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典诗歌学问化 古典诗歌

　　内容提要：中国古典诗学的形成和发展当中，始终存在着“学问化”的现象，这一现象兼具民族文化和诗学双重意义，却没有进入古典诗学研究视野的中心。“学问化”在诗歌创作上表现为对典籍或他人著述文本的援据引用；在理论批评上表现为对创作主体学识积累的要求和对学问与诗歌关系的探讨。“学问化”伴随着古典诗学的历程总体上呈现出由弱渐强、踵事增华的持续性过程。古典诗歌“学问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关键词：古典诗歌 “学问化” 诗歌创作 理论批评
　　在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过程中，“性情”与“学问”是一对相关的命题。历代诗（论）家就以“性情”为中心的诗歌审美化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探索。或许由于重道轻艺、重神轻形、重表现轻再现、重抒情轻体物是古典文艺的主导审美观，以“言志”为代表的儒家社会政教功利的诗学观与抒写性情相互纠结，构成中国诗学发生的基础与主干，抒情言志被规定为诗歌的本质特征和主要功能。长期以来，诗人抒写情志基本上是按照“情志→景象→韵味→意境”的模式，形成了一条以“性情”为中心的“意境化”诗学路径（包括诗歌创作和诗学批评）。
　　事实上自从中国古典诗歌从民间集体创作时代进入文人个体创作时代后，诗人抒情达志又有另一条路径，也就是“学问化”：即诗人在创作时不离“学问”，形成了一条“陶冶诗意→依藉典籍→比附典事→融之入诗→润之成句”的以学问为诗的路径。然而古典诗歌的“学问化”路径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况。在迄今为止的纵向诗学研究中，除对“江西诗派”、“肌理派”等“以学问为诗”的片断性探讨外，整体上尚处于被遮蔽状态，远没有以“性情”为中心的“意境化”问题那样的完备和成熟；而且古典诗歌的“学问化”基本上被当作与“意境化”相对立的存在看待。从钟嵘开始的批评话语，经过严羽的整合，对诗歌“学问化”总体上持否定态度。总之，“意境化”问题占住了中国古典诗学视野的中心，“学问化”问题相对就形成了古典诗学研究的盲点或“灯下黑”。翻检所见到的有关文献（比如中外比较诗学著作），“学问化”问题横向也没有进入比较诗学的视野。
　　所以古典诗歌“学问化”问题的提出，其意义不仅在于发现中国古典诗学原本存在的一个事实，更重要的是，它在以“诗言志”、“诗缘情”为主导的诗学背景中，将被视为诗学枝节问题的“多识亦关诗教”作为诗学的重要内容来加以思考，从而增添了诗学存在的内涵，使与“意境化”潜隐而行的“学问化”审美层面豁朗起来。
　　古典诗歌“学问化”问题的提出还具有民族文化的意义。古典诗歌“学问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诗学体现。古代中国、印度、希腊（欧洲、西方）是世界三大古典诗学体系，后两者的发展中虽包含一定的“学问化”要素，但远未形成“问题”，也不存在一个类似的有可比性的“学问化”过程。有些我们所说的“学问化”因素在西方诗学中也问或存在，但并不突出，而且远未形成一种普遍现象，更没有成为一种审美传统。比如15世纪的法国在建立高雅诗的过程中，曾经流行过“博学诗”，弥尔顿、让·保尔、波德莱尔和马拉美等许多西方诗人也都热衷于引用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中的典故。但西方诗学是用“对话”理论来看待用典的，认为用典意味着此与彼、今与古、创新与继承之间的对话。而不是把它看成诗歌构成的一种要素。也就是说，“学问化”是中国古典诗学所独具的现象，它直接同中国文化的发展联系起来，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衍生出来的特有现象。
　　一
　　古典诗歌“学问化”在诗歌创作中表现为对同质同体文本（前人或他人的诗歌作品）、同质异体文本（前人或他人非诗歌文学作品）、异质文本（非文学作品的其它典籍）参照援据。
　　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克里斯蒂娃在《词、对话与小说》一书说：“任何文本都仿佛是由一些引文拼合而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她又在《封闭的文本》一书中说：“文本是众多文本的排列和置换，具有一种互文性：在一部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陈述文相互交汇与中和”。先在的文本是任何作者无法规避的，没有谁可以宣称自己与他著无关。从文本构成的角度看，文本总是存在异质之文或异体之文的共存兼容与错综相交的情况，也就是人们常指的拼凑、借用、剽窃、掉书袋、人言己用、旁征博引。法国另一著名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将文本视作“与别的文本的交织物”，包含着许多从别的文本引用过来的“不带引号的引文”。文本中总是“隐居着一条寄生性存在的长长的连锁——先前文本的摹仿、借喻、来客、幽灵”。
　　古典诗歌无论是单篇还是成集，都可看作是一个文本，总是同先在的文本——典籍或他人作品存在着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承继关系，任何诗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文化的习得而凭空炮制出诗歌来。刻意模仿甚至剽窃的诗作自不必说，就是有些连诗人自己都自信为独创的诗句，也常常会在漫长的诗歌历史与庞大的话语网络中现出其与前人诗歌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力倡独创、反对模拟，但是他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摆脱被前人话语笼罩的命运，又有多少是他真正的直接体验所得？这些问题，恐怕连他自己也无法回答。总之，古典诗歌只要进入了个体创作时代，就存在着对前人或他人文本的习取，程度不同地受前人或他人文本的影响，从而烙上因习取援引而形成“学问化”的痕迹。
　　古典诗歌对异质文本的习取援引主要表现为引传统（或主流）思想文化文本相应的内容人诗。从诗歌发展史来看，以传统（或主流）思想文化人诗的现象如一根红线贯穿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魏晋之世，玄谈盛行，以《老》、《庄》、《易》为三玄，是为玄学时代，于是就出现了玄言诗。之后，佛教逐渐发展起来，至隋唐之时，佛学极为繁盛，是为佛学时代，于是诗坛就大量出现以佛（禅）学入诗和以佛（禅）学喻诗的现象。宋、元、明三代，理学兴起，儒学糅杂佛学、道学，传统儒学有了新的阐释，是为理学时代，于是就出现了理学诗，邵雍、“二程”等人的诗歌，尽管写得很拙劣，但至少还是诗歌，他们用诗歌来阐发儒家学说。到了清代，许多学者批评理学的空疏附会，趋向于考证之学，是谓朴学时代，于是出现了以朴学入诗的学问诗。19世纪后期以来，西学开始影响中国，出现了融会中西的学术思想，是为西学东渐的时代，于是出现了“旧瓶装新酒”的新学诗。 　　以传统（或主流）的思想文化入诗，从具体的内容来看，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一）以经史之学入诗；（二）以宗教之学入诗；（三）以哲学入诗，包括以先秦诸子之学以及玄学、理学、心学乃至欧西哲理人诗；（四）以工学、农学、兵学、盐务、河防、海防等经世之学人诗；（五）以小学、金石、音韵、校勘、辨伪、辑佚、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历算学等朴学实学入诗；（六）以音乐、书法、绘画、舞蹈、雕刻、建筑等艺术文化入诗。
　　古典诗歌对同质文本的习取援引主要表现为引文学文本相应的内容体式入诗。从具体的内容来看，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诗歌对其它文学文本体式和创作方法的学习，以文为诗、以赋为诗、以词为诗、以曲为诗，导致“变体诗”的出现。（二）引用前人或他人作品中的语句、词语、语意、意象，高明者则能化盐入水，妙合无痕；拙劣者则抄袭模仿，生搬硬套。（三）摹仿习取前人或他人格调、法度、体裁、技巧，高明者则能“脱胎换骨”，自成一家；拙劣者则优孟衣冠，东施效颦。
　　古典诗歌“学问化”最常见的形式——用典、用事、隐括，使用僻词奇字、叠韵险韵都可看作是对异质文本或同质文本具体而微的援用。
　　古典诗歌理论批评的“学问化”表现为：（一）对创作主体的要求，即文化涵养和学问积累。朱庭珍《筱园诗话》中的一段话最为典型：“诗人以培植根柢为第一义。根柢之学，首重积理养气。积理者，非如宋人之以理语入诗也，谓读书涉世，每遇事物，无不求洞析所以然之理，以增长识力耳。勿论《九经》、《廿一史》、诸子百家之集，与夫稗官杂记，莫不有理存乎其中。诗人上下古今，读破万卷，非但以博览广见闻也。读经则明其义理，辨其典章名物，折衷而归于一是；读史则核历朝之贤奸盛衷，制度建置，及兵形地势，无不深考，使历代数千年之成败因革，悉了然于心目之间。读诸子百家之集，一切稗官杂记，则务彻所以作书之旨，别白其醇疵得失真伪，使无遁于镜照，而又参观互勘，以务其通而达其变……积蓄融化，洋溢胸中，作诗之际，触类引申，滔滔涌赴，本湛深于名理，结奇异之精思，发为高论，铸成伟词，自然迥不犹人矣。”（二）对学问与诗歌关系的探讨。如戴名世说：“吾未见夫读书者不能为诗也，吾未见夫不读书者之能为诗也。”厉鹗说：“故有读书而不能诗，未有能诗而不读书。”方南堂说：“未有熟读唐人诗数千百首而不能吟诗者，未有不读唐人诗数千百首而能吟诗者……可知学问理解，非徒无碍于诗，作诗者无学问理解，终是俗人之谈，不足供士大夫之一笑。”他们的语意各有偏重，但都强调“未见夫不读书者之能为诗”，“未有能诗而不读书”。李沂说：“读书非为诗也，而学诗不可不读书。诗须识高，而非读书则识不高；诗须力厚，而非读书则力不厚；诗须学富，而非读书则学不富。昔人谓子美诗无一字无来处，由读书多也。故其诗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老自言其得力处。又尝以教其子曰：‘熟精《文选》理，休觅采衣轻。’……苟以应酬嬉游宴会博弈及蓄种种玩好之精神用之于读书，则识见日高，力量日益厚，学问日益富；诗之神理乃日益出，诗之精彩乃日益焕，何患不能树帜于词坛而蜚声于后世乎？”
　　二
　　古典诗歌学问化不是某一时期或流派所集中体现出来的片断性现象，而且是伴随着古典诗学历程强弱参差地形成一个持续性过程。“群体诗学”时期，诗的构成因素比较单纯，一般来说还不存在“学问化”问题。但古典诗歌从民间集体创作时代进入文人个体创作时代后，这一过程的基本趋向是以踵事增华的方式由弱渐强，越来越明显。
　　屈原的诗歌罗列了那么多的神人名姝、地舆山川、奇花异草、珍禽怪兽、美馔佳肴、华屋丽服，足显其学识之宏富。尤其是其《大招》更认为是有学之篇，“《骚》无学问则《大招》废”。
　　汉魏六朝时期以玄学佛理入诗，出现了以学术入诗的端倪，“学人之诗，作俑始此”；这一时期的诗歌离开了浑厚古拙而趋向于精妍新巧，任昉、王元长、颜延之等的用典、用事，二陆、三张、两潘、一左崇尚辞华，大量采摘化用前人诗赋中的佳句丽词，越来越远离汉代诗歌简澹质朴之风。
　　唐初诗坛大量引类书入诗；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的诗歌中出现不少经学中的语句，呈现出经学化倾向。韩愈《进学解》言自己“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曲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在《登封县尉卢殷墓志》中赞同卢“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此后从刘禹锡的“不敢题糕”到李商隐诗的“獭祭”，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大肆资书以为诗，唐代诗歌学问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宋初“西昆体就是主要靠‘挦撦’——钟嵘所谓‘补假’——来写诗的”，“作西昆体就要有学问，西昆体以用典为特点，没学问不行”。西昆体派以善于从历代的文籍中“挹其芳润”为能事。欧阳修积极汲取西昆体“以学问为诗”的经验，增加了学问的广度，将“以学问为诗”处理得更加艺术化。王安石的诗“往往是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借典故来讲当前的情事，把不经见而有出处的或者看来新鲜而其实古旧的词藻来代替常用的语言。典故词藻的来头愈大，例如出于《六经》、《四史》，或者出处愈僻，例如来自佛典、道书，就愈见功夫。”苏轼“其学富而才大，自经史四库，旁及山经，地志、释典、道藏、方言、小说，以及嬉笔怒骂、里媪灶妇之常谈，一入诗中逐成典故”。黄庭坚“书卷比坡（苏轼）更多数倍，几于无一字无来历；然专以选材庀料为主，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讨古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元、明两代虽诗主情性，然追求典正雅丽、摹拟前人章句成为大部分（除晚明外）诗人的创作特色。
　　清人“六经三史诸子别集之书，填塞腹笥”，不仅诗歌中典故运用经常化和偏僻化，而且大规模出现以学术人诗的情况，尤其是以朴学入诗，所谓“考据之学，后备于前，金石之出，今富于古。海云鼎籀，纪事西樵；杜陵铜檠，征歌石笥。钟彝奇字，敷以长言；碑碣荒文，发为韵语。肴核《坟》《典》，粉泽《苍》《凡》。并足证经，亦资补史”。“自诸经传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于其诗”。学问成为清代诗歌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只不过在不同流派、不同宗尚取向的诗家笔下表现程度不同而已。总之，“学问化”成为清代诗歌最主要的特征。 　　就古典诗学理论批评这条线来看，伴随着古典诗学理论的产生发展，诗歌与学问的关系逐渐成为古典诗学理论的话题之一，同样呈现出不断加强、突显之势，以致成为后期古典诗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先秦、两汉的诗学理论虽未明确提出诗与学问的关系问题，但却孕育了其中的因子。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诗》的运用；二是孔子“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说。先秦人于《诗》注目于用，用《诗》主要有赋《诗》、教《诗》、引《诗》三类。孔子提倡“学诗”所说的“授之以政”、“事父”、“事君”、“专对”等，都是为了用。这种状况，偏重于读者而不重作者，偏重于实用而不重审美，但是对后世论诗之异化、文人化、工具化、泛社会化等“学问化”因素的探讨具有源头性的影响；同时用《诗》主要注重的是诗里所含的意向和道理，对后世论诗之说理、理趣等很有影响。再看“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鸟兽草木”在《诗》里还只是物象，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转换为学问要素，表明孔子评《诗》对其中包含的知识的重视，这是儒家诗学论诗重视学问的开端。
　　从魏晋六朝时期，诗与学问因素的关系逐渐被诗论家所提出，但提出的立场和角度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处于主流话语零散的边缘状态，并未引起广泛讨论。晋代葛洪《西京杂记》、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等，首次涉及了学问和才性的关系。刘勰的《文心雕龙》论及文学创作与学问的关系，明确提出“积学以储宝”的观点。专门说到诗与学问关系的是钟嵘，他《诗品序》提出的“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的著名论说，其最根本的意义在于：钟嵘从反对者的立场正式论说了诗与学问的关系，从而使之成为古典诗学理论当中被关注的问题；钟嵘之后，诗与学问关系问题的论争总体上越演越烈了。
　　唐代诗学理论展开的问题更为广泛，一般说，不反对诗人主体修养的读书、积理、养气。最值得注意的是杜甫的两句名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专门对诗的创作来说的，这个命题到宋人（杜甫的诗歌既代表了盛唐气象，也开启了宋诗“以学问为诗”的特征，以致宋代江西诗派以他为宗主）手里得到充分阐发。诗与学问的关系成为宋代诗学理论广泛关注的问题，普遍倾向性地认为学问诸因素对诗歌创作具有重要作用。在众多学问与诗的论说中，江西诗派甚至将以学问入诗在宏观上提高到改革创新的程度，所谓避俗避熟，力避唐人风格；在微观上细化到“法”的地步，有所谓“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到宋代后期，反对“学问化”也很突出，著名的代表者是严羽的《沧浪诗话》。其后元、明两代，“使事”、“用典”等话题充斥于大量的诗话著述中。
　　而到清代，无论理论和创作上宗唐还是宗宋，诗歌与学问的关系始终是诗学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开有清诗坛一代风气的钱谦益说：“诗之为道，性情学问参会者也。性情者，学问之精神也；学问者，性情之孚尹也。”清代诗坛大家王士祯也说：“司图表圣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此性情之说也；扬子云：‘读千赋则能赋。’此学问之说也。二者相辅相行，不可偏废。若无性情而侈言学问，则昔人有讥点鬼簿、獭祭鱼者矣。学力深，始能见性情，此一语是造微破的之论。”到清中叶翁方纲时，古典诗学的立足点“由以情感为中心转到以知识、义理为中心上来……使本来蕴涵在抒情诗学中的一种倾向真正独立出来有了一种理论系统，成为与抒情诗学相抗衡的诗学系统”。
　　三
　　古典诗歌“学问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古典诗歌的“初祖”《诗经》所包含的“学问”成为后世以学问人诗的价值典范。
　　《诗经》在中国古典诗学中享有崇高的地位，通常被视为古典诗歌的“初祖”，“层累而上，师又有师，直到极顶，必须《风》、《雅》是亲矣”。《诗经》被后学者认为是诗歌饱含学问的典范。《诗经》在春秋时期已成为时人学习和征引的重要文化典籍，人们往往在公开场合赋《诗》达意。所谓赋《诗》达意，就是通过吟诵《诗经》中的章句来表达意愿，甚至在订立盟约、君臣相见的场合中也有赋《诗》相谕的情况，赋者用《诗经》中的章句隐晦而含蓄地表达某种不宜直说的话语。胡蕴玉说：“古者诸候、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战国时代，赋《诗》因朝聘盟会之礼的崩溃而烟消云散，而引《诗》则继续发扬光大。“儒家者流，则以孔子之倡导，每每引《诗》以证其说，于是《诗》三百五篇之应用一变，而以展转附会，去《诗》之本义亦日远。”朱自清也说：“言语引《诗》，春秋时始见，《左传》里记载极多。私家著述从《论语》创始；著述引《诗》也就从《论语》起始。以后《墨子》和《孟子》也常引《诗》，而《荀子》引《诗》独多。”于是在后世著述中引《诗》以论事理、纪史事、明天文、述地理、通制度、正风俗的情况屡见不鲜。
　　《诗经》在大量频繁引用的过程中，不断被抬升为饱含学问的经典。“风雅颂之体代作，赋比兴之用兼陈，朝章国故，治乱贤与不肖，以至山川风土草木鸟兽虫鱼，无弗不知也，无弗能言也。”（陈衍《瘿庵诗叙》）尤其是《诗经》中“雅”与“颂”，“反覆乎训戒，光昭乎政事，道德修明，学术该备”（姚鼐《尊拙堂诗序》），“因缘经术，旁涉典记”。既然《诗经》作为儒家诗教的经典，以饱含经学学问为特征，则作诗必须要有学问功底，“兴观群怨之外，多识亦关诗教”，“孔子教人学诗，终以多识。大小雅皆称雅材，其非空疏无物也，可断言矣。”
　　第二，“诗圣”杜甫“读书破万卷”成为后世以学问入诗又一价值典范。
　　“诗圣”杜甫被认为是继《诗经》后儒家诗教最好的传承者，“盛唐之杜甫，诗教之绳矩也”。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博览群书，故才思敏捷；他的诗歌本于经籍学问，“直接六经之脉”，能阐发精微的道理，“推阐事变，穷极物则”。故“古之能称诗者，必曰杜甫氏。甫之言日：‘读书破万卷。’又曰：‘熟精文选理。’由前之言，则甫之诗学为甚博，由后之言，则甫之诗学为甚精。是甫所以雄一时而名后世者，非独才高使然，亦其学之博大精深，有以匠其才而成其器也。……后之学诗者，夫人而能宗甫之诗；而皆不能宗甫之学。故虽情真辞富，律细韵超者，代不乏人，而卒鲜能与甫匹也。” 　　王安石曾说：“老杜固尝言之矣，‘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黄庭坚也说：“不读万卷书，不可看杜诗。”苏轼云：“读破万卷诗愈美。”吴乔云：“诗乃心声，心日进于三教百家之言，则思月异而岁不同。此子美之‘读书破万卷’也。”杜甫之后的诗人“学诗之法，必以杜为宗，学杜之法，必以学为本……约情复性，以植其本；枕经、史，以大其藏；规《骚》、《选》，揽宋、唐，以正其趋；猎百家，参小说，以尽其变；挈人情，穷物理，以致其用：如是，则本末交修，内外兼尽，不期为杜而杜将自至矣，不必为杜而亦无所不至也。”
　　第三，中国士人独特的文化观和审美情趣为古典诗歌“学问化”提供了扎根的沃土。
　　封建士人无论他们的“正事”是穿穴经史，还是经纶世务，也不管他们再三表明诗歌只不过是“学道之余”的“末事”，他们都迫切地感到“不学诗，无以言”，不作诗，也无以“立”，会作诗是他们社会地位所必需的一张身份证。很难想象峨冠博带的士人，离开案牍书屋去酭酒论交，送别赠行，攀夤迎娶，不能吟诗。但长年的案牍生活使得他们视野难以开阔，心胸难以得到摩荡，才思为之所限，却又要做那么多诗歌，“诗歌愈来愈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迎往，都用得着，所谓牵率应酬……就是一位大诗人也未必有那许多真实的情感和新鲜的思想来满足‘应制’、‘应教’、‘应酬’、‘应景’的需要”，于是不得不“把记诵的丰富来补救和掩饰诗情诗意的贫乏，或者把浓厚的‘书卷气’作为应付政治和社会势力的烟幕。”近代诗人江浞在他的《小湖以诗见问戏答一首》就分析了这种情形，“词曰诗者情而已，情不足者乃说理。理又不足者征典故”。严迪昌也说：“然而才有不足，赖学以济才，特别是情难见深，借学饰情的风气不时张扬，成了诗史上一再重复的现象。”
　　再者，文士们“大抵承平无事居台省清班，日以文酒过从，相聚不过此数人，出游不过此数处，或即景，或咏物，或展观书画，考订金石版本，摩挲古器物，于是争奇斗巧，竟委穷源，而次韵、叠韵之作夥矣”。他们在歌酒文会之时相互唱和，虽日增进感情，加深交流，实际上也是在相互试探对方的学问才华，逞才炫学或为自我标榜，或为回敬对方。于是极力增加诗歌典雅的因素：一是雕琢章句，增加文采；二是以典籍学问人诗。
　　第四，复合型诗文化又为古典诗歌的“学问化”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在中华文化这一母文化的孕育下，各种子文化繁盛发达，竞相成长。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传统中的泛文学观念，使得文学与文化浑然难分，文学与史学、哲学、伦理、政治纠缠不清。诗文化当然也就与其它文化相生相随，互荣齐芳。中国古典诗文化从来就不是纯文学文化，所承担的功能也绝不只是审美。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说：“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在古代中国，诗是无孔不入的，诗人宫廷，诗人台阁，诗人闺闱，诗人寺庙，诗人道观，诗人青楼，诗人梨园，诗人酒肆，诗人茶馆，诗人亭榭，诗人山林，诗人田园，诗入边塞，诗人军旅，诗人血与火生死搏斗的战场，等等。不仅如此，诗也进入到了数学、医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因而极大地增强了诗的社会意识与生活意识。其情状恰如闻一多在评述唐代诗人孟浩然时所说的“诗化的生活”与“诗的生活化”。
　　于是中国诗文化意蕴是相当深厚而博大的，包涵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诸如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以至于形形色色的地域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数文化、梦文化、民俗文化、军事文化、宗法文化、外交文化、商业文化、女性文化、园林文化、戏剧文化、音乐文化以及书法、绘画、语言、文字、棋艺、建筑、装饰、楹联、雕塑、碑到、墓葬、生属、占卜、天文历法与文化传播。涉足的学科有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社会学、哲学、美学、史学、文学、伦理学、心理学、艺术学、语言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字学、宗教学、民俗学、神话学、地理学、天文学、妇女学、文化传播学等等。咕典诗歌的“学问化”其实是中国复合型的诗文化对诗歌内容的必然要求。
　　最后，古典诗歌语系为中国土人琢字炼句、以典籍学问入诗提供了非常适宜的载体。
　　周作人说：“汉字这东西与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连日本朝鲜在内；它有所谓六书，所以有象形会意，有偏旁；有所谓四声，所以有平仄。从这里，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戏。”正是因为有了汉字这种精妙绝伦的文字，古典诗人才得以在创作中极力展现才华，将自己的学识灵便地应用于古典诗歌之中。从语言构成来看，古典诗歌语言属于节节拍语言，每个汉字不管是单独表意，还是在语流中，始终是独立的个体，古典诗歌“能以甚少之字数包举甚多之意义。其民族文化绵历愈久，熔凝愈广，而其文字能为之调洽殊方，沟贯绝代”。这为诗人在简短的篇幅之内逞才炫学提供了可能。
　　此外，中国古典诗歌的语法系统是最松散的，松散的程度达到了其它民族诗歌语法系统不能容忍的程度，这种语法上的松动灵活，蒙太奇似的跳跃，诗人们在创作时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插入与诗歌内容相关联的典籍学问，而不会让人感到突兀错愕，而且这样做了不但不会受到指责，如果用得贴切，还会使诗歌生色不少，增加了其典雅的成分。他们大量采用借代、引喻、用事、用典，使得廖廖几字凑成的句子，却是个凝聚了许多学问知识的核团。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古典诗歌学问化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6JA75011-44042）阶段性成果。
　　（魏中林，暨南大学文学院；宁夏江，韶关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毛巧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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