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痛的大饥荒]河南大饥荒

　　在中国灾害史上，灾害几乎年年都有。但最惨痛的，便是著名的“三年大饥荒”。 　　今天，5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经历过挨饿的岁月。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大饥荒”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是巨大的。
　　每次灾难过后，灾民都能从重创中顽强地振作起精神，重建家园，惟独“三年大饥荒”，如梦魇一般萦绕，挥之不去，成为中国人记忆中最难以触摸的疼痛。在死亡数字之外，当年到底是怎样一种饥饿的光景呢？
　　死亡大省
　　《中国人口年鉴》提供的数据显示，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1961年间，连续4年负增长，四年净减人口达621万人；安徽省1959－1961年间总人口净减439万人（三年，下同）；河南省总人口净减238万人；山东省总人口净减234万人；湖南省总人口净减183万人；广西自治区总人口净减约100万人；等等。从这些单纯的数字里可以看出，四川是灾难最重的省份，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最高。
　　四川的赖思强生于1942年，“闹饥荒”时17岁，在四川省南部县盘龙镇的农村长大，21岁离家参军，退伍转业就职于国家事业单位，现居四川省南充市。退休的赖先生喜欢摆“龙门阵”，他的“开场白”就是刘少奇1964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做报告时总结的那句著名的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赖先生说：从1959年到1962年，说实在的，我倒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天灾，反正我感觉天灾并不是太明显，有灾那就是一点旱灾吧，回头想想，当时主要是政策的因素。当年的一些政策术语，我到现在还清晰记得。1958年的“三面红旗”就分别是：“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特别是当时的“公共食堂”，号称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没人敢对此提出质疑。
　　赖思强记忆清楚，侃侃而谈：我所在的大队，更是被上级列为试点，推行“居住集中化”，完全是兵营式的。所谓兵营式，就是改变以往自然村那种散居状态，而是让社员在一个山拗里集中盖房居住，集中就餐、出工、居住，这样做的好处，确实便于管理社员。后来组织了一个所谓“检查队”，专门负责监督、查处私开“小灶”的现象，一旦发现哪家私开家庭伙食，家中的瓦罐器皿通通会被砸掉，至于铁锅之类的，早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就被强行收走了。当时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通通归公家统一调配供给，私开伙食，就有偷窃的嫌疑，所以那是不允许的。另一方面，当时地方上盛行浮夸风，虚报产量，上级看到虚报，自然是按虚报的数字和比例征购粮食，留给社员们自己吃的，自然少得可怜。
　　赖思强说：“在当时，饿死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死者包括我身边的亲人邻里。长期的饥饿，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我的大伯娘（赖王氏）和堂兄（赖思孝）母子饿得‘三肿三消’，最后仍然痛苦地死去。我的父亲（赖崇玉）同样也是因为饥饿，导致水肿过世。当时民间流传一句俗语‘三肿三消，锄头铁锹’，意思就是说某人一旦‘三肿三消’，基本上就没救了，亲人们就可以拿上锄头铁锹，送他上山安葬了。
　　“那个年月，就是眼睁睁看着亲人饿死也无能为力。家中更小的弟弟妹妹们，饿得整天无精打采地呆坐在院坝里晒太阳，一动不动，只要听到食堂开饭的钟声，就都猛地跳起来蹿向食堂。
　　“当时我们家属于南部县盘龙人民公社十五大队，以我所在的大队为例，1958年统计共有625人，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消以后统计为421人，减少约200人，其中死亡约150人，其余的人，基本都逃往新疆去找饭吃了。”
　　在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所著的《大跃进亲历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959－1961年大饥荒时安徽省凤阳县的情形的：凤阳全县死绝8404户，　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村民严俊冒告诉记者：“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河南省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着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连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譬如黑龙江望奎县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24斤。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入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
　　名人亲历
　　邓小平堂弟邓自力在回忆录《坎坷人生》中披露：“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邓自力被贬至长宁县作县委副书记后，亲睹该县的惨状：“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他还谈到：“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谣传吃人肉能治肿病，于是有肿病的人就从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全国缺粮状况普遍存在，但都不敢正视。如果有人说是缺粮，人未吃饱引起肿病，那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对新社会不满。”
　　邓自力1958年是四川泸州地委第一书记，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开食堂等措施而被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60年，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向邓小平要求派年仅43岁的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任第二书记兼省长。“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湟水之滨走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肃杀景象。”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1985年2月12日《人民日报》）
　　再说革命的根据地湖南，饥馑状况也足以让人掩面。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姐姐的儿子，就是饿死的。刘少奇主席在1961年4月曾回湖南宁乡老家做调查，当地干部在被饥民剥掉树皮的树干上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掩盖实情。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60年一度下放到毛泽东的老家湘潭兼职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冬天回京，为了是否将饿死人的实情报告给毛泽东而踌躇了一整夜。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三年大饥荒前夜，中国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而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其他一些错误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则成了一场噩梦。
　　（据《厦门晚报》等）

推荐访问:饥荒 惨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