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照社会性世界的网络化生活】 社会性网络服务

　　[摘要]网络化行动研究充分关照社会性世界中人的网络化生活，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认识活动，既涵指一种融“虚拟”和“实在”为一体的生存实践――网络化行动，又关涉对网络化生活的自觉反思――网络化行动的研究。同时还指涉以信息通讯技术为工具的思维创造――网络化的行动研究。它以人为本，追求实现文化主体的自主性，借助技术的社会化，满足多元的文化欲求。网络化行动研究蕴含着文化知识论基础，以承认地方性知识为前提。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追求实用主义真理观。传统的东方伦理温情文化，为网络化行动研究引入东方及我国并获得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沃土。
　　[关键词]社会性世界　网络社会　网络化行动研究　网络化个人主义　行动者网络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3；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2－0050－09
　　人类发明的技术，一直在反身挑战人类。技术总是“迎合”人类通往可能性世界的理想而四处渗透，从而无处不在与无所不能，出乎意料地悄然改变着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格局。在新旧世纪交替的过程中，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ehnology，ICT)的飞速发展与应用，猛然间将人类带人了一个实然与超然交织的双重生活世界。“我们已然进入文化仅指涉文化的新阶段，已经超越自然，到了自然人工再生成为文化形式的地步。”换句话说，“我们的物种所达致的知识与社会组织水平已容许我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上是社会性的世界(Social World)之中。”于是，纯粹的个人和纯粹的自然及其交互所成的熟悉世界，一回首便隐蜕为历史似的背景；而数不胜数的个人及其行为不经意间就“转化”成了一张巨无霸网络里的一个个“节点”，生成了一个似曾相识的“社会性世界”。多少人被猛然投放到这个新兴的社会性世界，面对现代社会的生活、行为以及结构所产生的剧烈变迁和潜在危机而惶恐不安。对此，人类作出的回应之一是，立足“技术社会化”，通过认同、改造与适应技术，关照社会性世界中的网络化生活，以化解技术文化迅速发展所裹挟着的生存与发展危机。
　　与此同时，长期受“科技理性”支配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近几十年里遭遇到了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与之相关的传统认识论(Epistemology)开始瓦解与转化。一种试图抹平本体论与认识论之差异、并引入价值观念和权力向度的新型文化研究正悄然兴起。行动研究以科学实践观为哲学基础，强调反思理性，将改善社会实践、发展科学知识及推行民主政治融于一体。在历史的长河中几经沉浮，具有深切现实情怀的行动研究际遇变迁时代中产生的网络社会，催生出了“网络化行动研究”(Network Action Research，NAR)，并得以迅速发展与应用。本文拟对网络化行动研究进行理论背景的考察与发展成果的介绍，以期为我国行动研究的创新与拓展提供借鉴。
　　一、行动研究际会网络社会
　　随着传统认识论话语体系的解构，对知识的追求逐渐转向关注人的生存实践与实用价值，尤其在直接观照人类社会生活现实的社会科学中，研究旨趣更是径直指向道德实践的善与生活取向的美。这无疑为已有的量化研究以及质性研究设置了合法性难题，并提出了严峻挑战。对此，社会科学家的回应是创新以实用为核心价值的更具包容性的“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肇始于社区开发的呼唤，繁荣于技术社会革新中的个人专业发展需求。文献显示，最早使用“行动研究”一词的是莫雷诺(Moreno J.L.)。1913年，他采用集体参与和合作研究者的方式在维也纳开展了社区开发的研究。1939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Lewin K.)在帮助一家新的制造厂解决产量低下的问题时也采用了将自己变成工厂员工的“行动研究”。在勒温看来，行动研究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其中包括计划、行动、发现事实、监察、再修订、评价等环节，通过这样的螺旋上升而慢慢接近解决实际问题的最为理想的方法。虽然“行动研究”在实践过程中显现出即时效应，但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传统认识论的审视下，却因缺乏严谨的实证基础而很快就淡出了研究者的视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英国伦敦塔维斯托克人文关系研究所的发展，行动研究得以复苏，它成为在监狱和战场中处理社会和心理问题的一种新兴研究方法。至上世纪60年代后期，斯滕豪斯(Stenhouse L.)和埃利奥特(Elliott J.)等人倡导“教师即研究者”，使得“行动研究”在教育研究领域内获得了蓬勃发展。随后经凯米斯(Kemmis S.)、尼克森(Nixon J.)和怀特海(Whitehead J.)等人的发展，“行动研究”发展成为了变革社会、帮助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以及促进个人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透视“行动研究”发展的历程，里面内隐着一种文化演进：从主客二分走向主客一体，从纯粹的求知走向关注实际生活，从热衷于“话语霸权”到打破权力一知识的等级结构而走向民主。在文化的视野中，“行动研究”实际就是历史长河里社会研究范式进化生成的当代研究形态，不仅是包容性的而且是累积性的，它以实用主义为目标，消解了重在解释的量化研究与旨在理解的质性研究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发展为一种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结合的特殊的民主活动。在操作的意义上，“行动研究则指的是一种实现了理解人和发展实践知识双重目标的参与式过程。它整合了行动与反思，跨越了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强调与他人合作，重视实践问题的解决，进而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文化的理想，给深切的现实情怀赋予了“行动研究”。于是，行动研究关怀现实社会进步及个人发展，关怀被历史张力投入到社会转型漩涡和崭新而陌生世界里的无数“渺小”个人的生活际遇。随之，一般化的合作式行动研究逐步发展为参与式行动研究，并继续繁衍出多样化的更为具体的个性化行动研究。
　　恰逢此时，技术创新已为新型“网络社会”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信息网络技术借助数字化媒介创生出虚拟的日常生活世界，将活生生的现实人与物转化为“数字符号”与网络节点，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观，网络社会演变为公域与私域并存、有序与无序共在的复杂性世界。过去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钟摆常常往来于“人依赖自然”与“人主宰自然”之间，但信息通讯技术的革命性介入突破了这一窠臼，创生了新的自主性文化，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为人与文化的关系，进而使分离对立的“个人世界”与“自然世界”走向整合，从而创生了“社会性世界”，即当今的“网络社会”。
　　在网络社会里，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已凸显为一个核心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存在着“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两种倾向。“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尤其是信息网络技术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工具。与之相反，“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则强调社会对技术的支配性作用。不过，正如沃尔帝(Volti R.)所指出的，“一个理智的人不会否认技术是创造我们生活世界的一种重要力量，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技术不能脱离它所处的社会而独立运行。”因此，我们相信技术与社会是共同发展的，单一的建构主义或纯粹的客观主义都是难以圆满解释技术的发展的。事实就是“技术与社会是相互塑造的。技术塑造了社 会和文化，反过来，社会文化也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技术，规范着技术可能的发展方向、方式和途径”。如今，信息网络技术渗入现代社会后便催生出了以“网络化生活”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性世界。
　　社会性世界的诞生，首先带来的是“社会”本质的变化。这里的“社会”符合对称性原则，融科学技术于文化模式之中，强调社会主体(Agency)的能动性，它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种“历史质(Historici-ty)”。其次，社会性世界改变了人的生存境遇。处于这一世界中的个体内在地被要求不断追寻和建构认同，这是社会意义的基本来源。一种新的人类尺度已出现，转化行动对此已经作出了有效的尝试和探索，它强调在社区的层面下行动，人类的社会性也将被重新塑造。㈣最后，社会性世界也全面挑战着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新媒体(New Media)的出现从内容、技术以及社会三个层面重构了社会。并进一步影响和改变着人的认知结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由此，崭新的社会学知识标准也应运而生，它倡导在社会行动的过程中动态地发现、理解、阐释和形成关于行动者本身的真切知识。正是基于这样的诉求，以实践为导向且形式灵活多样的行动研究，在满足当代“网络社会”发展需求的过程中创生出一种新的形态：网络化行动研究。
　　二、社会性世界哺育网络化行动研究
　　在社会性世界中，人们的生活已然超越了依赖自然世界的传统技术时代，追求自由的价值目标则依然引领着人们不断地挑战自我，以便在新的文化仅指涉文化的时代重新获得自主性。历史证明，过去为了生存而发展起来的理念本体论和自然本体论都硬生生地割裂了原本一体的人与自然，并使二者关系愈行愈疏，导致今日环境恶化、人类危机的悲剧频频发生。惟有找寻到意义源头方可帮助人类走出困境，难怪卡斯特会说：“在财富、权力与意象全球流动的世界里，对于集体或个人、认定或建构之认同的追寻，变成社会意义的基本来源。”社会性世界生成了“网络化生活”的根本特质，置身其间寻求认同这种新型文化的需要与驱力，将人类的“文化自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需要彰显与开发反思性实践能力，于是便哺育出了新兴网络化行动研究。
　　(一)网络化与网络化行动研究
　　“网络化行动研究”译自英文“Network Action Research”，“Network”是其中的关键词，它包含有三层意思，一是作为名词，它不仅指大家一般所认为的互联网，还指网状物以及非正式联通起来的人群或组织；二是作为及物动词，主要指的是连入网络或以网络的形式覆盖或联播；三是作为不及物动词，表示正在网络化的过程。“Network”是一个组合词，由“Net”和“Work”组合而成。Net可指称一种新型网状结构，为我们描绘出一幅静态的社会文化图景；Work则指代“活动”，是内含着人的感性的物质活动与理性的认识活动的“实践”。二者相互交织形成了当前社会性世界的根本特性，创生了动态的富有生命力的新社会文化景象。于是，“网络化”成为了当代人生存的基本状态，它一方面要求人们被动地反映它，进而影响到当代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另一方面又常常被人们的主体意识所牵制和引导，不断创生出新的网络文化。站在生存论的视野上，“网络化”实质上成为了当代文化的本体，它包含着两层基本含义：一是指与人的本质相联系的、体现人网络化的生命价值结构，即网络化存在；二是指人的精神、生命结构的外化和客观化的活动，即网络化行动。这样一种文化存在为网络化行动研究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
　　人类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投放进了社会性世界之中，进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了新的发展。回望漫长的人类历史，马克思(Marx K.)早已发现和揭示了人发展的基本线索，这也成为了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整个历史线索：异化的人――社会的人――文化的人。这一线索反映在认识论中则表现为：经典科学认识论――交往认识论――文化认识论。基于文化认识论，“认识的本质是观念地反映与客观地表现的有机统一，也就是在人化活动基础上以主体为载体的客观性的反映与以客体为对象的主体性的表现的有机统一。”它包含了主体与客体互为载体的交互性“主体性表现”和“客观性反映”两层活动。因此，站到文化认识论视野上，为了实现并优化网络化生存，社会性世界中的人必须付诸网络化行动，而这一行动又必然包括实物操作层面的“网络化行动”以及思维运演层面的“网络化的行动研究”。前者包含了认识的生存要素，后者则更为注重认识的理智因素，二者共同融汇到“网络化行动研究”之中。显然，“网络化行动研究”从一开始就蕴含了两个层面的认识，其反映在社会性世界中则表现为网络化生活(实践)与网络化研究(认识)。
　　一方面，众所周知，符号的诞生曾经使人从自然实践走向文化认识，如今网络技术这一新型符号的发展，使得人几乎完全可以摆脱自然而走向纯粹的符号指代符号的生活世界，而这样的生活世界是在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的。处在网络化社会转型时期的人们由于文化的历史惯性而尚未建构和形成网络化生存的意识，尚未充分做好网络化生存的准备。网络化生存不期而至的境遇需要在网络化行动的过程中逐步养成这种意识，并在参与行动的过程中不断改善这种生活。为了满足这一文化自主的需求，人们在网络化行动过程中不断实践，不断反思，不断改进，自发的网络化行动很快就上升为自觉的“网络化行动的研究”。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特殊而具体的行动研究方法，“网络化行动研究”指的是将信息网络技术转变为社会行动工具而展开的网络化的行动研究。尽管技术导致的生态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但那是被人滥用的后果，技术本身是具有社会与自然亲和性的。尤其是信息通讯技术，它努力追求“更多的环境改造界面，更广的人际交往互动以及更好的用户中心开发，具有很强的实践取向”。它促进人类的多元交往和社会互动，生活在网络社会中的人们已经把交往方式演变为“在线与离线”、“全球化与地方化”以及“集体式与网络式”相互交错并存的新型的“交往生态(Communicative Ecology)”。因此，传统的单一集体式人际交往模式被打破，社会与个体、政府与公民、集体与个人之间的互动方式也开始发生变革。它在减少传统集体交往的同时又为增进个体的社群性(包括虚拟的与实在的)提供了新的契机。据此，传统的个人主义走向了既体现自我中心又建立起良好社会关系的网络化个人主义(Networked Indi-vidualism)。借助信息通讯技术前所未有的强大实践性与社会支持性，“网络化行动研究”实现着在参与、行动、反思与改进的循环过程中不断向着元网络化(Meta-network)深化，最终发展为促进网络化社会转向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
　　总之，网络化行动研究充分关照社会性世界中人的网络化生活，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认识活动，既涵指一种融“虚拟”和“实在”为一体的生存实践――网络化行动，又关涉对网络化生活的自觉反思――网络化行动的研究，同时还指涉以信息通讯技术为工具的思维创造――网络化的行动研究。某种意义上对人来说，网络化行动研究既是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同时也是一种为了实现新的自由而在生存过程中不 断参与、改进、理解和认识行动的研究方式。
　　(二)知识论的文化转向与网络化行动研究
　　深入知识论的层面考察网络化行动研究，不难发现知识论的文化转向为网络化行动研究铺垫了基石。传统的认识论把真理性的知识理解为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相符合的结果，却未深入追问知识何以可能的真实前提：真正的知识与人类的生存实践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海德格尔(Heidegger M.)的回答是，知识就是一种此在在世的样式；叔本华(Schopenhauer A.)则直截了当地将知识的真理性标准与人的生存意志联系起来：而马克思则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就精辟地阐明了知识、理论与人类生活实践活动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也深刻地揭示了认识的文化本性。基于知识论的文化转向，网络化行动研究形成了独特的知识论基础，它从新的视角回应了知识论的三大基本问题：网络化行动研究所认可的知识是什么?这样的知识是如何产生的?检验知识的真理性标准又是怎样的?
　　1、“地方性知识”合法性地位的确立。随着传统认识论基础的瓦解，新的知识观正悄然兴起，“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作为当地知识，恰好是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得以明晰和确立的。“地方性知识”最初起源于阐释人类学，如吉尔兹(Geertz C.)在《地方性知识》中所分析的，它“旨在认知的具体性、穿透性和阐释性”。“地方性知识”十分强调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的，它关注知识生成的情境条件。
　　当前，网络化生活已从最初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逐步走向了“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而网络化行动研究正是立足于网络化生活，将研究对象定位于自然一社会之间，即一种自然的与社会的“杂交物(hybrids)”，通过发展具备现代理性特征的社会行动工具――技术，来搭建沟通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桥梁，以“社区”或“共同体”作为人类新的尺度来开展有效行动，进而发展地方性知识。
　　2、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反思性实践。知识观念的更新悄然带来认识方式的转变。无论是哲学还是社会学，也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对地方性知识的追求催生出了各种深具“实践”或“行动”特性的认识理论。当然，强调通过“实践”来认识、理解世界，进而获得知识的思想古已有之。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到维科(Vico G.B.)和尼采(Nietzsche F.W.)，再到马克思和杜威(Dewey J.)等，哲学家们早就意识到了，“如果不通过人们在互相的提问与回答中不断地合作，真理就不可能获得。因此，真理不像一种经验的对象，它必须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活动的产物。”以法国新社会学派代表人拉图尔为首所倡导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强调关系本体论，坚持非还原论实质观，并提倡认识论的同等效力原理，强调工作、互动、流动和变化的过程，等等。作为网络化行动研究的认识论基础，行动者网络理论从嵌入其中的社会联系的视角很好地阐明了在网络化行动研究过程中知识是如何产生和建构的。
　　此外，网络化行动研究也常常宣称它超越了传统的理论与实践的鸿沟。的确，“网络化行动研究”中包含的两个关键词――“行动”与“研究”，本身就显示了其努力超越“实践”与“理论”分离对立的旨趣。杜威所提出的“反思性实践(Reflective Praxis)”从认知机制层面沟通了“理论”与“实践”，揭示了科学探究活动并非是脱离实际生活的。舍恩(Schsn D.A.)在杜威的研究基础上，基于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将“反思性实践”发展成为一种有效的学习理论，这也进一步从内在心理机制层面论证了网络化行动研究的反思性实践认识本性是何以可能的。
　　3、实用主义真理观。网络化行动研究直接面向“网络社会”，将价值取向定位于“改善实践”、“创新知识”与“追求民主”。而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实用主义真理观则为其确立起了检验知识的标准。在实用主义看来，知识是否为真，不在于认识与客观实在的符合，也并非简单地通过推理和证实即可，最根本的在于知识的“效用”。“基本上思想状态的真理意味着一种有价值的引导作用。当我们在任何种类的经验的一个瞬间，受到真的思想的启发时，这就意味着迟早我们会由于那种思想的指导而又重新投入经验的各种细节中，并且和它们发生了有利的联系。”实用主义整合了符合论与融贯论，将真理视为动态的、相对的、可变的过程，并通过直接或间接与经验联系来获得证明；同时，真理已不再是外在于生活实践的绝对永恒的东西，而成为了帮助人们走向自由、幸福的工具。这样的话，网络化行动研究所孜孜追求的真理就在走向网络化的过程中不断接受检验。
　　(三)人、技术与网络化行动研究
　　作为文化认识的一种具体形式，网络化行动研究充分体现着文化的自觉性，具体表现在“主体自觉”、“方法自觉”和“价值自觉”的实践与意识等方面。
　　以人为本，追求实现文化主体的自主性是网络化行动研究的核心价值取向，也是网络化行动研究的首要原则。一方面，面对网络社会的生成，网络化行动研究重视主体参与，既强调个性化，更关注理解网络社群中的个体。所有行动研究者在网络化生活过程中实现着自我超越，通过反思性实践展开自我生存研究，文化自主性得以凸显，网络化个人主义开始诞生并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具体行动研究方法，网络化行动研究同样强调主体参与，坚持“以人为本”。所有的行动，包括技术的设计与应用都需要考虑到用户的基本需求，同时用户本人也以研究主体的身份参与到行动中来，他们的声音能被听取甚至被适当采纳，自主性获得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是网络化行动研究的第一大基本原理。
　　以技术为基本手段，实现技术的社会化是网络化行动研究的第二大基本原理。基于信息通讯技术的网络化行动研究，技术成为重要的研究工具。网络化行动研究一方面强调提高技术的社会适应能力，发挥技术的积极效应，改善“网络化生活”，与此同时，它也必然需要通过“不断地改造、调适与整合技术”来改善“网络化技术”，二者相融相促，协变互惠，共同发展。
　　此外，网络化行动研究还努力追求行动质量，并重视提升理论与研究的能力。如果将网络社会生成视为一种新型文化，那么网络化行动研究可谓在努力实现一系列的文化欲求，它包含着多元的价值取向。在垂直意义上，网络化行动研究聚焦行动本身必然追求行动质量，而同时它又直接关怀着人的网络化生存，对各种生存与幸福欲求的满足则使得它的价值不再仅仅停留在行动质量上，还会关注知识的发现与理论的提升以满足精神文明的需要。在水平意义上，网络化行动研究将聚焦之光径直投照于生活在网络社会中的人，价值之波由此荡漾开去，各级各层的个体，包括技术人员、行动参与者、理论研究工作者、管理者等都将受惠而获得发展。因此，价值多元化成为了网络化行动研究的第三大基本原理。
　　三、网络化行动研究关照社会性世界
　　网络化行动研究直接关照社会性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与技术、文化与社会相互塑造，彼此融合，进而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存整体。面向社会性世界，作为坚持以人为本、追求技术社会化并内 涵多元价值取向的新兴方法论，网络化行动研究正在努力涵养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这一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在文化知识论基础上，逐渐演绎出和建构起既强调网络化社会整体又重视网络化个人的网络化行动研究体系。这个新兴体系从社会出发，逐步形成从“展开”到“稳定”再到“创作”的螺旋式主题域，同时也着眼社会中的个人活动，建构“流通”、“识知”和“多样”的动态化原则，并开发“子网切入”、“交流反馈”和“核心价值驱动”的有效性策略。
　　(一)螺旋式问题域
　　网络社会形态的转型亟待我们融入其中，采用将社会改造与社会认知相结合的方法，对社会性世界的“展开”、“稳定”以及“创作”螺旋式主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目前，网络化行动研究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信息技术的研究领域内得到广泛的应用。纵观已有的研究，其聚焦点主要集中在“描述网络社会的展开”、“促进网络社会的稳定”和“追求网络社会的创作”等主题上。
　　1、描述社会的展开。新型网络社会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它需要我们通过追踪生活世界中的各种不确定性来予以展现。这一主题涵括着各种各样的子问题：网络社会组织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具有哪些特征?网络中各种资源流(物质的、符号的、情感的)是怎样运转的?网络中各种联系的数量、方向、密度、力度如何?等等。这里的网络社会组织包括了基于网络技术而建构起来的虚拟社区以及虚拟社区与真实社区之间互动所产生的网络社会组织。国外已有研究者开展了相关研究，如卡罗尔(Carroll J.M.)等人专门展开了社区网络的发展轨迹研究；文卡特什(Venkatesh M.)等人则提出了专门考察网络社区的理论框架：网络社区的生命周期――产生、固化和变动；等等。
　　2、促进社会的稳定。基于实用主义真理观，网络化行动研究首要的目标就是改善社会实践，即借助新媒体去跟随行动者解决各种实际的问题，进而把这种处理方法继承下来并传播开去。这一主题也包括了许多子问题，如优化和提升网络社区质量的方法和策略有哪些?技术对于促进社区生活起到了哪些作用?等等。如福斯(Foth M.)等人从2002年末开始对澳大利亚一个中心城市内的一个住宅区展开长达大约4年的网络化行动研究，该研究旨在对城市内邻里居民之间的社会网络进行分析和解释，进而发现新媒体和信息通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等工具及其应用是如何改善邻里关系和住户之间的社会结构的。网络化行动研究一方面需要关注网络化这一行动会如何改善社会生活，与此同时，它也在参与社会行动的过程中完善技术，重构和优化网络化社会组织。
　　3、追求社会的创作。网络社会的转化过程必然会影响到文化与权力，信息与知识的流动将重构社会的权力结构。在此，权力也有了新的定义，它不再是专制，而是具有了生产性、积极性和策略性。权力在我们与他人交流时得以行使，它采用自上而下的路径进行分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权力就在行动之中。在福柯(Foueault M.)看来，权力不仅依存于关系之中，更与科学知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网络化行动过程中，新媒体专家的知识与使用新媒体的社区成员或员工的知识都与权力有着内在相连，因而网络化行动研究倡导参与，赋予行动者创造和享用知识的权力。这一主题下包括的子问题主要有：知识在网络化行动过程中是如何扩散和增长的?它对网络化组织带来了哪些影响?网络社会组织的权力分享机制是怎样的?网络社会中如何实现民主?等等。
　　(二)动态化原则
　　作为文化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网络化行动研究直接关涉社会性世界中的生活实践，因而它富有灵活性与动态性，呈现网络化的结构特点，需要一定的措施予以保障；同时，网络化行动研究具有极大的文化包容性，因而它采用的具体方法与技术具有多元性；且由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因而网络化行动研究过程必然涉及政治性。基于这些特性，人们在开展网络化行动研究过程中须遵循以下动态化原则：
　　1、保障流通渠道顺畅以实现网络化。在一般行动研究的基础上，网络化行动研究还需特别关注网络内各节点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这是保障行动质量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网络化的关键。网络化行动研究中包含着各种资源流(物质的、符号的、情感的)，惟有保证资源流流通渠道的畅通，节点与节点之间、子网与子网之间方可实现资源最优化，从而真正实现网络化。同时，网络化行动研究还特别提倡发展使各子网络行动研究彼此交流、互动，进而组合成行动研究网络群，继而建立起更大范围的元网络，元网络反过来又引导着所有子网络开展团体行动与反思。
　　2、综合采用多元化方法以追求知识。格林伍德提出行动研究应该采用“多方法的研究策略，只要这些方法是合乎情境的”。网络化行动研究也同样如此，只要能实现研究目标，更好地帮助描述、解释和优化社会性世界，所有量化研究方法包括调查研究都允许被采用；同样地，只要能更好地帮助理解网络社会，所有质性研究方法包括深度访谈、个案分析等也都需要被采用。此外，网络化行动研究更强调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在原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发展出更为适切的网络研究方法，如网络日志的收集与分析、网络数据的挖掘以及网络分析等新兴研究技术的运用等。实际上，在网络化行动研究中，不存在哪一种方法会优于另一种方法，所有的方法，包括各种具体收集资料和解释资料的方法都服从于实现和优化网络化生活这一根本旨归。当然，同时采用多元方法以增进研究的信度，也是追求知识的根本性保障。
　　3、尊重参与主体的多样性以促进民主。与一般的行动研究一样，网络化行动研究也采用计划、行动、观察和反思的循环往复的活动程序，但与之根本不同的是，为了提高行动者的参与度，网络化行动研究者需要和组织中的所有成员接触、交往。为此，我们需要遵守下列基本原则：一是尊重所有参与者的差异性；二是承认所有参与者对研究过程都产生影响；三是考虑到容易受忽视的女性以及边缘人士：等等。各种信息通过扁平式结构进行流通，但要采用匿名等方式保障边缘人士或反对派人士的积极参与。为了保证参与的民主性，网络化行动研究还要求参与者公开他们的日程安排，表达各自的价值观和观点，从而在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开明的交往环境中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而且，从批判反思到再行动的过程中，它关涉到决策问题，因而网络化行动研究提倡决策过程透明化，从而保障参与的民主化。
　　
　　(三)有效性策略
　　与其他所有类型的研究一样，网络化行动研究渗透了人们的秩序性与有效性诉求，因而从一开始就在努力开发甚至创新使用各种方式、技术和工具，以保障自身顺利开展并取得一定成效，进而生成了一系列有效的实施策略。
　　1、恰当选择子网切入策略。“网络是一组内部连接的节点，而节点是曲线图形内部相交叉的点。网络是没有终点的，其包含的仅仅是节点。每个节点对于网络来说具有不同的关联性。”因此，网络化行动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将对每一个子网络，也就是节点的探究联结起来，形成一个更大范围的实践性网络群。研究者在承认网络的流动性、动态性、群聚性以及混合性的前提下，依然需要粗略规划和组织社会性世界中已存在的各种网络(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从中选择子网络作为研究切入点。同时，网络 化行动研究也鼓励所有参与者从某一个子项目开始多元化的行动研究，然后这些子项目又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即元层面上组成一个更大的行动研究项目。透过对比网络化行动研究与传统行动研究的生态交际圈，便可清晰地发现网络化行动研究的网络化特征，如图1所示。因此，网络化行动研究特别强调选择合适的子网切入再展开研究，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降低研究效果。
　　2、及时反馈交流策略。前已述及，网络化行动研究十分重视行动者的参与度，因此它要求研究者能及时对每个行动研究参与者所作出的努力给予反馈，使参与者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反思与行动是改善自身生命实践的必要途径，而不是一种额外负担。同时，也要求各子项目的行动参与者能通过面对面或网络、聚餐等各种方式与研究者进行沟通，进而形成更为宽泛的研究网络。事实上，网络化行动研究也十分提倡在一个元网络驱动下开展团体协同行动与反思的不断循环的活动。
　　3、核心价值驱动策略。网络化行动研究由于行动组织的多元化、结构的网络化，容易出现各子网的价值多元，甚至出现价值矛盾。这也就相应地容易导致网络化行动研究的失败与流产。为此，以“核心价值”驱动网络化行动研究，则可弥补这一局限。核心价值驱动提倡行动研究者随时监察。随时监察指的是网络化行动研究者需要监视网络社会组织中已有的交往生态，从而及时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添加必要的网络节点，即创建一个能让相关行动者彼此自由交流信息和交换经验的界面。因此，在网络化行动研究中，倡导通过沟通已有子网络与元网络之间的互动来促进信息交流，也提倡充分利用各种非正式的网络组织和交流形式来展开研究。
　　总之，作为一种向着网络化、为了网络化生活迈进而发展起来的新兴研究方法，网络化行动研究在国外已获得认可，并行进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基于技术与社会共同发展观，它提倡在实现网络化过程中技术与社会互动，文化与权力交融，方法与目的融合。伽达默尔曾经声称：“我把计算机的时代看成，也许是最普遍地表达出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如此独特的新世界。它是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我们越来越学会了控制作为机器的物，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成长、养育、忘却和记住的前生命――简言之，一条漫长的文明之路。”政治性凸显的西方文明强调，知识技术的权力负载是基础，社会公正是主导价值，而重视伦理道德的东方文明则更需要凸显知识技术的情感负载基础和社会和谐的主导价值。因而，网络化行动研究借助技术增强现实和为人们含蓄表达情感提供交流平台的特色，将更为切合东方的文化
　　
　　责任编辑：杨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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