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科尔文【玛丽.科尔文:有温度的战地新闻】

　　对于科�文来说，官方允许的采访可能不值得一去。事实上，她以往的采访很少有得到官方批准的 　　“在科索沃的难民营外，玛丽•科�文像一只野兽撞到了我的身上。我们只见过那么一次。”供职于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里克•瑞伊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那是1999年，科�文的左眼还在，但看上去已经很像一个粗鲁的海盗。
　　瑞伊也曾是战地记者，但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就退职了。
　　对瑞伊来说，战士不是战死沙场，就是回到故乡，刀口舔血的职业战地记者同样如此。科�文也许知道自己的命运，但谁会料到最后的沙场是在霍姆斯。
　　2012年2月21日夜，叙利亚，霍姆斯的巴巴阿玛区。56岁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战地记者科�文正通过卫星电话为BB C传回现场报道：“今天我看到一个小婴儿死去了。太可怕了。这个婴儿才两岁，脱下他的衣服后，看到弹片击中他的左胸。医生只是说，我什么也做不了。直到死去，他的小肚子还在起伏着。这样的事情不断、不断、不断地发生着。”
　　第二天，几枚火箭炮击中了她所在的临时新闻中心，她与另―位法国摄影记者没能逃脱这一死劫。
　　他们是叙利亚国内冲突爆发11个多月以来身亡的第6和第7名记者。
　　就在几天前。做了25年战地记者的科�文向同行、英国第四频道的伊�桑说，现在的叙利亚是她遇到的最凶险一役。
　　此刻的霍姆斯，叙利亚冲突的焦点，的确是地球上最凶险、情势最复杂的地方。一座围城，比炮弹飞得更快的是未经证实的视频、说法、流言、甚至刻意散播的谣言，政府和反对派互相指责……鲜有人知道这里到底在发生什么。
　　而这正是科�文和她的同行们想要弄清楚，并传递给世界的。
　　“你看到游行抗议的人群了吗”
　　半年前，她还深入内战中的利比亚，在卡扎菲的最后日子里再次采访到了他(她曾于1986年几次采访过卡扎菲)。科�文单刀直入：“你看到游行抗议的人群了吗?”
　　而这只是她经历的十余次战争中的一次。从车臣的崇山峻岭到印尼的热带雨林，从巴�干的凯斯特丘陵到伊拉克的黄沙千里，几乎哪里有硝烟，哪里就可以看见科�文的身影。
　　2001年在斯里兰卡，她深入反对派泰米�猛虎组织，一枚手榴弹落在她身边。弹片夺去了她的左眼。之后她就用一块黑色眼罩盖住左眼，这一颇似加勒比海盗的造型反倒成了她的个人标签。
　　报道生涯中，科�文坚持和报道对象共同生活。1999年12月，她跟随车臣反政府武装采访时，她跟十几个车臣士兵挤在一个6米长、2米宽的地方休息。有一次睡到半夜，科�文被身下的硬块―两枚手榴弹弄醒。“这帮亡命徒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很有可能发动自杀式袭击，连我一起入黄泉。这种事情每天都可能发生千百次”。
　　科�文当初从家乡纽约长岛去耶鲁上大学时的愿望，无非是想写点无病呻吟的小说。这一切因为大四那年她参加的一场研讨会彻底改变。研讨会上讨论的是著名记者约翰•赫西关于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后情况的报道，这部名作深深地震撼了科�文。
　　科�文回忆说，“赫西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他让我想去报道真实的事情，也让我相信，这些报道能够改变世界。”从此，她决定投身新闻。
　　大学毕业后，她先是在一家小报工作。一年后转投合众国际社(UPI)，并说服台众国际社派她到巴黎分社，凭着青年锐气，她很快晋升为巴黎记者站站长。而她却在这时转投《星期日泰晤士报》。据她自己说，是因为觉得UPI“只注重事实，没有感情”。
　　科�文经历过两次战地恋情。但是，战地记者间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两年。“我们就像两个不知疲倦的孩子，太专注于战争中的毁灭与死亡，以至于忽略了其他东西，甚至对方的存在。”科�文说。
　　而从战场归来后，她发现自己已经不适应和平年代，生活安静得让她发慌。她回忆说，在贝�格莱德的经历就像是一部史诗般的电影：“时间慢慢地流过，那里所有的一切，包括灯光，看上去都是那么特殊。”在经历了炮火和逃亡以后，她真的很难跟别人谈论什么住房抵押或内衣的流行款式。
　　《纽约客》的记者约翰•卡西迪回忆他最后一次与科�文共进午餐。当时科�文用沙哑的声音说她有可能写一本书，把过去的经历记录下来――也许在某个智库或者新闻学院找份工作。“我想我们彼此都清楚她永远不会这么做。”卡西迪说。
　　“在现场”的信念
　　正如科�文的同事伊�桑描绘的那样，科�文是―个老派的西方新闻记者：信奉“在现场”的理念，不肯做“来了就走”、消防员式的记者。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前，当时使馆要求记者全部撤离，记者们都在互相询问，“你不会不想走，对吧?”好像在为自己的撤退寻找安慰。只有科�文在忙着收集瓶装水、压缩饼干、水果和万宝路烟。
　　而这一次，科�文出发去叙利亚前和BB C的评论员吉姆•缪�在黎巴嫩碰过面，他感觉到她身上的脆弱和不安全感。那是他以前从未在她身上感觉到的。朋友们劝她不要去，但对于科�文，那从来不一个选项。
　　在2010年纽约的一次公共演讲中，科�文这样陈述自己的理念，“在一周7天，一天24小时新闻滚动、博客和微博的当今时代，战争报道基本上没有改变――总得有人去那里亲眼看看发生了什么。如果不去那些人们遭枪击和有人朝你开枪的地方，你就得不到新闻。”
　　但科�文在某种意义上又不是那么典型。不同于西方传统新闻观崇尚的冷静的“壁上观”式的报道，她的报道是热的、充满情感的，这从她发回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来：她并不回避选择立场，那就是同情平民、同情弱者的立场。她说过她的兴趣是“极端情况下被激发的人，胜”。
　　“科�文的报道是刻意突出‘主观性’。这反映的是法国新闻界强调立场和观点的传统，与英美新闻界崇尚的专业主义传统是不同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史安斌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她曾经的同事，英国《卫报》的评论员罗伊•格林斯拉德回忆道：“她说她的职责是做见证人。她说她对进行轰炸的飞机是什么型号、地面上向空中开火的大炮口径是120毫米还是150毫米没有兴趣。”
　　另一位她的同事，《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威瑟罗在悼词中写道：“她不止是在报道，她也希望她的报道能改变事情，她也相信她的报道能改变事情。”
　　记者和社会活动者的界限
　　在一些时候她真做到了。1999年，由东帝汶脱离印尼引发的冲突正烈。印尼支持的武装组织包围了联合国在当地的一个避难所。22名记者撤离了，只有科�文坚持留下来。为保护这里1500名被围困的妇女和儿童，她选择逗留，并在这里向世界报道新闻，直至四天后所有平民获救为止。
　　“我对他们有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如果离开了，我会觉得我是胆小鬼。如果记者有机会救他们，他们应该那么做。”她事后说。
　　亦有批评认为她混淆了记者和社会活动者的界限。在叙利亚问题上，并未展示叙利亚反叛者是否如他们看上去那样的无辜。叙利亚官方还指责科�文采访并未得到批准，是非法从黎巴嫩入境的。
　　一位刚从叙利亚回来的《中国日报》记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没有去过霍姆斯，不清楚当地的情况，但他在叙利亚采访时人身自由并没有受到限制，“如果要从大马士革去姆斯是可以去的”。
　　但对于科�文来说，官方允许的采访可能不值得一去，只有深入虎穴，才有希望拿到她认为真实的信息――事实上，她以往的采访很少有得到官方批准的。
　　但问题是，现场的报道就一定能反映真相吗?《每日电讯报》的评论也承认“很难说科�文的报道能反映完整的故事。”
　　“但任何其他记者也无法做到。”《每日电讯报》继续写道：“科�文所从事的那种新闻赋予战争受害者向外界讲述他们苦难的力量，也赋予读者和观众们以力量，去发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些被隐蔽的真相。”
　　“因为年龄、经验还有自我反省，当然也是为了我的家庭，我告别了战场。我会纪念科�文，始终尊敬战地的记者，但永远不会再是他们中的一员。”里克•瑞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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