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因素是在什么时期进入戏剧【简析推动警匪剧叙事模式形成的文化因素】

　　摘 要：近年来，警匪剧{1}以通俗易懂、故事情节吸引人等特点成为观众最喜欢的一种类型电视剧。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警匪剧叙事模式的形成及其发展受到了所属时代种种社会关系的影响。为利于我们理智地看待当下的“警匪剧热”，本文重点讨论当下的文化对推动警匪剧叙事模式形成所产生的作用。
　　关键词：警匪剧；叙事模式；文化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8-0147-02
　　
　　 我国最开始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警匪剧、侦探剧的，其源头应该追溯到中国元代的“公案戏”以及由明清时大量盛行的侠义公案小说改编而来的戏剧戏曲。这类作品大多以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结尾多是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善良人的冤屈得以昭雪，大快人心，因其符合中华民族的道德审美理想而受到观众的欢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大量传入，翻译西方侦探小说渐成潮流。因为人们发现西方侦探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结尾处理与公案戏等中国传统的戏曲曲目有相通之处，所以那种“中西结合”的戏曲故事颇能吸引读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反特片”这类意识形态鲜明的作品借鉴了东欧侦探小说的创作模式{2}，成为了五六十年代影片的重要题材。到了新时期，随着我国政权的稳固、司法和行政制度的改革，五六十年代的反特片被以公安干警为主要人物、表现他们打压违法犯罪活动为主要情节的电视剧作品所取代，被称为警匪剧。因此，这类电视剧继承了“公案戏”维护公平正义的需要，继承了西方侦探小说的故事情节和创作手法，更继承了“反特片”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
　　 至今，警匪剧长久地占据荧屏并获得观众的喜爱在于它很好地利用了当下的文化扩充、丰富既有模式――警匪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沿袭，而它的很多特点又恰恰迎合了当下中国消费社会日渐形成的某些特质，这就使得警匪剧既能为主流意识形态代言，又能寄托中国观众的某些情感与想象，使这类题材的电视剧能够在种种指责与冲突中进行调整，以再次利用已有的优势凸显自身的新特点{3}。
　　 一、主流意识形态的沿袭
　　 在前文中，对当下热播的警匪剧的起源和发展做了一个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这类电视剧最直接的来源是我国五六十年代的反特片。所以这些警匪剧不可避免地沿袭了反特片着力表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特点。
　　 首先表现在人物塑造方面，警匪剧中的主要正面人物多具有宣传国家法律与政策的作用。警察是国家机器中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具有大众传播作用的电视剧必然要彰显警察的法律形象代言人身份。
　　 其次在情节设置方面， “邪不胜正”是基本的价值观。无论罪犯多么狡猾、多么高智商，他们最终会被敏锐机智的公安干警所降服，从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警匪剧利用影视这种艺术手法，在观众欣赏电视剧节目这个休闲娱乐的时间里，生动而又自然地传达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道理。有利于树立公众对待法律的决心，从而缓和社会矛盾、缓解人民的不安心理{4}。
　　 警匪题材的电视剧在播出之初得到国家审核部门的批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类电视剧作品能够宣传我国法律的正义与威严，提醒人们要善于分辨当下社会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清廉与腐败等一系列尖锐复杂的生活矛盾。这样能起到“扬善惩恶、净化心灵、寓教于乐、引人入胜的社会效益和审美效果{5}”就这样，警匪剧为主流意识形态代言的任务被编导人员很好地利用并延续下来。
　　 二、消费社会的再造
　　 在当今的商品经济大潮下，电视剧的制作、播放、收看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商业行为{6}。这正是当今各大电视台追求收视率的原因所在――收视率已经成为电视台盈利与否的关键。因此如何使得观众对所播出的电视节目更感兴趣就成了电视台编创人员工作的重点。
　　 现代社会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使人们对正统、乏味的知识形式产生了排斥，而把收看电视剧当作一种最佳的放松方式。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在收看电视剧的时候，自然会选择那种不需要过度动脑就能得到快乐的节目。这时候，电视剧节目如果不能迎合电视观众的审美趣味，那么这种“消费过程”就不能实现。正基于此，尽管警匪剧遭到学者们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诟病，近些年来却仍被各大电视台争相放映。
　　 但是在种种商业利益的驱使下，警匪剧出现了泛滥的倾向：用血腥的场面、暴力色情的情节来吸引观众的眼球、对公安人员的工作细节进行过度地表现，泄露了公安工作的一些破案思路、技术手段等，使得公安工作者大为担忧。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这类电视剧的编导人员对剧作进行不断调整更新以充实其文化内涵所做的努力。这也是警匪剧在既有体制内能够一直取得发展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这类电视剧在有些人物的塑造方面能够做到深入人物心灵深处，使人物置于难以抉择的人性冲突之中。
　　 一方面表现警察的工作与生活的矛盾、理智与情感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时剧中的人物就不再是过去影片中的那种扁平人物了，而是有血有肉的正常人。使观众觉得这样的人物更真实、更具人性深度。
　　 另一方面是表现犯罪分子在当下社会中所面临的种种诱惑或不公平待遇，讲述其最后走上犯罪道路的复杂心境。这类人物内心的人性冲突是更为复杂的，警匪剧往往乐于从这个角度来发掘犯罪心理和犯罪根源，也乐于将犯罪分子刻画得“完美”、复杂，以此来反映当下社会的矛盾与问题。
　　 三、英雄崇拜传统
　　 综观我们的文艺史，不难发现，“英雄”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文化母题。这类作品广受读者欢迎，可见对英雄的崇拜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种原欲。
　　 警匪剧也正是沿袭了这种英雄神话的书写，迎合了当下电视剧观众“英雄崇拜”的心理。这类电视剧的开头多以大案、重案的出现而开场，一种既有的社会秩序被突然打破，英雄主人公（这里多是警察）的任务也就是调整这种“失序”，使社会机制重新正常运转{7}。剧作往往表现这个过程的艰难，来突出主人公正义、机敏、超能的一面。
　　 与其说是警匪剧的编导们创造了这类英雄，不如说是大众成就了这类英雄。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悉尼・胡克在探寻公众对英雄人物特别钟爱的心理根源时讲到{8}：这是一种“心理安全”的需要。“时代不太混乱，特别是教育又有利于启发成熟的批判能力，而不把人们的注意力固定在无条件服从的幼稚反应上，在这种情况下，寻找父亲替身的需要就相应地减弱了”。如若现实不是这样，人们就会努力寻求精神上的“父母”，以获得安全感和庇护。警匪剧中的英雄恰恰能够缓解人们的不安情绪。这类电视剧作品对当下社会的矛盾予以缓和，使广大受众感觉：有这种英雄般的警察，光明就迟早会来到。从而忘记了观众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样看来观众过度沉迷于这类警匪剧，对国民精神文化的建立是很有害的。
　　 针对于这种情况，新近流行的警匪剧进行了调整，那就是采取适当的视角对英雄主人公进行消解，所谓“适当的视角”就是在不损害主人公的政治觉悟、法律意识、工作职责的前提下抒写主人公的复杂性。在警察工作岗位上他们仍旧是强者的形象，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往往是虚弱的{9}――婚姻破裂、家庭亲情淡漠、生活贫困等等，构成了这类英雄人物生活的困境。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剧作仍是要表现他们的英雄性，恰恰是这些“不完美”的英雄人物，却更好地实现了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代言的任务，拉近了观众与剧中人物、现实虚构艺术之间的距离，使得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认同了这类“英雄”的人生观、价值观。
　　 四、女性觉醒的载体
　　 增加女性人物形象是当下警匪剧的一个趋势，从最开始加入女性犯罪者形象，到今天女警察在电视剧荧屏上的频繁出现，我们不难发现，女性成为了警匪剧编导们进行创作的一个新突破点。
　　 剧中的女警察不仅拥有和男性同样地工作权利，而且在很多方面比男警察更有优势。她们不仅理性推理毫不逊色于队里的男警官，而且在第六感觉和情感上更胜一筹。这正是当下职业女性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情感替代。
　　 与女警察相对应的女犯的形象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类型形象，剧作多突出发掘她们的犯罪心理和犯罪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当下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困境与焦虑。这些女性在剧中不仅是现代女性生存困惑的代言人，也是警察们宣传法律与政策的对象，警匪剧惩恶扬善、普法教育的目的得以展现。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过程中隐含着某些值得商讨的文化取向问题：
　　 一方面，这些女性的塑造存在着古典文学中“鬼狐化”女性的影子。剧作中的女性大多年轻貌美，这虽是电视艺术追求美感的需要，但是却在无形中把“红颜祸水”论引入到现代抒写中。这种长期充斥在电视荧屏上的模式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女性的外貌何以总是和现实中人物的命运发生关联？
　　 另一方面，过度地展示女性的外表实则是对女性的再次伤害。女性主义电影论者曾经提出：“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电影，其观赏方式是男性化和大男子主义的{10}”。女性出现在银幕上，是一个复杂的艺术问题、社会问题，仅认为是男性欲望的投射是不全面的。但是这毕竟说明，个别警匪剧以女警察或女罪犯的貌美动人来吸引观众是对女性的一种暴露化、玩物化。
　　 因此，我们需要理智地看待警匪剧模式中的这些文化取向问题。但无论怎么说，警匪剧是女性吐露心声、实现情感替代目的、展现生存困境与困惑的一个载体。这就使得这类充满激烈惊险、明争暗斗的电视剧不仅为男性观众所喜爱，更为女性观众所青睐。警匪剧无疑赢得了更多的观众。
　　五、结语
　　 在现代生活中，观看电视已经大范围地取代了传统的纸版阅读，这是一种时代发展的趋势和必然，因此再一味地批判电视剧似乎并不能提高大众的精神文化水平。所以，倒不如在电视剧的创作中融入一些有深度、有内涵的“文化养料”，从而提高电视剧受众的审美水平和文化素养。因势利导，解决当下电视剧文化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才是当务之急。
　　
　　 注释：
　　 {1}我国的警匪剧借鉴了西方的很多经验。有学者认为我国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警匪剧，因为我国的这类电视剧多表现警察，而很少表现罪犯，因此命名为“公安剧”。但本文认为随着这类电视剧在艺术上的不断成熟，对 “匪”的塑造也不乏成功的例子，例如《黑冰》中的郭小鹏、《黑洞》中的聂明宇等，所以只称“公安剧”不全面。而“涉案剧”的主人公还包括律师等法律系统工作者，所以本文采用了“警匪剧”这一名称。
　　{2}任翔著.文学的另一道风景―侦探小说史论[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3}林风云.中国帝王电视剧叙事研究[M].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
　　{4}张伯存.文化研究视域中的中国当代警匪剧[J].枣庄学院学报，2009.
　　{5}陈荒煤.中国公安文学大系[M].群众出版社.
　　{6}戴维・莫利.媒体研究中的消费理论[M].载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张伯存.文化研究视域中的中国当代警匪剧[J].枣庄学院学报，2009.
　　{8}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9}张伯存.文化研究视域中的中国当代警匪剧[J].枣庄学院学报，2009.
　　{10}肖立.何谓女性电影[J].电影世界，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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