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寔《四民月令》成书原因考论】四民月令

　　摘 要： 崔寔撰写《四民月令》大约在东汉延熹年间（158-166年）。本文从社会背景、技术条件、农业思想与实践三方面考察《四民月令》的成书原因，认为东汉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体系与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崔寔对农时、农本的重视及管理庄园的实践活动是深层原因。
　　关键词： 《四民月令》 崔寔 成书原因
　　崔寔，冀州安平人，生于公元二世纪初，卒于公元一百七十年。冀州安平涿郡崔氏家族是世家地主家庭，有名的清门望族。恒帝初，崔寔被授为主管文书起草工作的郎官，不久升为议郎，又迁为大将军梁冀府中的司马，并同边韶等人在东观（宫中藏书处）著书。后来他调离京城，出任五原太守。几年后，因病被召回京城，仍为议郎，再次与诸儒博士杂定五经。粱冀被恒帝诛杀后，崔寔因是粱的旧僚而被免归故里。数年之后，因鲜卑屡犯边境，崔寔被推荐作辽东太守，中途因母刘氏病卒，还乡归葬行丧，服竟后归朝，并最终升为尚书。一生所著重要的有三部：《政论》、《答讥》、《四民月令》，其余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而他毕生最重要的事业，大致在公元二世纪中叶（158—166年），写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农家月令书籍——《四民月令》。
　　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崔寔在东汉历史中的地位及《四民月令》作为首部月令体裁农书的学术价值给予了肯定，但是对崔寔写作此书的缘由则研究不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结论：一是东汉时期士族大地主势力壮大的结果①；二是生产力发展导致的农业经营主体变化的结果②。进一步考察其成书原因发现，其深层原因是东汉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体系与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崔寔对于农时、农本、农情的重视。
　　一、社会背景
　　（一）东汉时期士人的新地位
　　自西汉武、宣以来，士人地位逐步提高，而到东汉士人已不再是无根的“游士”，而是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士大夫”了。这种社会基础，具体地说便是宗族。“士族宗亲”在东汉时已经能够将土地和特权集于一身，主要表现为“清议”和“门第”。“清议”影响到郡国的察举与中央的徵辟，还隐隐操控士人进退的标准。因此清议在当时的政治上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而“门第”因学术传习条件有限而成。依钱穆先生的观点：“‘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传袭的势力，积久遂成门第。”冀州安平崔氏（即博陵崔氏）在前汉昭帝、崔朝做到侍御史“发家”之后，崔朝之孙崔发也在王莽时期封过侯；以后崔家就成为冀州的“望族”。③此外，由于察举制度的舞弊，更加剧了士族势力的膨胀。另外，在东汉政权中，外戚依附于王室，而与外朝士人地位不亲，因此士族常常徒招祸殃。往往一帝即位，必袒外戚诛除朝士。待朝士丧气，外戚溢横，而旧帝崩，新帝立，与旧帝之外戚关系转疏，乃自谋之宦官。这就是东汉前期政治上的一种循环状态。史实表明，崔駰、崔瑗、崔寔祖孙三代皆为名重一时的士大夫，但是由于东汉特定的历史条件制约，仕途经历都非常曲折，三人都不同程度地被外戚势力牵绊。
　　两汉政权本质上是代表地主阶级的，但东汉比起西汉初积极抑制战国以来的豪商巨族、扶助新兴中小地主来说，对内对外就显得格外软弱无力。因此，东汉一代绝对君权的威力比西汉低落得多。以延熹二年（159年），即恒帝与宦官诛粱冀之岁，为东汉年间外戚宦官迭握朝政的分水岭。前乎此，外戚之势为强，后乎此，则宦官的权力转盛，而东汉的士大夫也遂得在与外戚宦官的冲突过程中逐渐发展群体的自觉性。④李成贵对崔寔身世有这样一段阐述：崔寔看到汉世“政令垢玩，上下懈怠”，一味因循，不思振作后，不恋尚书之位，托言有疾而不亲政事，数月后被免职，直至病卒⑤。
　　（二）封建依附关系加剧
　　纵观崔寔的主要活动时期，几乎和恒帝朝（公元147—167年）相始终。这时已经是东汉政治经济的黑暗和破坏时期。以宦官为例：东汉末，宦官及其爪牙的罪恶，远较外戚豪门更甚。他们的暴行不一而足，有强占人田宅的，有掠人妻女的，有挖人坟墓的，“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天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⑥恒帝时，刘祐为大司农，“时中常侍苏康、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州郡累气”⑦。可见宦官经济势力与政治势力相结合，势力愈大，对人民的压迫、剥削也愈残酷，这同党锢之狱事件发生之前的外戚势力膨胀的道理是一样的。
　　随着东汉时期牛耕推广与作物栽培技术发展，汉代的农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农作规模上的小型化和农作方法上的精细化。⑧生产力导致农业经营主体变化，封建依附关系也随之变化。因为官僚地主的豪门世族是封建统治的支柱，与宦官存在着政治、经济上的矛盾，所以宦官自然成为豪门世族攻击的目标。从这样一个侧面可见一斑：东汉农民对“最高的地主”所服的各种徭役（劳动地租的形式），在更役、戍役上比西汉有所减轻，而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的实力及家族关系的加强、封建依附形式的扩大，则甚于西汉。各种级别的庄园经济存在不仅得益于君主权力的削弱，还由于农民受双重形式——劳动地租和实物地租的封建剥削的加重，被迫脱离生产，望门投靠所形成的。此外还有一种社会现象，一些豪门世族中的“名士”企图用政治手段去软化农民的反抗。如《后汉书》曾记载：“是时，东州多‘盗贼’，羣辈攻劫，诸郡患之。恭到，重购赏，开恩信，其渠帅张汉等率支党降。”而被官僚地主的“恩信”“诚信”所软化了的“盗贼”，归降以后也不得不成为官僚、地主豪强所实际荫庇私藏的人口。“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羣，徒附万计。船车买贩，周于四方，发居积贮，满于都城……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乐，列乎深堂”⑨。对于这种贫富尖锐对立、豪强土地兼并与门阀穷奢极侈的社会乱相，作为政论家的崔寔不能不大声疾呼。崔寔曾在《政论》中尖锐地指出，汉王朝由盛及衰，不断走向没落是由于“三患”造成的，即：“列肆卖侈功，商贾窝膺服，百工作淫器，民见可欲，不能不买，贾人之列，户蹈僭侈矣……此则天下之患一也”；“无用之器贵，本务之业贱，……一谷不登，则饥馁流死，上下相旺，无以相济……斯则天下之患二也”；“舆服无限，婢妾皆戴瑱梓之饰而被织文之衣，乃送终之家……在位者犯王法以聚敛，愚民则冒罪戮以为健……此则天下之患三也”。而朝中的大小官吏对岌岌可危的国势充耳不闻，却争相搜刮民脂民膏，欺虐百姓。酷吏的暴政，促进了阶级对抗，“仇满天下，可不惧哉！”因此他断言：“承三患之弊，继荒顿之绪，而往欲修旧修故而无匡改，遂唐虞复存，无益于治乱也。”十几年后，埋葬东汉王朝的黄巾起义证实了他的预见。 　　（三）博陵崔氏家族
　　博陵崔氏兴起于西汉中后期，其最早见于史籍者是汉昭帝时期的崔朝。后汉书记载：“高祖父朝，昭帝时为幽州从事，谏刺史无与燕剌王通，及剌王败，擢为侍御史。”自崔朝开始，博陵崔氏连续几代人都做过高管。“生子舒，历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尽管后来舒之小子崔篆因对王莽政权怀有抵触情绪，但他仍然曾郡文学，“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战陈不访儒士。此举奚为至哉？”⑩这又充分表明了他儒生的立场。东汉初期，“篆生毅，以疾隐身不仕”，于是崔氏在崔毅之后，由祖父駰、父亲瑗和崔寔祖孙三代重新开启了博陵崔氏的辉煌。因此，崔氏家族给崔寔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家族文化是一个家族维持声望的关键因素。务实的家族文化不仅使得崔寔能对自然万物有正确的认识，而且使得崔氏能结交更多的有识之士，形成良好的社会声望。如前文所述，崔寔不仅在理论上对外戚宦官骄奢淫逸的生活加以抨击，在实践中亦体现了他的思想。崔寔的父亲虽然拥有大片祖上的田产，在崔寔之母的协助下也维持了一个庄园的生计，但是因为人处世不随流俗，爱交友，俸禄全都花在了招待宾客商，终究使得“家无担石储”。崔瑗在临终时嘱咐：“夫人察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归乡里！其帽赠之物，羊系之奠，一不得受！”崔寔按照父亲的遗嘱，用简单的形式把父亲安葬在洛阳。这在士族家庭普遍盛行厚葬的东汉，实属不易。金淑芹认为这恰恰反映了崔寔父子的无神论思想和独立的人格。{11}此外，崔氏不仅以儒学为宗、兼通百家之学，而且在文学和书法等领域都享有盛誉。这样的家学特点，还进一步影响到博学善文的交游群体。如桓帝时崔寔与延笃、边韶、朱穆等共撰《汉纪》。其中延笃“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12}边韶“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著作东观”。{13}朱穆“及壮耽学，锐意讲诵，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学”。{14}冀州安平崔家，从后汉初年，一直是很有名的“清门望族”，在选择自己“出仕”的时机上，有许多顾虑。崔篆因为崔发附从王莽损害了家声之后隐居；他的儿子崔毅，一直“病发于家”；崔駰少年已经闻名，为了选择“出身”，不肯屈节。这样一个人家，如果不靠自己经营田庄来维持生活，别无出路。由此可见，崔氏为“望族”而兼“清门”，也就是在当时公认许可的剥削之外，尽可能的“清贫自守”，以区别于贪污的“望族”。从仁惠清廉的为吏之风、孝友之内行、明哲保身的价值取向等方面，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东汉博陵崔氏家风特征。这大概就是崔氏家族门第历三代而不衰的主要原因。难怪世人赞曰：崔为文宗，世禅雕龙。建新耻洁，摧志求容。永矣长岑，与辽之阴。不有直道，曷去泥沈。瑗不言禄，亦离冤辱{15}。
　　其次，家族经营是一个家族维持生计的基本条件。崔瑗自至京师为官以来，经历了和、殇、安、顺四朝更替，对农业生产较为重视，一次曾“为人开稻田数百顷”。崔瑗去世后，崔寔变卖田宅才得以将其安葬，守孝期间也不得不以卖酒为生。这种由富贵而贫穷的经历应是崔寔撰写《四民月令》的原因。他仿照《礼记·月令》的模式为当时崔氏的日常生活作出详细的规划，以防其他世家地主遭遇相同的经历。另外，崔寔在洛阳曾多年经营自己的家业，管理自己的田庄，以农业生产为主，而辅之以纺织、染绩、酿造等家庭手工业，并兼作商业贸易。积累多年的经验，崔寔深知要搞好农业经济，必须以农业生产的季节节律为标准，安排好各月的农事活动，并且对兼营的工商业也要作出统筹安排。按照“土宦”之家的礼仪要求，对农、工、商各业作出恰当的时令安排，这就是崔寔撰写《四民月令》的出发点。
　　二、技术条件
　　（一）汉代农业技术体系基本形成
　　东汉两百年间，科技成就辉煌，算学、天文、医学均有重大创造与发展。在土地耕作方面，黄河流域用牛耕田，牛耕已经相当普遍。如《后汉书》开始有牛疫的记载：公元七六年，汉章帝诏书里说，近年来牛多疫死，垦田减少，谷价颇贵，穷人流亡；汉光武帝初年，任延做九真太守，教民用牛犁，田亩因而年年增辟。公元前九五年，人们开始使用淤灌改土技术。《汉书·沟洫志》记载：太始二年，修白渠，引泾水，“歌之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又，哀帝初，“贾让曰：‘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生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公元前32年到公元前7年，北方出现混作和间作技术，《氾胜之书》曾对此有一整段文字的记录。公元79年到公元139年，河南南阳地区出现稻麦水旱轮作技术，张衡在《南都赋》写道：“决渫则暵，为溉为陆。冬稌夏穱，随时代熟。”到了公元127年到公元200年，北方更是出现禾麦、麦禾、麦豆的轮作换茬方式。如《周礼·稻人》郑玄注：“今时谓禾下麦为夷下麦，言芟刈其禾，以下种麦也。”《周礼·秋官·薙氏》郑玄注：“今俗间谓麦下为夷下，言芟夷其麦，以种禾、豆也。”在土地肥料方面，公元206年人们开始使用人厕连猪舍的养猪积肥的方法，《氾胜之书》还记载了施肥的三种方式如基肥、种肥、追肥之分。对如何提高改进地力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方法。如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有精辟的论述：“夫肥沃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树稼丰茂；而埆者性恶，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肥沃者，相似类也。”
　　在作物栽培技术方面，《氾胜之书》首次对区田法、溲种法、穗种法、嫁接法、调节稻田水温法及复种、轮作、间作和混作的记载，说明了当时有相当高水平的旱作技术。《四民月令》中就有“桑甚赤，可种大豆”；“蚕大食，可种生姜”等说法。其次，还总结了凭地力定播种期的经验。人们根据地力的不同，将田块分为“薄”、“中”、“美”三类，并认为薄田宜早种，美田可晚种。再次是根据作物的种类定量播种。在田间管理方面，《四民月令》首先有记载：“是月（五月）也，可别稻及兰，尽至后二十日止。”“别稻”就是移栽。1964年广东佛山市郊东汉墓出土的水田模型，田块被田埂分成六方，在第五方田中，有表示秧苗的篦点纹和一个正在直腰休息的插秧俑，说明我国南方某些地区此时也已进行水稻的育秧移栽。稻田灌溉技术有了显著提高，人们已认识到稻田灌水的温度会影响水稻的生长发育，并创造了调节稻田水温的方法：“始种稻欲温，温者缺其塍，令水道相直；夏至后大热，令水道错”。此外还有春耕时宜测定技术、雪水处理种子技术、冬季压雪保泽措施等。 　　这一时期的北方旱作基本生产经验，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氾胜之书》成书时，北方旱作农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技术体系。公元二世纪，水稻栽培采用移栽技术，时称移栽为“别”。这一变化正是被晚些时候成书的《四民月令》所记录下来：“三月可种粳稻……五月可别稻及蓝，尽夏至后二十日止。”此外，从《四民月令》内容还反映出，贮藏加工方面，在公元二世纪果蔬加工中出现了酱渍法即制作酱菜；园艺方面，出现盆栽、蔬菜（姜）催芽技术、树枝压条技术；蚕桑方面，在公元二世纪蚕蔟也见于记载。
　　在水利建设方面，自从公元前113年前后，黄河流域农田水利建设出现高潮。黄河中下游利用井水灌溉农田日见普及。可从一些考古发掘中得到证据。到了公元25年到20年，小型灌溉系统更是在长江流域普遍发展起来。至于农具方面，除公元前一世纪出现用于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砻”外，还在公元前九十年左右，出现有关于条播工具耧车的记录。如崔寔在《政论》中就辽东使用不便的耕犁进行了评论，还介绍了播种器具“三脚耧”：“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便焉”。值得一提的是公元一世纪初出现了水排，后又出现了水碓和畜力碓，水力开始直接用于农业生产。《新论》：“宓牺之制杵臼，万民以瘠，及后人加巧，因近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舂，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
　　综上所述，东汉时期的农业技术进步体现出了这一时期农作方法的精细化和农业规模小型化的特点。
　　（二）两汉时期的农业思想进一步发展
　　理论指导生产对于中国古代农业来说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因为它不仅意味着传统农业技术经验得到了很好的记录，还意味着丰富的与农业生产技术有关的思想、理论和原则得到了总结和再利用。这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千年古国的宝贵财富。《四民月令》中很多内容也正是反映了重农思想、农学理论和农业经营思想相互联系的三方面，才成为一本经世之作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一时期的农业思想发展情况。
　　两汉时期的农书发展初具规模，其中记录的农业技术和农业思想是前世的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参考王毓瑚先生的《中国农学书录》，我们发现在《四民月令》成书之前，诸如《神农》、《夏小正》、《管子·地员篇》、《宰氏》、《野老》、《吕氏春秋》、《董安国》、《尹都尉》、《赵氏》、《蔡葵》、《氾胜之书》、《王氏农书》等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农书发展情况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农书仅局限于北方，种类和数量也很有限，但总体都在不断增加；综合性农书趋于完善，虽然篇目结构还不很完善，但体系有奠基性意义。由此可见当时的农业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清晰脉络。在农书系统中，每一部农书都有其特定的内容体系，而且相互传承，不断演进，反映出各种农业技术的发展脉络。全面考察这一时期的农书，可分为土壤耕作、作物栽培、栽桑养蚕、畜牧兽医、园圃、农产品加工、农具等七个方面。上文很多方面的农业科技在当时的农书里都有反映，崔寔在写作《四民月令》时也参照了这些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从《四民月令》开始，农家月令体创立，应该说这是秦汉时期农书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在两汉时期，人们对于天文、气象学的认识有助于东汉思想家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反对谶纬谬说。西汉时人们在长安宫的灵台（观象台）上设有候风仪“相风铜乌”以测定风向和风速。之后在西汉时的《逸周书·时训》按照24节气和72候详细记载各种物候，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系统的物候学记载。据《后汉书·律历志》记载，东汉时，由于《太初历》与实际观测不符，公元85年贾逵等首次利用黄道坐标系测定天体的位置，发现月球的视运动有快慢，并测定了近日点，进而重订《四分历》。然而公元123年，亶诵、梁丰之流却以谶纬之说攻击《四分历》，要求恢复《太初历》，经张衡等人根据事实进行批驳，才没有得逞。公元82年到公元83年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等著作中根据观察天象，对诸如雷电等天气作出唯物解释：“天地，含气之自然也。”有力地驳斥了儒家董仲舒之流宣扬的“天人感应”论，对东汉以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跟崔寔父亲互为挚友的张衡也是这样一位唯物主义学者。公元117年他创制了“水运浑天仪”；在《灵宪》中正确解释了月食的原理；在公元133年还上书要求一律禁绝谶纬学说。{16}崔寔选用“月令”应该也是受到这样的影响。因为“月令”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一类，星辰物候两方面周期性自然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一类，是大众日常生活及活动——包括农业生产劳动——经常应当与星辰物候相适应；一类，是阴阳五行的配合。
　　农家是西汉时期比较重要的学派之一，他们的很多思想体现了当时农官对于农业经济效益的思考。班固曾概括说：“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17}当时在农业生产方面提出过比较重要的思想观点的农家人物主要有赵过、氾胜之、召信臣等。
　　赵过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改革者和推广者，著名的代田法就是在他的改进组织下得到普及的。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实践中，他不仅在管理措施上积极创新，还对于新技术新方法及时总结和普及，推广其优越性，史称：“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是故田多垦辟。”在农具方面，他将原先笨重的“博带犁”改成“便巧犁”。此外，他还发明了三脚耧。
　　氾胜之撰写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学专著《氾胜之书》。书中记录的各种农田耕种法反映了当时较高的农业生产水平，而较能体现他农业思想的还有关于综合经营、综合利用、重视工效、提高经济效益等问题的论述。以综合经营为例：“凡田有六道，麦为首种。”这表示他认为提高土地效益可以通过增加作物种类和改进种植方式，避免浪费。
　　召信臣则是以修建水利著称。值得一提的是，他发展农业的目的是“为民兴利，务在富民”。
　　崔寔的《四民月令》体现了一系列经济思想，如按照季节变化规律所引起的市场变动来安排经营和其他活动计划；以盈利为目的，实行农、工、商兼营；按照季节变化规律和男女生理特点安排劳力使用；综合利用，量入为出的财务管理等。这些都是崔寔结合社会现实对其他庄园经营者提出的切实可行的建议。 　　三、崔寔农业思想与实践
　　（一）崔寔的农业思想
　　崔寔的农业思想主要有两点：一是重农本；一是重农时。石声汉认为在《政论》中，随处可见以农为本业的重农理论。崔寔不满的是农业遭到轻视的问题。他认为：“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而在当时由于小农经济的发展，皇权却不能很好地进行中央宏观调控，市场经济不断冲击农业生产，“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崔寔警告说：“财郁蓄而不尽出，百姓穷匮而为奸寇，是以仓廪空而囹圄实。”{18}可见崔寔的政治思想具有理性、务实和儒法兼容的特征，其处世之道则具体表现在“守恬履静、澹尔无求”之志和理性务实的生存之道。东汉时以儒学经术出身的士人，在取向上与法家的“文法吏”角色是处于对立状态的，在对待农业生产上难免也沿用礼乐教化来代替刑罚控制。徐芬认为，崔寔对现实政治的理性认知及他出任郡守的切实的政治经验化解了这种一般意义上儒法的紧张冲突。{19}
　　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西汉儒生“奢阔无施”之谈，崔寔在《四民月令》中体现的对社会政治严格管理的政治思想及丰富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均有更多理性色彩。从崔寔葬父等一系列言行也进一步看出，他甘守清贫，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和关心人民的生活。这在当时的世家地主和官员中都是不多见的。这都得益于崔寔丰富的个人经历。如党錮是朝士与宦官之冲突，在党锢之狱以前，朝士与外戚冲突早已循环发生过好几次，然而黑暗腐败的汉王室因君权旁落，终究无所作为。以崔寔的为人及其出身，看到恒末灵初“党锢之狱”的残酷，也决不会嫌时政太宽，而要“参以霸政”用严刑峻法来“攻”与“救”。傅曰：“生而富者骄，生而贵者慠。”生富贵而能不骄傲者，未之有也。崔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但为官期间，却从自身经验出发，心系农家，不仅显示出自身浓重的农本思想，而且反映出个人的政治抱负与决心，因此《四民月令》的写作顺理成章。
　　惠富平在论及农书中的农业思想体系时认为：“‘时宜’、‘地宜’、‘物宜’问题与三才论（关于天、地、人三者关系的古代农学思想）紧密联系，贯穿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成为农书的基本技术原则。古代农书中，首先注意的是时宜。”{20}可见，在《四民月令》成书之前，古代农书作者已经将“农时”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纳入了思想体系。然而《四民月令》进一步发扬了这一优秀农业思想传统。崔寔认为人们在农业生产中，应根据“天变于上，物应于下”的客观规律，来安排农事活动，就能实现天地人物的和谐与统一；而实现天地人物和谐与统一，是夺取农业高产丰收的关键。所以它是《四民月令》所追求的主要目标。{21}如在家庭农业的具体生产安排方面，崔寔讲究农事管理的计划性，在劳动力使用上讲究调节性，在生产项目上讲究多种经营等。崔寔认为在农闲时，要“休农息役”，在农忙前夕，要“选任田者，以侔农事之起”，一旦进行实际生产，则要强化管理，“有不顺命，罚之无疑”。为了不浪费劳动时间，他还对农闲时工作进行了安排，如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研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命女红趣织布”；三月，“农事尚闲，可利沟渎，葺治墙屋，以待雨”；九月“治场圃，涂囷仓，修窦窖”。
　　此外，阴阳五行原是朴素的唯物主义，但到战国后期已有人把因果迷信的说法掺杂进去，汉期更为盛行。氾胜之也深受这种迷信说法的影响。可是《四民月令》只有极少地方抄自《礼记-月令》，如阴阳“宜忌”等，绝大部分农业和手工业操作都只以时令和物候为标准，看不出迷信禁忌的痕迹。汉代士阶层传承着“重政务，轻自然”的儒学传统，崔寔却能二者兼顾，未落入世俗的窠臼，是他难能可贵之处{22}。崔寔能摆脱这些“拘而多忌”的阴阳家笼罩，实事求是地以时令为指标，也许是受前世纪学者王充唯物论宇宙观影响；但是后汉最杰出的实验科学家张衡是他父亲崔瑗最亲密的朋友，关系可能更大。{23}
　　（二）崔寔的农业实践
　　在美国学者徐倬云的《汉代农业》一书中有这样一段阐释：“关于农作的规模，总存在着两种选择：要么是个体农家在小块土地上经营；要么就是在庄园、种植园、村社共同体、合作社或者其他组织方式下的大规模经营。在汉朝政府看来，保证将农民作为国家的基础，不允许任何私人势力控制人力资源，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这种态度（我认为其根源在儒家和法家的思想里）阻止了私人地主控制下的田庄式种植园的出现。同时，即便从地主的立场看，个人利益的激励也使佃农制比集体耕作的做法更为可取。因此，虽然特权的社会阶层很容易从自耕农那里摄取土地，但这些土地却大体上仍然是以小块地的形式交给佃农耕种。”{24}如上文所述，这里的“态度”也符合崔寔在面对东汉末年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事实时的态度。崔寔一方面对贫富尖锐对立、豪强的土地兼并与门阀的穷奢极侈的社会乱相深恶痛绝，一方面并不想通过立制限田的途径来消除上述弊端。他的解决方法是徙民垦荒：“古有移入通财，以赡蒸黎。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垦发。”因为崔寔所代表的是士族阶级利益，所以崔寔在《四民月令》中，以“农”业生产为主，而以纺、织、染、酿造等家庭手“工”业为辅助；同时还以农产品及纺织、酿造品作对象，进行“商”业交易。换言之，他试图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这在同一时代的地主中是很少见的。
　　比较《四民月令》与较早的西汉时期写成的《氾胜之书》，可以发现两作者虽然都对农业生产有兴趣但似乎是不同类型的人物。氾胜之对农业技术及措施不仅熟悉且有丰富深入的知识，而 且已经提高到原理原则，形成了一套思想体系，而崔寔则是自己进行管理经营的小规模田庄的当家人，对技术细节熟悉且能有条不紊地安排。他还用这一套经营田庄的经验写作成书教会别人。至于农业技术措施的原理原则，他似乎还没有什么系统化了的思想{25}。我们更加可以肯定，熟悉农情的崔寔写作《四民月令》，首开农家月令体农书更像是对于切身体验到的农情的回顾，并抒发了对于自身所代表的士族群体将在农业经营中扮演的角色的思考。 　　四、结语
　　相较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四民月令》的框架结构无疑继承了传统月令书的基本特征，即以时序为经纬安排内容且与农事紧密相关；但叙述的具体内容有了很大的突破：以东汉末年豪族地主经济兴起之历史为背景，以封建庄园为记述之范围和主体单位，从庄园地主经营的视角对庄园活动作出具体规划安排，反映了王官月令向地方岁时转化的趋势，堪称我国最早之“农家历”。然而跟《政论》不同的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四民月令》，居然没有在范晔《后汉书》传中提及。可能按当时人的眼光，它不属于“六艺”范围，不足以登大雅之堂。
　　注释：
　　①邱汉生.从“四民月令”看东汉大地主的田庄.历史教学，1959（11）.
　　②樊志民，朱宏斌.月令书与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之嬗变.中国农史，2002（3）.
　　③[汉]崔寔撰，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农业出版社，1965：89.
　　④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93-247.
　　⑤李成贵.《四民月令》新论.古今农业，1993（1）.
　　⑥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侯览传》.
　　⑦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刘祐传》.
　　⑧[美]徐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161.
　　⑨后汉书（卷49）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10}后汉书（卷42）崔駰传.
　　{11}金淑芹.崔寔.河北学刊，1985（1）.
　　{12}后汉书（卷64）吴延史卢赵列传·延笃传.
　　{13}后汉书（卷80上）《文苑列传·边韶传》.
　　{14}后汉书（卷43）《朱乐何列传·朱晖传》.
　　{15}后汉书（卷52）《崔駰传》.
　　{16}后汉书（卷59）《张衡传》.
　　{17}汉书·食货志上.
　　{18}后汉书（卷52）《崔駰传》.
　　{19}徐芬.法家取向如何进入汉末士人视野——以崔寔为个案.晋阳学刊，2008（1）.
　　{20}惠富平.中国农书概说.西安地图出版社，1999：97.
　　{21}郭文韬.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167.
　　{22}李成贵.《四民月令》新论.古今农业，1993（1）.
　　{23}[汉]崔寔撰，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农业出版社，1965：108.
　　{24}[美]徐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157-158.
　　{25}石声汉.两汉农书选读.农业出版社，1979：6.
　　参考文献：
　　[1][汉]崔寔撰.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M].北京：农业出版社，1965.
　　[2]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3]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M].北京：农业出版社，1964.
　　[4]郭文韬.：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1.12.
　　[5][美]徐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12.
　　[6]惠富平.中国农书概说[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9.10.
　　[7]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12.
　　[8]李成贵.《四民月令》新论[J].古今农业，1993（1）.
　　[9]张景书.《四民月令》农业教育思想初探[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1）.
　　[10]樊志民，朱宏斌.月令书与中国传统农业管理思想之嬗变[J].中国农史，2002（3）.
　　通讯作者：沈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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