某些人所有。现代资产阶级尽管标榜媒介的“客观、独立”地位，不隶属于任何政党，其实从本质上而言，媒介仍是某种社会阶层的利益代表，充当政治集团的喉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众媒介对人性进行了极度的压制和扭曲。阿多诺曾经有过非常精辟的表述：“文化工业刻意地由上而下，借着一种意识形态将消费者收编进去，而这种意识形态就是让人以顺从代替主体意识，压根不允许脱离规范而存在；文化工业的整体效果是违反启蒙原则的……文化工业不断地以科技作为支配自然的工具……它是一种桎梏意识的手段。文化工业阻碍了个人的发展，个人无法以独立自主的态度，有意识地为自己决断事务。”[13]（pp.2324） 　　大众媒介的发展旨在为人类服务，使更多的人享受各方面带来的便利。然而，在这个“以形象为中心、以叙事为基础来描绘现实世界”的时代，大众媒介仿佛具有催眠魔力一般，使得其重新塑造或冲击过的关于人性解释的新符号、新形象，其关于工作、生活、情爱等所有涉及人性方面的认知都轻易地被人们所接受、理解乃至认同、崇拜。大众媒介已不仅仅是人体的延伸，而且还成为人体自身，成为人的大脑与中枢神经，能代替人看、想、听、说，人们依据媒介而行动，但很少人会因为各类媒介的重重包围而感到“窒息”，甚至没有媒介反而不知道如何生活了。在媒介化的生存状态下，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完全被异化。现代人与媒介的关系出现了顺从、盲目、甚至崇拜关系。麦克卢汉曾指出：“一旦拱手将自己的感官和神经系统交给别人，让人家操纵——而这些人又想靠租用我们的眼睛、耳朵和神经从中渔利，我们实际上就没有留下什么权利。”[4]（p105）这无疑使得大众媒介为“非我”的工具而存在。要如何摆脱这种状态呢，在当代中国，无疑是需要诉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而这个时代的所有意识形态定义与解说，也仿佛无法离开所属时代的大众媒介所提供的感性生活方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众媒介给人们心理世界、信仰世界所带来的影响已经十分深远。大众媒介如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以期摆脱大众媒介对人性的极度扭曲状态，让中国人民能真正让大众媒介为人所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过着一种更加积极的生活，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已经存在的符号和结构。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经营国家，把人们看作是没有自己主见的人”[14]。要真正实现这一期许，就需要寻找合理的路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介的和谐渗透与转化。
　　三、何以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介的相互渗透与转化
　　诚然，大众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和意识形态不发生直接关系，但它绝非是完全非意识形态性的。一方面，大众媒介必须适应意识形态的要求，尽量能够和意识形态达成合作，并承担一定的意识形态宣传等任务，在主导文化要求的范围内运作。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尊重大众媒介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律，适应大众媒介商业化的本质要求，按照商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发展。这种二重性虽然有效地规范了大众媒介的发展方向，但同时也增加了大众媒介发展的制约性因素，因为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中国大众媒介必须在意识形态判断和市场化操作之间寻找默契，实现磨合。而如何实现最佳限度的磨合，从而实现二者的和谐渗透与转化，推动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关键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大众媒介的科学引导。
　　（一）方向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大众媒介的制度引导，坚持大众媒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监管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大众媒介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必然受到经济基础和它所处社会环境的制约，尽管媒介在观念上可能更具有超前性和先进性，但在法律地位上，并不具有任何超越于一般法律主体的优越地位，而只能合法行使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介的相互渗透与转化，最好手段无非是通过法律手段。如此，一方面可以保证大众媒介的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做到切实为人民服务；同时，还可以确保媒体人员正当的人身权利与自由。
　　基于大众媒介享有的相对独立性，具有一定的公众立场，并且可在整体上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又不完全和意识形态融为一体，在这个距离存在的情况下，大众媒介可以通过监督作用发挥自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能动性，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和限制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大众媒介的人民性即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更增加了它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能动性影响的力度。但是，由于大众媒介还可能对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从担当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大众媒介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它所享有的媒介自由只能在一定的距离范围内有效。虽然大众媒介在揭露黑暗、维护公众利益上具有重要作用，曾在历史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过积极推动作用，但是也必须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所宣扬的“媒介自由”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无论媒介如何发展，都有隐蔽在其背后的政治界限和政治禁区。而只有在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法律和政府部门才变成了维护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民主和自由的工具，它对大众媒介的制约才是顺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十分强调大众媒介的人民性，而大众媒介只能在社会主义法律的范围内依法行使权力。
　　（二）紧跟时代：适应现代化潮流，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介文化产品
　　大众媒介通过将商业性、人性、社会心理学、信息技术等手段相结合，因其触及人性感受的本能或边缘状态，使得媒介力量无所不在地作用于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使大众经常存在于一种集体的无意识状态之中，这种结构有别于正式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作用。大众媒介在生活消费领域证实了，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满足或者说“自我实现”是很难用理性尺子来衡量，他们把每个人胶合在一起，让人消除一切质疑心理，接受一切政治、经济力量的安排，使人处于一种麻木迷醉状态。随着这些大众媒介产品“在更多的社会阶级中为更多的个人所使用。它们所具有的灌输作用就不再是宣传，而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比以前的要好得多，而且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阻碍着质变。因此出现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方式……”[11]（p.12）当下很多人在追求另类的满足，意图释放更多人性中的潜能，然而这种虚假的前卫化的泛滥，实质上并非“个性化”，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同质化”。如今，大众媒介面临的最大难题并非所谓的商业文化取代高雅文化，通俗文化取代精英文化，而是如何界定自己的人性边界、现代性边界，如何建立起兼容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标准，又体现人性多样性的解释标准。 　　在当今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各种观念评定似乎无法摆脱大众媒介的影响，“大众传媒派生出一些心灵的习惯，我们自身变成了我们观察的东西。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是工具塑造了我们”[4]（p.17）。大众媒介重新塑造、组织了我们的感性生活，建立起有关人性新的见解与发现。在何种程度上才能真正解脱大众媒介在人性方面的异化，这就是需要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自改革开放特别是21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的巨大转型，传统文化观念、思想和心理模式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和冲击，我国的文化精神也面临着急剧挑战。随着人们对大众媒介产品的消费和选择性的增多，人们的信仰变得虚无，社会出现不少丑恶的现象，部分人沉迷于消费主义的热潮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而如何在大众媒介中阐释产品的文化精神，以力求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在当代中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通过政治化、教条化的刻板说教方式让受众接受，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必须适应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律，考虑市场的需要，贴合大众的口味”[15]（p.7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以现代化市场为中介，发展媒介文化市场，找到一个恰当的契合口，向媒介文化产品渗透与转化。这样，当大众选择媒介文化产品时，意识形态也自然地在潜移默化中建构了大众的意识，从而在使用或消费媒介产品中完成意识形态的认同。“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交往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6]（p72）精神生产并不能独立于物质生产活动，是随着物质活动和劳动分工的发展而逐渐分化出来的，通过对媒介文化产品的不断发展，精神生产也会不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不断指导传媒文化产品的发展，而媒介的发展也不断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注入新的内容，实现二者的积极互动。在大众媒介的语境下，媒介文化产品已经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渗透与转化的重要物质载体。
　　（三）战略定位：把握和提炼媒介时代的“时代精神”，创新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7]（pp.289290）处于当今大众媒介时代，也面临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各种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所要反思和批判的不是已有的答案，而正是一个又一个的时代问题。马克思曾指出，从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p.57）。从宏观上看，依据“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8]（p.204）这一原理来进行判断，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等思想领袖所处的时代有了很大的差别，随着信息科技和大众媒介等高科技的高速发展，社会已经或正在被“再结构”，时代特征、时代价值、时代精神等已经出现了很多新表现。大众媒介使得人们的生活实践方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一系列革命，在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众多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提出了诸多困惑。如：如何看待媒介资源在生产力要素中的地位，如何看待知识价值论，如何看待传统资本观，如何定位媒介的“占有者”或“创造者”，如何看待所有权对媒介运作的影响，从属阶级如何建构自己的媒体化，是否应该或如何划分媒介“信息疆域”，以及这些问题背后折射出的意识形态问题应该如何处理，等等。问题是时代的心声。面对媒介时代提出的各种问题，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性地去思考和解决，不仅能为社会主义理论新形态的建构提出新思维、新视角乃至突破口，还能发展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介的相关理论。从微观上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主要建立在批判资本主义崛起工业时代的诸多问题上，虽然其实质意义尚在，但面对新媒介的出现在打破了物质和精神的截然分离、日渐独行的虚拟实践和虚拟交往等具体问题的到来时，传统意识观的理论视野、具体框架和方法不能不说已有些陈旧，这就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地创新媒介理论，在发展媒介技术的同时要深究理论问题，提出属于中国特色的媒介“时代精神”，并再透过媒介技术提高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大众媒介的和谐融合，只有建立在提高对媒介时代问题解释力上，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媒介”意识形态，实现大众媒介与意识形态在技术层面与理论层面的双层渗透与转化。
　　注释：
　　①1998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在年会上正式提出“第四媒体”概念，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会上指出：在加强文字和声像传播手段的同时，应利用最先进的第四媒体因特网来加强新闻传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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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刘琼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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