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外科手术费用 “脑外科手术”是如何实施的

　　内容摘要 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人文学术，差不多都是在苏联理论模式的统辖下完成的。其后果不仅是毁了那个年代的人文学术，更僵化了在那个年代享有“学术地位”的数代学者的价值取向与思维建构，酷似被统一做了“脑外科手术”。除了陈寅恪等少数精华，包括冯友兰、朱光潜、王元化、李泽厚在内的几代学人几乎谁也未曾幸免。可以说，苏联理论模式对中国学界的那段“殖民”史，当是国人不宜再继续自我遮蔽的精神“国耻”，直到当下其对于中国学术的深层负面效应依然存在。
　　关键词 苏联理论模式 日丹诺夫主义 朱光潜 李泽厚 王元化 反思
　　作者 夏中义，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40）
　　 人面对历史时，至少有两种立场：风骨与贱骨。贱骨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甚至创伤并未痊愈，却已忘却苦难。风骨则相反，主张拒绝遗忘，要追问历史苦难何以发生，进而沉思制度创新，以期从源头上杜绝历史悲剧。
　　一
　　 王元化（1920~2008年）作为思想家是有风骨的，这不仅因为他在1990年代反思“五四”与卢梭《社会契约论》，坚韧且理性地告诫国人：要慎思曾深刻影响百年中国政治演化的激进主义思潮在世界史上的理论源头（此即反思“社约论”），及其所铸成的政伦人格特征（此即反思“五四”）；更值得有识之士珍重的是，王元化在1986年春还有一个“屯溪演讲”［1 ］，第一个表白共和国五六十年代的人文学术（包括他研究《文心雕龙》在内），都是在苏联理论模式的统辖下做的。其后果不仅是毁了那个年代的人文学术，更僵化了在那个年代享有“学术地位”的数代学者的价值取向与思维建构，酷似被统一做了“脑外科手术”。大概除了陈寅恪等少数精华（否则，陈无法在1954~1964年间写《柳如是别传》），几乎谁也未曾幸免。可以说，苏联理论模式对中国学界的那段“殖民”史，当是国人不宜再继续自我遮蔽的精神“国耻”。
　　 所谓苏联理论模式，是指斯大林时代所规定的、以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简称《唯批》）为哲学标记，以日丹诺夫（1896~1948年）为人格符号的苏共文化政纲。所以突出日丹诺夫这一名号，因为他在1932~1948年任苏共政治局委员期间，为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首脑，史传曾内定为斯大林的接班人。他领衔拟定的苏共文化政纲可概述为一对正负△：正△是由政治上的革命或进步→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文艺上的现实主义，这三边转折合成；负△是由政治上的反动或没落→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文艺上的非现实主义乃至反现实主义，这三边转折而成。不难发现，这对正负△的思辨构成属“异质同构”，即各自具三个顶点，拟简约共名为“立场→方法→观点”。西方学界曾称这串“立场→方法→观点”为“日丹诺夫主义”。
　　 1949年中共建政前夕，尚任清华教授的冯友兰（1895~1990年）主动函谒毛泽东，表态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观点”重写中国哲学史。史实证明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观点”，其实质乃“日丹诺夫主义”。该主义有个“党性原则”，是须将全部哲学史解释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否则，“党性”不纯。1947年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亚历山大洛夫主编《西欧哲学史》，因未贯彻“党性原则”，遭到日丹诺夫代表的苏共中央痛批。而毛泽东在1965年所以跟冯友兰亲切握手，因为冯用“马克思主义”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卷问世，其秘诀是在孔、孟、老、庄、墨、荀头上“贴标签”，或“唯物”或“唯心”，即按“日丹诺夫主义”把中国哲学史硬拗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1978年已臻晚境的冯友兰痛悔如此硬拗，是因受惑于名缰利锁而“修辞立其伪”［2 ］。
　　 若着眼于纯学术，在回答“物―心”关系一案，当受制于智者的述学策略或路径依赖，取何视角才能让自己自圆其说。若有人倾心于本体论，强调包括地球在内的大自然早在人类诞生前就已实在，故“物”天然地先于“心”；而且，“心”只有面对眼前对象时，才能言说对象为何物，这似乎更表明“物质第一，精神第二”。这是列宁《唯批》的基本路径。但这并不妨碍马克思对“物―心”关系作实践论解读：当一工匠把一堆无序的木料打造成漂亮的书桌，该书桌的蓝图已“观念”地展示在其脑中。若曰蓝图是“心”，书桌是“物”，似乎又成了“精神第一，物质第二”。这就不能不正视这一现象：即在应对“物―心”关系命题时，与其说列宁师承了马克思的说法，不如说是传承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提法。但即使恩格斯也未将哲学史等同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更不会把此哲学观奉为“党性原则”来弘扬。恩格斯仅仅说如何回应“物―心”关系，那是哲学史上辨别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分水岭或“最高问题”。列宁在1908年撰《唯批》而将此上纲为“党性原则”，本是出于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与波格丹诺夫争夺哲学话语权时的做法。谁知在列宁1924年逝世后的1938年，斯大林主持编撰、在国际共运阵营发行《联共（布）历史简要读本》，将列宁观点钦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3 ］，反之是“修正主义”。无须说，当日丹诺夫将此整合到他那（所谓“苏联理论模式”）后，“唯物―唯心”之别，又俨然成了检验政治立场“革命―反动”与否的哲学标尺了。
　　二
　　 可以说，在五六十年代中国语境为维系或赢取“学术地位”，学界极少有人不想“活学活用”此理论模式。这在文艺美学领域特别扎眼：有人涂白脸，以负△为镜来辱没自己的本来面目，以示政治输诚（比如朱光潜）；有人扮红脸，以正△为武器来攻占学术阵地（比如李泽厚）。
　　 请重读朱光潜（1897~1986年）刊于《文艺报》1956年6月第12期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此文虽无学术史价值，但作为真实记录现代知识者心灵跌宕的精神史文献却颇珍贵，因为它从一个特殊角度确诊了苏联理论模式对中国学人的精神奴役。差异在于：日丹诺夫负△是从“政治反动→哲学唯心→艺术反现实主义”；朱稍作微调，自供其“罪状”拟从“哲学唯心→艺术反现实主义→政治反动”。简述如下：作为二十世纪初意大利克罗齐美学的著名追随者、翻译家和研究者，朱只得坦白其文艺观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4 ］；其艺术趣味是19世纪德国浪漫派的，那是一种“垂死的阶级所特有的”、“世纪病”式的“忧郁感伤的情调”，当属“反现实主义”［5 ］，更要命的是，他还曾伴同“京派”“有组织、有计划地”“来和我们称之为‘海派’的进步的革命的文学对立”，以致在“反动统治最猖獗的时期”，“我的文艺活动实际上有利于反动统治的‘文化围剿’”［6 ］。这还不够“政治反动”吗？
　　 1950年入学北大哲学系的李泽厚属“解放的一代”，本科五年，他说没读什么课程，但《联共（布）历史简要读本》读了两年，他课余还自学了不少列宁和斯大林的书。故1956年当他亮相大陆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与其说他成了建构“实践派美学”的人物，毋宁说他酷似一个在新中国严格执行苏联理论模式的“青年近卫军”。“实践派美学”的“实践”一词出自青年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李也表白他是美学大讨论中第一位引用《手稿》的作者。此皆史实。然同样不宜忘却的是，李在引用“实践”概念时，并未尊重青年马克思的本义，而是把“实践”这部思想发动机安到列宁《唯批》的底盘上，被“唯‘唯物’”化了。
　　 青年马克思笔下的人类“实践”所以优越于动物生产，因为人是按其所预设的愿望、蓝图（所谓“人的尺度”）来改造世界、“复现自己”［7 ］与丰富人性的社会行为及过程。基于“复现自己”的实质很接近马洛斯所说的“自我实现”，堪称“美德”［8 ］，故“实践”不仅具有李泽厚所重视的“功利性”、“实用性”，也含有李所忽略的“超功利”、“非实用性”。所以《手稿》特别强调“实践”赋有动物生产所没有的“自由性”、“自觉性”和“审美性”，强调人类只有在不受肉体需求支配时的生产“才算真正的生产”，进而强调“实践”对美的历史生成正在于人“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观照自己”。显然，青年马克思在此所珍重的，当是“实践”的非实用的“超越性”价值。但李泽厚在1956年却愣将“实践”锁定在物质生产的“社会功利性”上，却不提人类生产在《手稿》中除了“功利性”外，它还会生出非功利的“审美性”，这就未免把“实践”的复合含义单一化或俗化了。
　　 李刻意凸出“功利的”“有所为”才是人类实践的“社会本质”［9 ］，这在实际上，是李太想在美学论域腾挪列宁《唯批》的反映论，以此来演绎李的美学定式：“美是第一性的，基元的，客观的，美感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主观的。”［10 ］简言之，“美感是美的反映”［11 ］，这就合乎了“物质第一，精神第二”，这就不仅在哲学上很正确，而且心理上也颇觉安全。也正是因为论证“美是第一性的、基元的、客观的”，而“实践”在《手稿》中又是孕育“美”的，故李在引用“实践”概念时，会像躲避瘟疫似的，躲开《手稿》论及“实践”时常用的“自由”、“自觉”、“人格”与“自我实现”等标志人类精神的字眼。无怪朱光潜当年讥之为“见物不见人”［12 ］。作为代价，李当年对“美感”范畴也就说不出所以然。1979年李为结集出版其《美学论集》而重阅旧文时，颇具悔意。他不仅数次微词少作“论点太简单”［13 ］，“论证非常粗鄙简单”，且特别痛惜“美感也未谈其构成诸因素（知觉、想象、情感、理解）”［14 ］。然稍知当代中国美学史者应记得，李在1979年所想挽回的，正是他在1956~1962年所警戒且着意屏蔽的。
　　 1979年对李来说很重要，因为那年他撰文《形象思维再续谈》，昭示他已摆脱了列宁反映论，否则他将写不出名著《美的历程》（1981年初版），展示其对华夏民族审美意识暨艺术演化的千古巡礼。但必须指出的是，李摆脱反映论，近乎某种单纯遗弃，他既没深思该反映论与整个苏联理论模式的内在关联，更没自觉反思当年他为何如此痴迷反映论，以及反映论对当代中国学术所造成的刻骨溃疡。
　　三
　　 也正是在这意义上，王元化对当代中国学界的思想警示弥足珍贵，因为他不仅认准号称“党性原则”的反映论是苏联理论模式的哲学基石，更在1986年成了破解“苏联理论模式在中国”这一重大思想史案的先驱。但有意味的是，若让时光退到1979年，王对包含反映论在内的苏联理论模式尚无思想史痛感。其标志是此年深秋，在他政治平反前夕，上海初版其《文心雕龙创作论》，带给他诸多殊荣，他却毫不警觉此书的整体思辨及体例预设，皆是对苏联理论模式的“中国化”缩微。
　　 且看此书体例怎样巧妙地遵从苏联理论模式。
　　 此书体例的最醒目处，是在上、下篇结构位置的“本末倒置”。按常理，书名既冠“创作论”，是对刘勰原典有涉“创作论”的后二十五篇中的《物色》、《神思》、《体性》、《比兴》、《情采》、《熔裁》、《附会》和《养气》诸章作“八说释义”［15 ］，那么，这本属正文，是书的重头戏；而另三章论及刘勰的“身世”、“思想变化”与“文学”观的文字，倒近乎附录。若按《庄子》体式，“八说释义”才是名正言顺的“内篇”，而另三章拟归“外篇”。但事实上，此书体例却相反，堂堂正正的“内篇”内容被辑为下篇，附录性的“外篇”内容倒升格为上篇，似蓄“开宗明义”之势。匠心何在？
　　 匠心全在作者要把日丹诺夫△不折不扣地贯彻到刘勰研究中去。这就是说，作者在对刘勰创作论作“正文释义”前，须对刘勰做人物品评（近乎当年组织人事部门的“政审”）。品评历史人物的常规“政审”选项有三：即日丹诺夫△所设定的“立场、方法、观点”。立场，是指对象在给定政治格局中的站位（“屁股坐在哪一边”），这往往受制于对象的家境出身，即查阶级成分。方法，是查对象的哲学思维取向，是认同唯物论，还是倾心于唯心论？观点，对刘勰而言，当查看其文学观，是现实主义比重大，还是非现实主义比重大？
　　 于是，也就有了此书“上篇”的三章，依次为《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思想变化》和《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下分别简称上篇1，2，3）。其间上篇1“身世”对应于模式中的“立场”暨阶级成分；上篇2“思想变化”对应于模式中的“方法”即哲学思维取向；上篇3“文学”观对应于模式中的“观点”即文艺美学倾向。经作者用日丹诺夫△作全方位细深考核，拟可得如下鉴定：刘勰出身寒门，撰《文心雕龙》期间的思想取向基本可归儒家古文学派，故虽有客观唯心之嫌，然绝无《灭惑论》时的反动神秘之罪；其创作论则不乏朴素唯物论乃至现实主义萌芽，尤当珍惜。
　　 无庸赘言，当此书以其“上篇”通过对刘勰的三维“政审”，究其质，也是为其“下篇”正式涉足刘勰创作论，无形中，签署了一页安全通行证。如上所述，于今看来，近乎搞笑，然对从那年代熬过来的深谙时势者来说，恐笑不出来。
　　 缘由至少有两个。一是“解放后我们的文学史、思想史就是按这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去写的。因此在过去的文章中，首先（往往也成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才能成为被肯定的对象，而唯心主义的思想家则必须加以批判”（这段话出自王元化1995.6.5.日记）。二是他在1961~1966年“文革”前夕做此书，其第一内驱力并非是纯学术，而更想在体制内进行自我拯救。1955年因“胡风案”而沉冤，1959年正式定性“反革命”，行政降六级，他是否从此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他须对自己有个说法，来表明自己还有勇气活下去，还得为家庭、妻儿负责。他曾对张可说过我做《文心雕龙创作论》会有影响的。所以他写好《文心雕龙》的第一篇文章《〈明诗篇〉山水诗兴起说柬释》即寄周扬，后来文章发在中国当时最权威的文艺理论刊物《文艺报》1962年4月号。这对作者来说，是“黑暗王国的一线曙光”。然其代价则是，竟把刘勰《明诗第六》“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这九个字硬拗成“唯心告退，而唯物方滋”。
　　 由此想到周扬在“文革”前为何会器重王元化是“党内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根子是在，王元化自青年时便深受苏联理论模式熏陶而烂熟于心。有心者不妨检索其撰于1939~1940年间的两篇旧文：《鲁迅与尼采》和《现实主义论》，活脱脱地呈示作者20岁时已是苏联理论模式的好学生。
　　 诚然，王元化所以能成为感动中国思想的“王元化”，是因为他极具人格“洁癖”，他不能容忍那些他曾信奉过、但后被历史和良知所证伪、已不值得信奉的教义继续残存于心而不作呕吐。这就是王元化的著名“反思”。其“反思”，就是通过灵魂的自我活体解剖，来解剖他曾经历的时代，来解剖他已告别、但整个中国未必告别的精神癌块。于是也就有了他1986年“屯溪演讲”，呼吁正视苏联理论模式对当代中国学术的深层负效应。
　　 王元化反思苏联理论模式，实已绵延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例证有二：一是2007年暑期他与其弟子吴琦幸博士对话时，直言“苏联一直到最后都是拿这本书（案，列宁《唯批》）当最高级的教科书”，其“最荒谬的就是”把认识等同“再现”、“摹写”［16 ］；二是2008年1月19日他在上海瑞金医院病榻与汉学家林毓生对话时，坦承其《文心雕龙》论著还留着反映论的“尾巴”［17 ］。这离他逝世只剩78天了。
　　2012年春于沪上学僧西渡轩
　　
　　参考文献：
　　［1］王元化.关于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二次年会上的讲话.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6：3.
　　［2］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189.
　　［3］苏联共产党（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联共（布）历史简要读本.山东:解放社，1938：176.
　　［4］［5］［6］［12］朱光潜全集（卷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12、14、29、124.
　　［7］朱光潜全集（卷10）.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196.
　　［8］弗洛姆，孙依依译.为自己的人.北京:三联书店，1998：39.
　　［9］［10］［11］［13］［14］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1、21、17、99、51.
　　［15］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8.
　　［16］2007年王元化与吴琦幸博士对话实录（未刊稿）.
　　［17］2008年王元化与林毓生对话实录（已经王元化生前编辑）.
　　编辑 叶祝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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