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与觉醒: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觉醒

　　【摘要】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展启蒙运动、实现觉醒的导火索。透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展艰辛的启蒙活动，进一步分析实现觉醒的深层次原因，即中国知识分子必须立足儒家文化精髓，吸纳西方先进文化，通过不断启蒙，才能实现全民族的觉醒。
　　【关键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 启蒙运动 儒家文化 西方先进文化
　　
　　清朝长期闭关锁国，信奉“四海之内，天朝为大”的观念，对世界发展动向“浑然不知”。魏源对此批评道：“惟知九州以内，至于塞外诸番，则若疑若昧；……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鸦片战争的爆发，把中国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不仅在武力上赢得了胜利，经济上也斩获颇丰，先后有英、俄等十多个国家同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割取大片领土，强索巨额赔款，攫取在华种种特权，严重地阻碍、破坏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西学东渐之路不断延伸，先是在中国的香港、澳门以及内地的大城市设租界、办工厂、开银行，然后建学校、医院、教堂等，传播西方文化。这种武卫文攻的势态，就像蛇蝎一样撕咬、刺激着国人，迫使中国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放眼西望，催生了对国民启蒙和实现自身蜕变的愿望。正如马克思所讲：“鸦片战争使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鸦片战争使中国知识分子背负忧患意识，步履蹒跚地踏上冲破束缚、放眼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艰辛历程。
　　艰辛的启蒙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清末，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与寻觅世界市场的西方列强的炮利船坚形成尖锐冲突，迫使当权者，特别是奉行“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且极具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危机四伏。在这场由传统到现代、由王朝到国家、由封闭到开放转变的大变革中，其焦点除了政治领域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之外，始终纠结着思想领域救亡与启蒙的冲突，于是，从初萌求变意识的王韬、严复到呼吁渐进变革的康有为、梁启超，无论是戊戌时期的改良构想，还是辛亥革命的激进思潮，都折射出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国民的艰难启蒙和自身觉醒。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揭开了洋为中用，坚定地走现代化道路的序幕。“制敌在乎自强，自强必先练兵”，梦想通过军事（武器）、实业（科技）、文化来实现强国之梦。同时，将眼光盯在封闭、专制的政治体制上，不断进行改良，正是这种角色的变换和充满反叛的火药味，才使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社会转型具备了思想变革与制度创新的意义。
　　冲破儒家文化中重人治轻法治的束缚，要求“立宪法”、“开国会”、“三权鼎立”。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洋务派认为此主张“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太平天国的洪仁�在《资政新篇》中就“人”与“法”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论述：“盖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可不慎哉！”他进一步强调“法治”优于“人治”。“国家以法制为先，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有法制而后有国家。”表明要实现法治，就必须立法。如何立法，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提出“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关于立法的重要性，他指出“今变行新法，固为治强之计，然臣窃谓政有本末，不先定本，而徒从事于其末，无当也。”明确提出法治是本，其他的是末。梁启超在《地方自治政论》一文中指出：“人治国，其流弊为专制。法治国，其结果为立宪”，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方案。田桐在《满政府之立宪问题》中指出：“夫所谓宪者何？法也。所谓立宪者何？立法也。立宪国者何？法治国也”。知识分子重视法治而抛弃人治的思想成为自身觉醒的主旋律。
　　冲破儒家文化中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束缚，提出“变者，古今之通理也”。早在北宋时期，改革家王安石提出“祖宗不足法”的论断，强调前人制定的法规制度若不适应当前的需要甚至阻碍社会进步，就要修改甚至废除，不能盲目继承效法；梁启超在《变法通仪》中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进而指出“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最后指出“惟治亦然：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于敝；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于善。”他们矛头直指“祖宗之法不可变”，进而提出“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
　　针对统治者的夜郎自大、盲目排外思想，提出走“洋为中用”的强国之路。以“强军”作为开端。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称，可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可收永久的利益。进而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可剿发、捻，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李鸿章认为，清军作战数倍于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于是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福州船政局、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成为洋务之首善。以“求富”作为目标，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企业，开始谋划实业救国的蓝图，以开“洋学”“武学”辅之。1862年8月，同治帝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聘请英国人包尔腾等人任教，陆续开设英文、俄文、德文和东文（日文）馆。开设印刷所，翻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强军”、“求富”、“办洋学”、水师和武备诸学堂，使国人知己知彼，置身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中。
　　沉重的觉醒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被迫掀起一场走向西方、走向现代化的启蒙运动，其积极作用不言而喻。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完全摆脱儒学和封建残余影响，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病急乱投医的方法，必然导致了走改良之路，对国民的启蒙，则如昙花一现般迅速凋谢。
　　启蒙运动缺乏一种内在自觉性。近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不是内在的自觉要求，而是被迫的。其出发点不是为了改变自身被奴役的命运，而是为了应对外敌侵略的权宜之计。张之洞的《劝学篇》全面阐发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学”是指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维护三纲五常的儒家学说；“西学”是指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西学”只能为“中体”服务。他们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变也只是“势变而道不变”。所以，中国人的启蒙一开始就呈现出畸形，在维持旧传统下要求改革，那只是一种不彻底的启蒙。
　　没有大众解放的启蒙。中国知识分子所掀起的启蒙，其目的是振兴民族，保护固有传统而不是大众的解放。严复在《辟韩》和《与外交部主事论教育》中，指出：“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一针见血地批评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根据。西方的启蒙是以人的解放为目的，试想，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国度里，要实现真正的启蒙其难度可想而知。
　　寻求救世主的实用化启蒙。近代知识分子的启蒙采用的是功利主义和救世主方法，并将其渗透在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和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中，国人非但没有被西化，反而进入中国的某些因素被中国化了。鲁迅先生说：“每一个制度、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的染缸，立刻乌黑一片，化为济私助焰的工具。”在政治上寻找救世主，必然会在思想文化上寻找权威。孙中山先生在论述洋务运动败因时指出：“窃尝深思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如果中国人能结合国情强“四事”，实现国强民富的远景还会远吗？
　　没有土壤的启蒙。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大众需要启蒙，即使是那些启蒙者本身也需要自我观念的更新和启蒙。作为启蒙先驱，他们本身所固袭的传统就决定了不会将启蒙运动进行到底。即使是各个觉醒，中国当时的经济政治思想等现实条件也决定了启蒙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启蒙受挫也是自然的，更是必然的。可悲的是，大多数启蒙者从启蒙运动失败后所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不适合走现代化的道路，科学与民主不能真正救国。他们一方面对于民主和科学缺乏真正的了解，另一方面对启蒙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国情观念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他们面对失败，便失望、颓废。维新失败使维新闯将们一个个变成了保皇党。五四运动后使许多知识分子放弃了反帝反封建的主要任务，而转向了批判资本主义。正是这一批批知识分子的转向，才值得我们警惕。这说明，即使那些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所塑造的人格和思维定势。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启蒙，更为重要的是广大国民的觉醒，人们不能只是对流血者的悲壮致以崇敬，而更应该去深深思考勇士们身后留下的是什么。
　　中国走向现代化，不仅需要知识分子的启蒙，更需要全国人民的觉醒。我们应该努力挖掘传统文化的精华，大胆吸纳西方文化的精髓，积极引导国民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实现真正觉醒，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作者单位：西安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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