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记诗人雷雯】 雷雯

　　记得雷雯的人，现在大致不多了。他是个“小人物”，渐渐被这个世界淡忘了。其实苦难养育了他，以那段荒诞的历史为背景，他给世人有过“大印象”。早在解放初的1952年10月，他就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过一本诗集《牛车》，1953年10月还重印过一次。他逝世后，他七弟李文熹先生为之搜集遗著出了一本近八百页厚的《雷雯诗文集》，由北方文艺出版社于2005年7月出版，我和王元化都收到了赠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已对雷雯的受难略有所闻，而元化还就是从这本书上才知道雷雯不幸也曾被反胡风的政治漩涡卷进去过：谁又知道他之被定为“胡风分子”的罪状之一，竟然是由于我们当时所在的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本诗集。我对元化说，用何满子的话说：我们竟还是“团友”呢！
　　有次元化和我谈到这本“诗文集”，他问我，你记不记得《牛车》诗集是谁责编的？我说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我们倒是看过几本东北文联介绍过来的解放军年青军官的好几部书稿，有诗有小说。我们采用了不少这类军旅作家的稿子，大概《牛车》也是其中的一本吧！另一次我同元化谈到阿垅。因为当时《粤海风》上正发表了我的《为阿垅辩诬》，谈到阿垅的诗，这时他又谈到《牛车》的作者雷雯，他说雷雯的诗我欣赏它的短小，颇有冰心和泰戈尔的味道，读起来有回味，可惜我现在眼睛不好，不能为他写点什么。不过，我可以把这本“诗文集”介绍给上海的几家书店去代销。后来我在上海季风书园及几家地铁站旁的书店里果然都见到有这本书出售，李文熹告诉我，这就是元化托人送去的。
　　前些时，“旧信重温”发现了雷雯给我的几封信。可能有些没有得到保存，只留这么两封了。我同他往来不多但并不算疏远。同他见面，偶然又偶然。1980年的某天，我去北京东中街人民文学出版社家属宿舍牛汉家。我进门，他出门。牛汉送他到门口，我们碰面了。牛汉站在门口，这就把他和我相互作了介绍。知道我们是编书的同行，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北，于是握手、寒暄，就这么淡淡的，算是相识了。我进屋后，牛汉把雷雯的遭遇说了个大概，这才知道，彼此，彼此。他也莫名其妙地被卷进1955年那场反胡风的大风暴，被整得死去活来。
　　在这之前，我们从没有语言和文字上的任何交流，这之后我注意从东北的报刊上读他的诗。不知由于诗还是由于苦难，似乎有种天然的亲近感。
　　因为同行，就交换各自责编的诗集。后来我们通信。现在这保存下来的两封信都是谈互赠别人的诗集的事。我记得我们也互赠了自己的诗集，但愿以后能发现其余信件。
　　已发现的第一封信：
　　你寄给我的绿原同志的诗收到多时了，一直想找到贵社的广告后再给你写信，广告未找到，信也未写成，实在对不起你。请原谅。前次寄的公刘的诗想已收到。今寄上曾卓、黎焕颐诗各一册，请收到后告诉我一声。每出一册当即寄你，出齐后再补寄前几册。
　　如有有关诗、诗话、历史之类的书籍，寄我一些，那是十分感谢的，祝你新年好。
　　雷雯 十二月三十日
　　此信写于1983年年底。信上所说“绿原同志的诗”是指绿原在我所在的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的《人之诗续编》，这之前绿原编的《人之诗》诗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续编”，由我担任责编，是绿原平反以后，所出的第二本集子。他寄我的公刘、曾卓和黎焕颐的诗集是当时由“诗刊社”编辑，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人丛书”中的几本。
　　大概我收到书给他去过信，不久，1984年刚过新年他又复我一信：
　　刚刚把曾卓及黎焕颐同志的诗集寄给你，就收到你送给我的《迟来的爱情》，谢谢你！
　　上次寄给公刘的诗，也是我寄的，好像给你写了信的，也可能忙一些，忘了。
　　我们这里正在调整机构，我不编《北疆》了。仍然回到文艺室编诗和散文。难呀！我编的书全是不能赚钱的，领导卡得很严，不像你介绍你们的情况，那样开明。
　　寄上两册书，你想要些什么书？来信说一声。
　　《迟来的爱情》印得很漂亮，封面很新，颜色很花但不刺眼。
　　冬安！
　　雷雯 一月四日
　　信上《迟来的爱情》是由我责编的黎焕颐从流放地青海回到上海后的第一本诗集。信内提到《北疆》，这是一本东北出的十六开本大型文艺刊物，颇有分量，他在编辑这本刊物，我曾读过他寄来的几期，想把我业余写的诗稿寄给他，所以他信中提及“他”不编《北疆》了。后来还有信件，互相寄过个人的诗稿。
　　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很振奋人心的话：“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这句话恐怕后代人会愕然双目圆瞪：“时间怎么会失去，失去了怎么还能找回来？”“时间”怎么可以像个什么可以随便要拿来就拿来，要扔掉就扔掉似的东西呢，摆出来给人们看看。那么当然谁也无法应命。但我们从苦难中跋涉而来的人会坦然说，我们曾经确实在牢狱中，在惩罚性的“劳动”中，在挨整的批斗中，感觉到“时间”是像水似的白白流淌。有时是一滴一滴点滴消失，有时又像大河奔流汩汩而去。“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为了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我们都珍惜每分钟每秒钟的时间，大家都忙。这样也——就逐渐“相忘于江湖”了。
　　后来，我去北京组稿，雷雯也到北京出差，又见过一面，当时谈了些啥，现在已记不起了。只是这一次不知从谁那儿知道雷雯原来是楼适夷的部下。他是尊称楼适夷为“部长”的。在我印象中，楼适夷是“左联”作家，并与胡风有交往。解放前上海出的《时代日报》，我读到过楼适夷编的副刊，怎么到雷雯口中他就成了“部长”呢？
　　想起来了，雷雯隐隐约约同我谈起过，他落难之前楼部长曾经指导过他写稿。从他那儿知道：在部队楼是正师级部长，雷只是个副排级干部，本来他们只有工作上的联系，所以分别后各自东西，从无私人往来。直到雷雯被卷进“胡风冤案”，进了大牢，继而进农场劳教，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望之中，求生的本能促使他不得不向原先认识的军级师级首长写信求救。可是用雷雯自己的话说：“信寄出去了，在痛苦地等待中，我只收到楼部长一个人的回信。信中，楼部长劝我好好劳动，不要厌恶身边那些人，还说高尔基就是在下层人群中积累了宝贵的生活素材写出了那么多不朽的作品。”雷雯把这第一封信视为“丹柯手上的那一颗心”，照得他居住的黑洞四面有光。等到1979年2月雷雯平反后，从武汉回哈尔滨路过北京，去看望“部长”时，楼适夷已是老态毕现。雷雯当然也已失去了宝贵的青春年华。这以后他们的往来不是首长与战士的关系，而是一个长辈与孩子的关系，“他常常要我把旅社的房间退掉住到他家里去，我们不只是谈书稿和创作，还谈家常。” 　　这里我特别要提到的是，为什么雷雯的那么多高级首长都不敢给雷雯片纸只字，他们如此噤若寒蝉，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胆小如鼠的懦夫，恐怕不少人还是因为被巨大的谎言所蒙蔽和震慑。
　　雷雯留下了一部《往事非烟》回忆录。他写的是实录，当读者进入到让人窒息的那种氛围之中去，就会感到似乎也和作者同时在黑暗的隧道里摸索和挣扎。其中首篇《淮北的枳》，是写他飞蛾投火的人生写照，——他怎样仰慕光明，却又如何被蛛网所纠缠。字字见血痕，笔笔现泪花。
　　用他自己的文字当比转述更加可信：
　　还是从头说起吧！
　　那是1951年3月，我从齐齐哈尔二七步校调往沈阳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宣传部。当时我三弟也在沈阳，他在东北军区空军政治部宣传部。三弟告诉我，说诗人牛汉在他们那里，是抗美援朝从北京参军来的。三弟要我把我的诗整理一些，他拿去给牛汉提些意见。不几天，牛汉写了好几页意见，也是三弟捎来的。有一个星期天，我去空政，同三弟一起到牛汉的办公室，随便瞎扯了些诗的问题。那时大家都很忙。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同在沈阳，一共也没有见过几次面，从来也没谈过家常……我肯定牛汉也会认为，我们相识和交往是非常非常一般的。……牛汉当时在我心目中，完全是一个崇高的布尔什维克高大形象。
　　就是这个由头，等到1955年反胡风运动一来，厄运找上他了。原本两个青年军官间谈文说艺的交往，变成了反革命活动。这还了得，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于是雷雯坠入被批斗的漩涡之中，那种折腾人的颠倒黑白的无穷无尽的逼供中，使无法交代罪行的雷雯极为气愤：
　　我像一只耗子，被孙和董这两只恶猫抓来抓去，这时，我的魂都是破碎的。我常常想：“这样活着干什么？”又想：“这太混账了，还要看个究竟，心里不但不害怕，反而有一种轻松的坦然，许许多多的问题如大梦初醒，也如酒醒了想到醉时的荒唐。我突然成熟了，在生死挣扎中成熟的，我把投向我满身的刺，咬着牙拔出来，当作针，缝着那被砍断了的滴血的神经。”
　　他鄙夷地面对打手，不是到旷野去默默地吮舔滴血的伤口，而是咬着牙拔出满身的刺，并且还以刺当针，缝补砍断了的神经……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其忍受力可见一斑。
　　但是当他被处分之后，知道了牵连他的牛汉本人受的处分都比他还轻时，他实在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他忍耐不住了，愤怒了：“我心里就像掀起了大海的狂涛，这算怎么回事？我的处分比牛汉还重，真是大和尚吃肉没事，小和尚喝汤遭殃。这时是真正的怒火中烧。周身的血每分每秒都在沸腾。”于是他“凭着怒火，一挥而就。在材料里我大骂孙、董是屠夫，是打手……写完后，我还加上一个标题：《我用眼泪和鲜血来控诉》。”这就种下祸根，被戴上翻案帽子，被开除公职送去“劳教”。实际上狐假虎威的狐狸比老虎更毒辣，等他明白过来，是在他梦醒之后：“我居然想为自己申冤，在这黑白颠倒的时候，是不允许含冤之人愤怒的。”
　　倔强的诗人一次致命的愤怒，从此使他陷入绝境。周围的人大都像远离瘟疫那样不敢与他接近。当然也有例外。他的回忆录里写到他的中学同学张善钧就是个“例外”。他在收到雷雯告知被打成了“胡风分子”的信后，不但没有断绝他们之间的友谊，而是马上给他回信。这是过去与雷雯有通信关系的除家庭之外的亲友中的唯一的回信，给了他很大的抚慰。
　　这是一封多么不寻常的信啊！收到它，使我重新记起了人的感情温暖，我好像是跋涉了一望无际令人不敢回首的生死攸关的大沙漠，重新又获得了一片恬静的浓荫，这浓荫就是人的最纯真的友情。谁能理解死里脱生的生命得到友情赤忱的亲抚？那是久旱逢甘霖也解释不了的！那是什么？我说不清楚，只能问我当时心跳的声音。
　　那时，最不应该给我回信的应该是他，他面临毕业分配。如果校方查出哈尔滨常来的信是胡风分子写的，那他的一切都不堪设想！很有可能会开除他的学籍把他也抓起来没完没了地批斗交代。他能不知道这些吗？他能不害怕吗？不是的。闹得全世界都知道的胡风问题比瘟疫还要恐怖，把“胡风集团”宣传得比国民党还要凶恶，又是“特务”，又是“叛徒”，又是“地主”，又是“洋奴”，鸠集在一起，像是一群青面獠牙的野兽疯狂地向党进攻。反胡风反得全国上下旮旮旯旯草木皆兵，他能不害怕吗？他能不知道利害吗？然而，这时他肯定没有考虑自己，不假思索立即给我回了信，还继续不断地通信，他是在同情远离故乡在痛苦中挣扎的友人与兄长！写到这里我泪如雨下！……冒这样的风险同情自己的友人，这是什么样的胸怀？没有一点基督精神的人理解得了吗？
　　这里应该看到更深层次的内涵。这不仅仅是对弱者的同情和怜悯，对不见容于这个社会的雷雯这样苟活下来的卑微的小人物，我以为他投去的是一种鼓舞、一种启示，使落难者知道这个社会里还有这样的为维护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尊严的人在，让受害者振作起来。
　　在回忆录中，雷雯也为那些同样被涂炭中的生灵传神写照。他们有老有小，有的原可以成为社会的精英却被整成了“社会渣滓”；有的原本是纯洁的工人却被诬陷成了妖魔化的“反革命”；有的原本是粗犷憨厚的大汉，最后被整得瘦骨嶙峋埋在深山里；有的只是不懂事的小孩因玩弹弓，射击纸像而“撞祸”……有年轻的热爱音乐的小提琴手，有留学法国讲美术史的白胡子老教授，他们都被命运安排到了这个“改造场所”作长期的“炼狱”之旅。雷雯自然也为那些披着人皮的两脚兽留影：“它们”以折磨“犯人”为乐趣，更让落难者的精神和肉体受到双重摧残。雷雯写出的细节惊心动魄，是任何无此生活体验的作家所无法向壁虚构的，因为他们想象的触角永远无法达到那个地方。当然，他写到黑暗的地狱里也有闪光的萤火，除了写到难友的相互关心与帮助之外，也写到了某些“管教员”的人性的光芒，虽然仅微弱地一闪而过，但到底证实在这样的群集里也不失照见鬼众狞恶嘴脸的亮光，毕竟“地狱”里也还有隐隐约约人的影子。这不能不让我想到他的面对两脚兽的短诗：
　　一首是：
　　你看见了么
　　我的眼睛里
　　在冒火
　　我多么奇怪
　　你走路
　　居然也用脚
　　还有一首是：
　　他想
　　抠掉我的眼睛
　　因为
　　我看透了他的灵魂
　　不用说，从字里行间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诗人在挨整时内心喷发出的灼人的怒火！当然如果没有这种经历的读者，眼光也许会不经意地从字面上滑过；相反，曾经有过类似经历的受害者已经麻木了的神经，也会受到震撼；若是当年的施虐者读后肯定会怵然觳觫。雷雯为自己，也为他所见到的无辜受难者以文字立碑，同时他也以文字为残暴的施虐者建造了耻辱柱。我相信历史不会忘记他。
　　雷雯因诗遭难。我断断续续读完他的诗文集，我特别欣赏书中的咏物小诗。比如有一首《向日葵》，一见题目就让我联想起梵高的同题画，感到一股奔放的生命力扑面而来，给我以视觉冲击。但雷雯表达的却是另一种心绪，他只写了四行：
　　向日葵
　　一辈子低着头
　　它从来没有过
　　自己的真正方向
　　向日葵永远面向太阳，追求光明，本是向阳花。但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它却成了个人迷信的象征物，诗人却以此短诗赋予了奴性以具象，促人警醒。
　　看得出，雷雯颇喜欢杜鹃花，以《杜鹃》为题他写了好些诗。有一首写道：
　　满山遍野
　　铺山盖地
　　是那愤怒的火
　　带着血在燃烧
　　我以为这首诗热得发烫，写出了诗人的真性情。而另一首，也以《杜鹃》为题，我喜欢它诗思的独特：
　　哟
　　那一山泻红的杜鹃
　　谁能有这样泼辣的爱的火焰
　　杜鹃啊
　　你红给谁看
　　山里人煮菜
　　没有咸盐
　　这首诗既直白又含蓄，丰富的内涵留给人以较大的想象空间，让人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去作各自不同的体验和感受。
　　这类诗过去有诗人提倡过，称之为“微型诗”，也有好几位写得很有特色。我的想法是：诗，还是从内容出发，由内容去定长短，大可不必让感情为形式囿限。雷雯写过短文论述他对这类小诗的思考。他说：“我常常写些小诗倾吐自己对人生的热爱，对光明的追求，对丑恶的东西也无情地鞭笞。”他一生坎坷，爱爱仇仇都反映在他的诗里。雷雯本人说：“一代一代伟大的艺术家，把他们纯洁的感情光辉，永远留在人间，照亮着后人崎岖的生活道路。”在我的印象中，雷雯一生都在作这种崇高的追求。
　　201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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