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妆浓抹总相宜什么意思 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影视片名翻译

　　［摘 要］ 影视片名是影视作品的点睛之笔，是观众对影视作品的第一印象，片名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影视作品走向国际市场的文化定位。翻译研究学派阐释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做出决定时的自由与无奈，反映到影视片名的翻译中，则是译者在语言、文化与思维定式等种种元素间的取舍。同样的片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这时，片名的翻译已无所谓正确与否，因为它反映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需求与译者特有的风格而变得恰到好处。
　　［关键词］ 翻译研究学派；选择；影视作品；片名翻译
　　当语言学翻译论的局限性日益明显，翻译理论家们开始冲破翻译艺术论和语言学翻译论的束缚，试图寻求一套更为理想的翻译理论。这些翻译学者组成了翻译研究学派。按照该学派的观点，翻译使译者面临选择，而选择一旦做出，译文总会反映出对原文所做的取舍，并彰显出译者的个性，实现着译者的翻译目的。
　　影视片名的翻译印证了翻译研究学派的观点。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片名翻译总会以其特有的方式来反映译者做决定的过程。
　　一、义欲婉而正
　　影片《金陵十三钗》的译名原为�Heroes of Nanjing�，后定为�The Flowers of War�，似有容商榷之处。The Flowers of War的译法在体现中国文化含蓄而内敛的特点时略显过头，因为“之花”的联想意义广泛而不确定，但其中一个较为众所周知的意思“佼佼者”（例如二战日本偏好命名的各种“之花”）似乎又与故事的主题有出入，因为那13个烟花女子根本不谙战争之道，况且影片中所指战争是二战，这场非正义战争的“花”恐怕要算得上“罪恶之花”了。
　　《金陵十三钗》以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讲述了来到圣玛丽美国天主教堂避难的13个风尘女子，最终牺牲自我从而实现人性的升华与自身救赎的故事。因此，为了凸显主题，可以考虑St. Mary�s Redemption的译法，或者直接译为Sacrifice；而如果为了强调故事本身，还可以将其译为St. Mary�s 13，或者Pretty Refugees，等等。
　　事实上，对于该片名是译为Heroes of Nanjing或者The Flowers of War，还是St. Mary�s Redemption或者St. Mary�s 13，在翻译研究学派看来，都不过是译者个性化的理解与诉求的反映，因此翻译中出现的这些不同与分歧，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无需一较高低，因为判断翻译优劣的标准要综合考虑翻译目的的因素。例如，如果影片《金陵十三钗》的目的是进军奥斯卡，那么内容算不上讨巧的该片就要在片名翻译中尽量讨好，选择更为贴近译入语文化与译入语片名特点的表达方式。
　　二、法无定法
　　荷裔美籍学者霍姆斯在《翻译学的名称和性质》一文中确定了翻译学的结构体系。自此，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霍姆斯的研究侧重翻译过程。他认为翻译过程是译者做出选择的过程。选择一旦做出，翻译就会因一致性的原则而产生一系列自身的规则。例如，如果译者注重的是语言形式而不是语言内容，注重呼唤功能而不是语义功能，那么这些选择就会限制他在接下来的翻译中所做的决定。当然这种选择无所谓对错，因为这些选择虽然限制了一些可能性，但同时又开放了另一些可能性，而翻译也因此开创了新的关系并带来了不同的译本。于是，在《诗歌翻译的形式和诗歌形式的翻译》一文中，霍姆斯又借助“元语言”的概念，指出“任何翻译都是批评性的解释。”
　　有鉴于此，对于影视片名的翻译也无需苛求。因为译者凭借其主观能动性，在信息功能、美学功能、表情功能、呼唤功能、酬应功能和元语言功能之间辗转，进行选择，表达着自己的翻译诉求，阐释着自己个性化的理解。
　　例如《卧虎藏龙》的英译名�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有人认为在这里用dragon不妥，应以“Roaring Lion”代之，并纠缠于龙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差异。其实在这里用lion来代替dragon并不合适。虽然“亚洲四小龙”被译为Four Asian Tigers，以虎的形象代替龙，然而考虑到因当时全球国际化的趋势尚未明朗而对文化差异进行归化处理，似乎并无不妥。但是今天，西方人开始学习中国功夫、中国相声，开始了解中国的“风水”“阴阳”，而中国龙的内涵也正慢慢被西方人接受，因此dragon与lion之间的权衡则显得无关紧要了。另一方面，《卧虎藏龙》的片名里还隐含了主人公的名字――玉娇龙和罗小虎。因此“龙”就更不能轻易被替换掉。当然，影片里除了 “龙”“虎”之外，还有“碧眼狐狸”。对于这种动物聚会的场面，英语片里其实少见，因为英语片名很少以动物喻人，而是常常以主人公的名字作为片名，即便是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影片《加菲猫》，还是以猫的名字Garfield来命名。而Kungfu Panda中虽然有Panda，但是主人公确实是一只熊猫。从这个角度考虑，不如将该片译为Jiaolong and Xiaohu或者直接简化为戏份更多的Yu Jiaolong。当然，以文化认同和目的语的行文习惯为切入点去处理翻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却不是惟一的方法。译者为了彰显其个性，一定要将动物形象诉诸片名，或许可以考虑Tiger and Dragoness的译法。当然，翻译时选择这样的处理，又难免会造成“卧虎藏龙”成语意义的缺失。
　　另一方面，对于英语片汉译名的情况而言，有人曾经指责影视片名翻译中出现的系列现象，如疑云系列：�Changeling 《换子疑云》、Apocalypse Code 《密码疑云》等；疯狂系列：Dirty Laundry《老婆也疯狂》、The Back-up Plan《剩女也疯狂》，等等。事实上这种指责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种系列译名一方面可以借助已成功影片的一臂之力而普获知名度，另一方面又可以将影片归类，让观众迅速了解影片题材的类型。譬如由凯文・史密斯执导的喜剧片Dogma�被译为《怒犯天条》，恐怕译名无从体现喜剧的元素。而如果使用这种归类法将其归入到喜剧片的“疯狂”系列，从而译为《天使也疯狂》，情况则大为改观。
　　
　　三、辞达而已矣
　　后期的翻译研究学派开始注重翻译与整个文学系统的关系。他们认为目的语文化制约着译者的美学取向，从而限制着译者所做的选择。这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
　　1972年，佐哈尔第一次在翻译研究中提出了“多元系统”的概念，并指出了翻译在文学发展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佐哈尔的研究表明，当文学系统处于弱势或危机时，翻译文学将参与建构整个文学系统的中心工作，这时，文学需要借助翻译来输入新的思想内容与形式，因此在翻译方法上会尽量贴近原文，并尽可能体现原文内部的主要文本关系。而当文学系统处于发展强势时，无须依赖翻译来输入外来元素，这时翻译处于边缘位置，译法上则会受到影响，译本在体现原文本时的充分性也会不足。
　　因此，翻译已不再是一种孤立的、不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的文字互换的游戏，翻译研究已开始迈向翻译的社会功能。那么，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由于译者的侧重点不同，同一片名就允许有不同的译名。例如美国影片�Waterloo Bridge�的译名《魂断蓝桥》一直被当作片名翻译的经典佳作而广为传唱，而对于其妙处有两种解释：一者认为译者将“滑铁卢桥”转译为“蓝桥”时，借用《太平广记》蓝桥求浆的典故；另一者则认为是源于陕西蓝田的“蓝桥相会”传说。这两种说法都认为蓝桥的译法巧妙地弥补了文化差异。
　　按照第一种说法，蓝桥的译法是借用《太平广记》中裴航蓝桥遇云英的故事，最终裴航与云英双双成仙，喜剧收尾，这难免与原影片的悲剧结局大相径庭，而且故事中的蓝桥原本是郡县名，并非真正的桥，而滑铁卢桥却是货真价实的桥。按照第二种说法，蓝桥的译法是借用《庄�子・盗趾》中尾生抱柱的典故，最终搬去陕西居住的尾生与所钟情的姑娘双双殉情，虽然符合悲剧的主线，但是该故事实则是要突出信守承诺的主题。
　　影片�Waterloo Bridge�从爱情角度写战争，以爱情悲剧来控诉战争的残酷性，从而反映出人们对和平的向往。《魂断蓝桥》作为影片译名，虽然可以从“魂断”二字判断出悲剧结局，但是却无法表明影片的战争题材。此外，影视作品面向的是大众，其翻译应该以通俗易懂为主要标准之一。大众对《太平广记》与尾生抱柱典故的认知度不会太高，可见蓝桥的译法有些模糊。滑铁卢桥是1817 年英国为纪念威灵顿公爵取得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而兴造的，今天的人们都了解一点世界史，因此对滑铁卢桥的关联意义――“战争”不会感到陌生。如此看来，《魂断蓝桥》不如改为《情断滑铁卢》，这样既通俗易懂，又保全了信息，因为“情断”暗指爱情题材，“滑铁卢”喻指与战争相关，同时还使其外语片的身份一目了然。但问题是，20世纪40年代的国人对滑铁卢的认知度也不会太高。由此可见，《魂断蓝桥》的译法还与其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魂断蓝桥》于1940年在美国首映后，反响并不热烈，同年11月，该片登陆中国，却受到大力追捧。当时国内的电影院为该片所做的宣传广告是：“山盟海誓玉人憔悴，月缺花残终天长恨！”从其宣传广告中可以看出，该影片重点渲染的是才子佳人的悲剧故事。对影片主题所做的选择最终影响了片名的翻译，因此译名确定了爱情悲剧的主旋律。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魂断蓝桥》确实算得上佳译。
　　四、结 语
　　按照翻译研究学派的观点，对于翻译应该采取何种规范，要看原本是否与一个多元系统所需要的新形式相符。如果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翻译的定义就变得自由，译本的种类也很多。如果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翻译则要遵循主流文学的审美标准。例如19世纪的美国，罗塞蒂、朗弗罗、菲茨杰拉德等遵循的就是马修・阿诺德的翻译方法，而当代《圣经》翻译反映的是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主义的美学标准。（葛校琴，2006）
　　翻译研究学派发展到后期，开始注重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们认为，具体的语言学和美学的作用对译者的影响微乎其微，译者在进行翻译时根本无暇顾及翻译理论中一直以来无可争辩的忠实对等原则，而对于原文中所包含的一些特性与意义，翻译只能保留其中一部分而牺牲其他的部分。
　　在影视片名的翻译中，不论是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还是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译者总是会根据自己对影片的定义以及想要突出的主题，而对源语的一些元素进行解构和建构。在此，翻译提供的是不定方程式的解法，即解法不惟一，也就是说，翻译并不止一种译法。
　　［参考文献］
　　［1］ Gentzler 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1993.
　　［2］ Newmark 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London: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UK) Ltd，1988.
　　［3］ Toury Gideon.�The Nature and Role of Norm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C］.L Venuti.�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s�.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00.
　　［4］ 葛校琴.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卢涤非（1970― ），女，河北保定人，硕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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