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看钱奴》的喜剧艺术魅力 看钱奴是清代的一部讽刺喜剧

　　摘 要： 喜剧的概念来源于西方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戏曲理论虽然没有喜剧这一明确概念，但是不能抹杀中国古典戏曲中所呈现出的喜剧或者说是幽默特质。这种特质是中国古典文化特有的生成与积淀，可称为中国式的喜剧，它与西方喜剧相比也毫不逊色。本文试从《看钱奴》的喜剧因素入手，探究它的幽默艺术魅力，进而分析中国式喜剧所包含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质。
　　关键词： 《看钱奴》 喜剧因素 喜剧艺术魅力
　　中国古典戏曲与西方喜剧相比，萌芽得虽早但成熟得较晚，戏曲理论更是直到明清时期才发展起来。西方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不仅拥有戏剧作品，而且出现了相关的理论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其中就有关于悲剧、喜剧的阐释。
　　喜剧的概念来源于西方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戏曲理论虽然没有喜剧这一明确概念，但是不能抹杀中国古典戏曲中所呈现出的喜剧或者说是幽默特质。这种特质是中国古典文化特有的生成与积淀，可称为中国式的喜剧，它与西方喜剧相比也毫不逊色。
　　近代以来，中国的学者将相关理论引入，对中国古典戏曲加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古典戏曲悲剧、喜剧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喜剧呈现笑的因素使观众得到愉悦，无论中国的戏曲还是西方戏剧中的喜剧，都具这一共性。此外，娱乐大众只是喜剧的表面效果，在笑的背后还有更加深刻的社会内涵和现实意义，本文就以《看钱奴》为探究对象，分析一下这部中国式喜剧的艺术魅力。
　　一、《看钱奴》中喜剧因素的表现
　　《看钱奴》所呈现的幽默感都来源于贾仁这一典型人物。作者通过夸张的手法展现贾仁的吝啬，而就是这夸张手法呈现出本剧所蕴含的幽默感和笑的因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贾仁前后不一致的言行。贾仁在祈求增福神之时承诺自己有钱之后“我也会斋僧布施，盖寺建塔，修桥铺路，惜孤念寡，敬老怜贫。我可也舍的”[1]。而当自己有万贯家财之后，他却是“争奈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别人的东西恨不得擘手夺将来。自己东西舍不得与人。如与人呵就心疼煞了也”[2]。欺瞒之态尽显无遗。第二，贾仁对金钱的极度热爱。贾仁对金钱的热爱可谓十分狂热。他说：“我平日间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我可不知怎么生来这么悭吝苦尅。若有人问我要一贯钞呵，哎呀，就如挑我一条筋相似。”[3]用一贯钞如挑筋一样，将精神上的痛失之感具体落实到肉体上的疼痛，更加生动具体地刻画出贾仁对金钱的热爱。而正是通过贾仁自己之口调笑自己，使观众获得笑的因素。再如他想赖掉买子之钱时的无厘头之语：“一贯钞上面有许多的宝字。你休看的轻了。你便不打紧，我便似挑我一条筋哩。倒是挑我一条筋也熬了。要打发出这一钞，更觉艰难。”[4]一种对金钱的钟爱之情溢于言表，钱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如要失去钱钞，那如损害其身体一样，甚至比损害身体更加严重。第三，贾仁对自己的吝啬。贾仁的吝啬是达到极致的。他不仅对别人耍无赖、欺诈以达到自己不花一分钱的目的，而且更加有趣的是对自己也吝啬至极，最为典型的是买鸭揩油、借斧断尸、遗嘱讨债等几件事情。也恰恰是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蕴含着令人捧腹的喜剧因素。如“买鸭揩油”，本想吃烤鸭却碍于钱的花费只能借机揩油满足欲望。本来回去后，心满意足地“舔一根手指吃一碗饭”，可是事情发生了突变——贾仁吃着吃着困了就睡下了。正在这一时间内，狗舔了贾仁未舔的一根手指。他睡醒后却因此事一气而病，并且是一病未起。这着实为我们带来了幽默感：一个吝啬之人因为如此微小、可笑之事而一病呜呼，真可谓“一根手指引发的血案”。
　　二、《看钱奴》的喜剧艺术魅力
　　（一）生动、鲜活地刻画人物以达到娱人的效果。
　　戏曲作为舞台艺术的一种，主要目的是满足观众某种情感需求，或高兴或哀伤。但是由于它是一种代言体形式，情感的传达只能更多的依托人物的语言来实现，因此避免不了人物的类型化。而《看钱奴》在人物刻画方面却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生动、鲜活的悭吝鬼。爱钱、吝惜钱的贾仁就是在自己临死之前依然悭吝不减，嘱咐儿子死后要用后院的马槽作为棺材；儿子说马槽太小时，就嘱咐儿子借邻居之斧断其尸，防止卷了自家斧头。他的精打细算真是算到骨头缝里。这一系列的夸张语言使观众看到人物吝啬的性格特征的同时，也获得心情或者精神上的愉悦感。笑其算计，笑其视钱如命，笑其悭吝至极，“笑”成为观众对《看钱奴》接受的直接表象，也是对它最为中肯的认可。
　　“笑”使《看钱奴》收获了喜剧性的舞台艺术效果。杂剧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用特殊的方式使观众以局外人的角度观赏、体味舞台化和艺术化的生活。透过舞台人们体验到人生的悲、欢、离、合。而《看钱奴》正是通过一定程度上的滑稽、调笑与戏谑征服了观众，满足了他们对“欢乐”的情感需求，达到了娱人的目的。这正是作为俗文学存在的戏曲所体现出的社会意义的一个方面，而非前人提倡的“政治教化”。其实对于《看钱奴》来说，它的喜剧因素不仅是为了娱人，而且是为了通过“笑”引发观众的思考。
　　（二）以喜写悲，揭示人性的扭曲。
　　《看钱奴》虽然以调笑的方式嘲弄或者说是讽刺了贾仁这一人物，但是它更多的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思考。元代社会是一个在思想意识层面控制相对宽松的封建王朝，所以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重农抑商观念受到冲击，一些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头脑和金钱去争取、创造更多的财富。然而农耕社会下所产生的小农意识却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头脑当中，因此他们对钱财尤为重视，他们不肯花费一分却要不停地积攒。其实在外国作家的笔下亦可看到类似的文学形象。如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他身为农奴主拥有大量的财产，但却不停地搜刮，使得他走过的街道一片干净，堪称“马路清扫机”。吝啬鬼是物化了的人，金钱的诱惑支配了他们的一切生活和思想活动。他们活着的目的是无限扩大金钱的占有量。过于追逐金钱导致他们异于常人的行为，而这些行为恰恰产生了幽默感。正如有学者曾说：“喜剧不是以生活的真实性的描写取胜，而是以对情感的真实描写取胜。喜剧精神表现的是对现实的一种超越。”[5]观众与读者正是透过剧中令人捧腹的、超越现实的行为获得“笑”，同时也体会到那笑中饱含泪水的辛酸。幽默、笑的背后更是剧作家对命运、人生、人性的深深思考。王国维先生曾说：“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6]剧作家正是通过贾仁这一人物形象来折射当时的社会现实。贾仁的行为不只是一个特例，他代表的是当时元代社会中的一些人或者说一类人。其实这样的描写我们还可以从当时其他流行的文体中找到。在当时流行的散曲中亦有对这类人物的描写。例如无名氏的《嘲贪汉》【商调·梧叶儿】：“一粒米针穿着吃，一文钱剪截充。但开口昧神灵。看儿女如衔泥燕，爱钱财似竞血蝇。无明夜攒金银，都做充饥画饼。”[7]曲中的贪汉也极为吝啬：一粒米、一文钱在他的眼里恨不得以一当十地用，爱钱就像是苍蝇钟爱血一样。他与贾仁真是“志趣相投”。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化的人类意识，它不能不沾染时代、社会的气息，即刘勰所说的“文变染乎世情”。这就是为什么贾仁、贪汉等这类人物会出现在元代流行的文体（杂剧和散曲）当中的原因所在。 　　三、《看钱奴》的喜剧因素所折射的中国式幽默特质
　　（一）中华民族达观、开朗的民族文化心理。
　　《看钱奴》所体现出的幽默感正是中华民族达观、开朗的民族性格，而这种民族性格恰恰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正如有学者指出：“在传统文化的基因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古典喜剧，以自身的艺术方式集中地体现了乐观自信、以柔克刚的民族文化心理。”[8]这也是中国戏曲不同于西方戏剧的根本原因。李泽厚先生曾指出：“我国的文化可谓是‘乐感文化’，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9]正是这种传统的文化心理决定了中国的戏曲充满积极乐观的态度，或以笑调笑对现实的不满，或以笑期待和展望美好的未来。总之，中国的戏曲尤其是喜剧展现的是中国式智慧，同样可以达到西方戏剧中悲剧所呈现的效果——严肃与崇高。在我们的文化中喜剧也同样是高尚的，它不单单是为了娱乐，更是揭示严肃的主题。郑廷玉把元代社会存在的悭吝之人作为戏曲作品调笑的对象，满足观众的情感需要，同时以幽默的智慧展现了吝啬鬼可悲、可憎之处。既然我们敢于调笑现实，就代表我们敢于面对现实，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社会的阴暗面和不公平，期待美好的未来生活。郑廷玉以戏谑的手段展现看钱奴这一人物形象，凸显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达观、开朗的民族文化心理。
　　（二）寓庄于谐的批判精神。
　　喜剧是把在悲剧阶段尚未充分展示的矛盾表面化，使之成为虚无的、荒谬的假象，以此来让人嘲笑，因而喜剧的笑同样是一种提高，是一种“净化”，是一种“纠正”。一句话，是一种“批判”。[10]《看钱奴》正是这样。它虽然呈现的是一种幽默感但是在这种笑的背后却隐藏着批判的力量。贾仁的悭吝、欺诈、为富不仁等性格特点是当时元代社会中一类人的集中体现。剧作家将他典型化、夸张化，在他的身上寄托自己对社会的深刻反思与批判。有学者曾说：“喜剧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现象，其效果——笑也就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和历史内容。从本质上说，喜剧的笑是一种批判的力量、批判的武器，它是对已成历史陈迹、残余的旧的社会力量之虚无性、荒诞性的反应；由于这种力量之骇人听闻地违反常识，因而笑常常是不假思索的、直接的、突然的，同时也是无情的。”[11]而《看钱奴》正是通过“笑”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无情的嘲笑与强有力的批判。“笑”成为剧作家和观众对现实批判的强有力的武器，以笑嘲弄现实人生与人性，凸显人生与人性扭曲后的丑态，笑是对丑恶现实的最有利一击。郑廷玉以寓庄于谐的手法将《看钱奴》的喜剧因素发挥到淋漓尽致，在幽默处寄予深刻内涵和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2][3][4]臧懋循.《元曲选》[M].中华书局，1958.1585.
　　1589.1593.1595.
　　[5][8][10]朱伟明.《中国古典喜剧史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2.21.169.
　　[6]王国维.《宋元戏剧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98.
　　[7]王文生主编，沈祥原编著.《宋元文学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438.
　　[9]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人民出版社，1986.311.
　　[11]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中国古典悲剧戏剧论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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