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浮褚时健:从“烟王”到“橙王”|烟王褚时健

　　从玉溪前往戛洒镇的新公路被一根路障生生拦住。两个月前，下雨导致地基塌方，至今仍禁止通行。我们的汽车不得已另择土路进山。路的一边是山崖，树木葱郁，山下偶尔能看到成片的甘蔗田、零星的香蕉树和小块的梯田。在日光下，蓄着水的梯田折射出忽明忽暗的光泽。
　　这是云南哀牢山脉的一段，上世纪的“烟王”褚时健这些年就在这大山深处埋首创办属于自己的实业。这一次，他没有制烟，而是种橙。制烟曾经让褚时健的事业如日中天，但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而种橙，却让85岁的他成了亿万富翁。
　　“心理不平衡”
　　我们乘坐的汽车如舟行波上，起起伏伏，恰如我的思绪――如果不是1999年的那场“世纪审判”，这位王石最崇敬的企业界大佬，现在一定是在某处颐养天年，而不会如此高龄还在玉溪市和山中果园间两头奔走。
　　1979年10月，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此后18年的时间里，褚时健带领团队将这个陷入亏损的小烟厂打造成亚洲最大的烟厂，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在退休前，由于“经济问题”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此前，女儿在狱中自杀，那时他已经71岁了。当时，作为云南红塔集团的一把手，褚时健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烟厂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18年的工资收入总共不过60多万元。“富庙里的穷方丈”身陷囹圄，在当时成为一件让人瞩目的大事。讥讽者有之，叹息者有之，而为之抱不平者亦不乏其人。几年后，褚时健因为罹患糖尿病，于2002年得以保外就医，从此在哀牢山中种橙至今。
　　在山中转了一个多小时，车终于驶入了一个布满橙树的山头，车停在一幢黄色的二层小楼前，这是褚时健的家，也是他在山中的办公场所。
　　身着米灰色套头衫、外面罩一件黑色马甲的褚时健缓缓走向我们，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招呼我们吃橙子。“褚橙”的确口感非凡，我们一行人都认为这是自己吃过的最好吃的橙子。一张矮桌，四条长凳，褚时健坐在桌边，吸着玉溪烟，操着浓重的玉溪方言，一开口便说：“我们的橙子分成三个等级，特级品10块钱一公斤出货，市场上卖10多块一斤，供不应求。”
　　我们问：“当初为什么想起来承包果园呢?”褚时健低下头，想了想说：“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这句话，在一个小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说话时，褚时健的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指着桌上的橙子，褚时健有些得意，跟我们历数起这些年如何一年解决一个问题，改良了土壤结构，发明了独特的混合农家肥，解决了灌溉问题、病虫害问题、口感，等等。市场反映，“褚橙”的口感已经不在进口的美国新奇士之下，甚至比口感略酸的进口橙更迎合中国人的口味。今年他要让橙子的色泽更鲜艳、手感更平滑。9年辛劳，2400亩从湖南引入的普通橙树在哀牢山中脱胎换骨。
　　我说，这是“微笑曲线”的一端――研发，褚时健点头表示同意。“另一端是市场吧，那个不用操心，把品质做好最重要，市场会求着你的。刚种橙子的时候，不懂技术，出了很多问题，像第一个收获期，那么多树才收了14吨，那倒是让我睡不着觉的。”褚时健做香烟的时候，技术上也是零基础，从头摸索跟技术员反复讨论，一点一点解决问题，种橙子亦如是，单肥料的配比就反复试验了无数次。
　　“失败倒没有想过”
　　“你怎么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结果，能种出这样的橙子?你想过失败吗?”这个问题让褚时健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当年做烟的经历，他语速缓慢：“失败倒没有想过，像我当时在烟厂的时候，我向省里提出贷款2300万美元，引进世界最先进的卷烟生产设备。有人说如果效益搞不好，还不上钱，说不定就要去坐牢了。我想，香烟的品质和效率提高了，一年就能还上钱。后来就是这样的。我对风险也是有评估的。”
　　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褚时健的话题又回到了橙子：“农民太弱小了，他们是无力承担风险的。现在园子里的两口之家，他们只要出两双手，房子、肥料、树苗都是我出，按照公司的要求做，一年收入差不多有6万块左右。”
　　褚时健抽烟频率很高，半个小时就抽掉了4支，不过每次都不抽完就掐灭了。他灭了烟又说：“农民其实也不好管理，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褚时健。比如说，要想橙子品质高，必须先前就摘除一部分果实，农民舍不得；树长大了，空间不够，相互争夺阳光和养料，必须砍掉三分之一的树，农民也舍不得。不过，我们收果实有严格的质量标准，按照公司要求做的，收入明显提高，其他人也就跟着学了。以前做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从烟田抓起，给农民种子、化肥，指导农民怎样种出一流的烟叶，高价购买烟叶。没有世界一流的烟叶，就做不出品质一流的香烟。”
　　“搞人际关系，我不行”
　　褚时健做企业的最早经历是在“文革”时期，他曾经担任过戛洒糖厂的厂长。谈起这段历史，褚时健脸上的笑纹深了一些，像在说一个笑话：“我这个厂长是戴罪之身，‘摘帽右派’。厂里有两路造反派互相打，他们都不舍得往死里整我。当时整个云南的糖厂都亏损，我那个镇办小厂一年盈利30多万呢，别的厂100斤甘蔗能榨9斤糖，我们能榨12斤。”
　　面对为何成为右派这个问题，褚时健凝想了片刻，点上一支烟，悠悠地说：“1955年，我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反右的时候，我负责给一部分人定性，那时候反右是有指标的。我想不通，那些我熟悉的人怎么可能是右派呢?指标越来越高，我工作越来越差，‘对右派手软的人肯定是右派’，1959年，我就成右派了，就去农场改造了。很多县级干部和我关在一起，他们想不开，整天唉声叹气。我说，有什么呀。这一年，我30岁。”
　　在农村的日子，尽管全家生计艰难，和坐机关相比，褚时健反而觉得轻松了很多。他说：“我是个不爱求人的人，搞人际关系，我不行，觉得心烦。”1979年，褚时健在戛洒镇上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他心想：“一切该结束了。我是搞经济、搞技术的，我们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
　　从做糖，到做烟，再到做橙，褚时健都可以说是一个技术至上型管理者。三次做企业都很成功，这使他只认这个理。“真有拳头产品，市场就不是问题。”褚时健说。
　　“搞技术”的褚时健其实很懂得“分甘同苦”的道理，这个词的本义是同甘共苦，做另一番解释也别有意味。他率先在玉溪烟厂工人中实行计件工资，有赏有罚，极大提高了效率，工人的工资有时甚至超过管理层，并曾经发生过多次工人翻墙进厂加班的事情。
　　分配与激励是褚时健管理企业的一大利器，做烟种橙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种烟最红火的时候，作为烟厂的厂长，他觉得自己和其他高管也应该被激励一下。他的这次率先尝试却把自己推向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深陷铁窗，家破人亡。
　　“我不上市”
　　2011年，褚时健的果园利润超过了3000万元，固定资产超过8000万元。国内一家很有实力的投资公司看好褚时健橙子的口碑和赢利能力，有意运作“褚橙”登陆股市。褚时健听了，连连摆手。“没得这个心肠跟他们玩。再说，投资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走股民一笔钱的。我85岁了，管不了几年。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钱，但亏了股民。我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
　　褚时健随即和我们讨论起股市：“你们觉得中国股市正常吗?一只做酒的股票从两块钱坐飞机一样地涨到90多块。”随后，他做了一个坠落的手势，接着说：“央企不是很赚钱吗?它们给股民分过红吗?”他用很慢的语速笑着说：“我不上市。”
　　“我玩不了概念。”停顿片刻，他接着说：“现在国企太厉害了，反正总能赚到钱，反正花的也都是国家的钱。有的一把手，既不懂生产，也不懂市场，照样一年收入几百万。”
　　听有人恭维他以前是“烟王”，现在是“橙王”，褚时健并未反对这种说法。又有人说起王石撰文向他致敬，他愣了一下，“王石就站在那里”，褚时健指了门口说：“他来过两次，我们站着，每次都说两个多小时的话。他事业做得不错，是个有追求的人。”

推荐访问:橙浮褚时健 烟王 橙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