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重大事件_广播媒体在危机事件下的社会功能

　　 作为当今重要的传播手段和工具，广播一直具有时效性，权威性和全面性等方面的的优势，因此其对于社会公众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在参与社会建设时，其所具有的舆论传播、新闻告知、社会交流等社会建设功能作用巨大。而对于社会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尤其对于突发的灾难性或危机性事件，作为社会应急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广播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应对危机的任务。关于广播应对社会危机的社会功能， “主要指在社会危机状态下广播电视所能够发挥的救助功能”。①这是我国广播电视媒体明确自身在社会危机状态下应当扮演的角色，履行自身之责任的重要途径。
　　 美国学者罗伯特・希斯(Robert Heath)在《危机管理》一书中率先提出“危机管理4R模式”，即缩减力(Reduction)、预备力(Readiness)、反应力(Response)、恢复力(Recovery)四个阶段组成。②参照希斯的“危机管理4R模式”，对于广播来说发挥其危机应对作用时存在三个先后阶段：危机预警阶段，危机反应阶段和危机恢复阶段。贯穿三阶段中的核心则是危机缩减管理。在三个环节中危机预警是最重要环节，即“缩减力”(Reduction)开始发生作用的环节。因为对于任何危机状态最理想的状况是防范于未然，这是危机管理的根本目的之所在。但并不是说当危机状态来临时，广播媒体做到事前预警就完成了任务。在危机发生时和发生后其仍然担负着保证群众知情权，发挥舆论监督引导，心理抚慰、监测环境防止灾难重演等重要责任。
　　 广播媒体需要主动将危机应对任务按三个阶段划分为三类――减少危机情境的攻击力和影响力并使社会做好处理危机情况的准备，尽力应对已发生的危机，以及从中恢复。具体的说，在社会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广播媒体分别承担着事前守望预警，事中社会动员，事后心理抚慰的多重作用。贯穿其中的目标则是发挥广播电视的“危机缩减力”，对抗危机，守望社会。这是一个连贯的，复杂的，多变的过程，需要广播媒体集中精力，发挥优势，灵活应对。
　　 一、广播媒体的危机预警作用
　　 危机预警的目的是防范于未然，在危机状况发生之前削弱它的破坏力和影响范围，并促使全社会做好应对准备。其手段主要是利用自身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优势向全社会通告相关信息。正如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所说：“它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应该起到‘雷达’、‘哨兵’、‘预警系统’的作用，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地发出警告。” ③
　　 如地震、海啸等不可控的自然因素引发的伤亡损失以及社会恐慌，广播应当扮演灾害监测部门或政府意见的传声筒的角色，准确、及时、恰当地发布灾害预警新闻，向社会大众普及相关灾害的知识以及应对方法，提醒社会大众早做准备，以期将实际损失和社会恐慌降到最低。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接连遭受阿拉斯加海啸和堪萨斯龙卷风灾的重创后，迅速建立了海啸预警机制。其认为“成功的预警系统不仅仅是依靠先进设备探测到地震和海啸，更包括及时把消息发布给公众；指导公众正确地躲避灾难”。④在警报发布方面，美国提倡“多渠道”，力求让最多的公众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警报。如果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或阿拉斯加海啸预警中心监测到了海啸，警报会发布给有关各国、美国各州和各地方以及各家媒体，也通过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甚高频天气广播系统直接向公众发布，还通过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中波和甚高频电台向拥有海上电台的机构和公众发布，紧急的时候还可以使用国防部的军用通信手段。这种将科学探测和信息传播相结合，基于广播高效传播功能的预警系统，在实践中证明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广播媒体的社会动员作用
　　 社会动员作用要求在社会危机发生时，广播媒体在信息传播、沟通方面发挥应对危机的作用。目的是告知实情，凝聚人心，动员引导舆论一致对抗危机。社会的守望者不仅要能在其平稳发展时起监测作用，也要能在其发生危机时采取行动，应对突发情况。目前，按传播方式的不同可主要将其传播活动分为两类：一是以大众传播形式为主的、以社会大众为对象的一对多的信息告知，广播充当的是一个权威的信息源；另一种是以群体传播形式为主的双向沟通，这种沟通既可以是在政府部门和社会大众之间，也可以是在政府部门之间或是社会大众之间。此时广播更多的发挥的是交流平台或是沟通渠道的作用。
　　 首先，作为权威的信息源时，广播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公众了解危机发展的最新动态，引导舆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处于危机下的社会极易爆发集合行为，集合行为指的是在某种刺激条件下发生的非常态的社会集合现象。集合行为多以群集、恐慌、留言、骚动的形态出现，往往会造成对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干扰和破坏。⑤集合行为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大量“流言” 的存在，“流言是一种信源不明、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通常发生在社会环境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而正规的传播渠道(如大众传媒等)不通畅或功能减弱的时期”。⑥而且，流言中会包含着大量谣言，极易造成舆论混乱。基于此，此时广播媒体应当保证信息传递渠道的通畅，应当对所发布信息的及时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这需要其在危机到来时临危不乱、镇定机敏，甄别消息的真假和效用，然后及时发布。通过广播擅长的即时性传播，可以有效向公众的告知真实情况，起到正视听、止谣言、定人心的效果，可以有效减少集合行为发生的几率。
　　 尤其要指出的是，保证公众的“知情权”――这里应当让公众知道的是“实”情。如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后，北京等地发生“抢盐”事件，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节目请专家及时解读批谣，并通过“交通新闻热线”等节目追究个别商家责任，帮助盲目购盐百姓进行退货，保证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不受侵害，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其次，作为信息交流平台和沟通渠道时，广播可以将政府、组织和公众连为一个信息网，做到信息共享，及时交流，协调行动。政府通过广播媒体发布意见和指导；公众可以通过广播提供的平台互相交流，互相鼓励；甚至在某些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如5・12汶川大地震，受灾者通过广播媒体寻找失散的亲人，鼓起生存的勇气。 三、广播媒体的心理抚慰作用
　　 在危机恢复阶段，公众的情绪趋于缓和，但并不稳定；各种基础设施亟待重建，危机发生地区或危机的相关话题仍然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一方面危机带来影响尚未消除，自身缺少安全感。另一方面，总结和反思危机的愿望不断增强，所以公众仍然希望了解相关的事实、动态、来龙去脉、理性分析等等。此时就广播的心理抚慰作用来看，其应当在三方面发挥危机恢复作用。
　　 首先，应当继续满足公众对于危机过程以及当前恢复情况的知情愿望。翔实的报道恢复进展，理性分析危机发生的过程，请专家解析危机发生的原因。这样有助于引导公众理性看待危机，激发重建信心，帮助社会运行转回正常轨道。5・12汶川大地震之后，社会各界纷纷投入重建工作，广播媒体通过大量重建情况的现场报道，呼吁全社会参与到援助重建工作中来。广播媒体通过新闻、访谈、大型直播、现场连线等不同类型的节目形式多角度的将灾区重建的信息传递给社会大众，充分调动了全社会重建恢复工作的积极性。
　　 其次，应当培养社会公众面对危机的成熟心态。这是广播媒体守望社会的最直观表现。个体的人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个体的表现直接决定社会群体的表现。健康成熟的心态是每个个体在危机爆发时抵御“流言”干扰，正确应对危机的前提。
　　 广播媒体通过信息传递、引导舆论，要在社会大众意识里形成这样的意识：危机事件并不可怕，最终会过去，而我们应当充满信心同时保持警惕，认真对待。
　　 第三，要引起和促进全社会对于危机的总结与反思。传播声音信息的广播媒体具有亲和力和公信力，这使得其能为社会精英和社会公众提供一个直观的、平等的交流平台。这样在反思危机的过程中，既避免了社会精英脱离公众自顾自研究的局限，又打破了社会公众在反思中缺乏专业性、高层次的理论指导所带来的尴尬――这是广播媒体相对于纸质媒体(如报纸、期刊等)所体现出的优势所在。同时广播媒体要对自身在危机过程中的行动进行总结与反思。社会前进中新情况层出不穷，担负守望警策任务的广播不可能在每次危机状况发生时做到尽善尽美。所以只有在危机发生后不断研究新方法，总结提高，才能做好船头的了望哨，社会的守望者。 通过以上结合希斯的危机管理理论对于广播发挥危机应对作用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危机发展的任何阶段，“危机缩减”是广播媒体的贯穿始终的核心目标。而要追求卓有成效的“缩减力”，保证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是基础，更是重中之重。其他如交流平台、舆论引导、促进反思都是建立在公众知情权得到充分保证的基础上。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广播媒体纷纷探寻体制创新，加快走向融入市场经济之路，经济利益已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广播媒体在传播新闻时的议程设置。广播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就要提高公信力，要成为“对其它媒体设置议程的主流媒体，导航整体舆论环境。在这整个过程中，事业性媒体承担政治与文化职能，而不是商业或经济职能，绝不能让市场力量来主宰或扭曲节目制作。”⑦所以，尤其在对于社会环境进行监督时，广播应当秉承播报内容以“事”为本，播报语态以“人”为本的严谨态度，摒弃经济利益的影响，保证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且是知“实情”权。如此，当社会危机来临时，方能发挥应对危机的社会功能，而不怕公信力不够，不怕“缩减力”不够。
　　 注释：
　　 ①毕一鸣：《现代广播电视论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
　　 ②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中信出版社(2)，2004年版第21-22页。
　　 ③同上：第136页。
　　 ④陈勇：《评述：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建设思路值得借鉴》，新华网，2005年1月16日，12：40(http：//news．sina．com．cn/w/2005-01-16/12404849686s．shtml)。
　　 ⑤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5-96页。
　　 ⑥同上：第98页。
　　 ⑦张立伟、杨飚：《广播电视不能商业化的五种内容》，《新闻战线》，2005第9期第80页。
　　 (作者为北京交通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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