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抉择，三种卫慧] 决策方案的抉择有哪三种准则

　　今天谈论卫慧，恍如隔世。卫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在世纪之交，一度红遍大江南北，《上海宝贝》更是洛阳纸贵。2007年，《狗爸爸》出版后，卫慧宣布封笔，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以至于今。
　　卫慧出生于1973年，她生长在浙江余姚，1990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95 年毕业后在上海四处辗转，频繁更换工作，三天两头搬家。卫慧“做过记者、编辑、电台主持、咖啡店女侍，蹩脚的鼓手，不成功的广告文案，自编自导自演过话剧”。后来，卫慧一转身，志愿当作家，于是将其在上海的经历、所见所闻等化为一篇又一篇的小说，此后一帆风顺，由屌丝成为了当红作家，名利双收。
　　卫慧的写作资源不外乎成长经历，读书经历，在上海辗转的经历；其文学资源大致来源于现代派文学，她的作品中有着先锋文学的意象与特征，有着博尔赫斯等人影子。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先锋文学席卷文坛，击退旧的文学范式，成为新的文学范式。出生于七十年代的作家们，大都受过先锋文学的洗礼与给养。他们一开始写作，往往有先锋文学的腔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需与先锋文学苦苦斗争。卫慧没有被笼罩在先锋文学之下，她根据时代形势，走出了自己的路。
　　卫慧开始写作以来，大致经历了两次重大抉择，有三种风貌，下文试论之。
　　一、从写坚实到写飞扬
　　1996年，卫慧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爱情幻觉》（《小说界》第一期）。这篇小说很简单，写一个“女屌丝”的爱情经历，从三角恋爱逐渐走到两人世界。女屌丝名影，大学中文系刚毕业，分配在一家旅游局机关小报。在那里，影遇到大学师兄楠，他们之间若即若离，与此同时，一位无名的送花者悄悄参与了竞争。楠能带给影的是坚实的、世俗的婚姻，无名送花者似有若无，关乎浪漫与飞扬。影一时难以抉择，最终选择了坚实与日常，嫁给了楠。婚后，影对飞扬之感时有艳羡，心猿意马，一日终于拨通了那个神秘的电话号码，去了那个陌生的旅店，却发现电话成空号，旅店已拆迁，人非物亦非。影于是回家，“一推开门，一股温热的气息扑面而来，携带着食物和家具散发出的各种味道。楠正坐在餐桌边看体育新闻，一桌的菜显然已经热过了，正冒着一丝丝热气。”这就是日常生活，有屋子、食物、电视与爱人，但不飞扬，不浪漫，也不颓废。《爱情幻觉》尚有一条隐线，另有位叫阿影的姑娘，爱情受挫，精神近乎失常，又因追踪不切实际的爱人，不知所终。《爱情幻觉》似乎在说，飞扬感只是“爱情幻觉”，需要摒弃。
　　写《爱情幻觉》时的卫慧，在坚实与飞扬之间，虽几经犹疑，但最终选择了坚实。彼时，卫慧还很保守，恪守着传统的道德，她尚不是卫慧。《爱情幻觉》尽管无特别出彩处，但对女性心思描写细密，语言也干净，显示出优秀作家的潜力。卫慧若延续《爱情幻觉》之路慢慢前行，或许历经十几年的努力，亦能成为名作家，不会有争议，但亦不会如此风光。付秀莹的小说亦写三角关系，但有三角之势，却无三角之实。付秀莹笔下的人物，在关键时刻会打住，“发乎情止乎礼”。因此，付秀莹的小说虽写现代人事，却洋溢着古典气息。《爱情幻觉》时的卫慧，也是如此。
　　《爱情幻觉》对“屌丝”的描写亦好，影或有卫慧的影子。卫慧出身小城市，通过升学，留在上海。刚大学毕业的单身女子，在人生地疏的大城市打拼，困顿与无奈可想而知。但物质的困顿、身体的疲惫等不是卫慧作品的重心，《爱情幻觉》关注屌丝的爱情，之后的作品则关注欲望。
　　卫慧屡引张爱玲“出名要趁早”之言，故她不能走寻常之路。《爱情幻觉》之后，卫慧重新抉择，她抛弃了坚实，选择了飞扬，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卫慧诞生了！
　　1996年，卫慧的《纸戒指》（《小说界》第四期）已与《爱情幻觉》截然不同。《纸戒指》也写男女三角情爱，只是故事略复杂了些，是多个三角。《纸戒指》女主角叫苏趣，她与影不同，不欲戴真金白银的戒指，而宁愿戴徒有其表的“纸戒指”。苏趣追求的是飞扬而不是坚实，或者她以为飞扬即坚实。她不愿嫁作人妇，宁愿为“小三”，与傅唯这个有妇之夫偷欢，与俞悦文这个来路不明者作乐。小说写苏趣道：“我拥有完全的自由。尽管我时不时地爱上他，但用理智权衡之下，我会更爱人生的飞扬感。”苏趣以自由之名做爱，以女性主义之名纵欲。影是保守时代的保守女性，苏趣是新时代的“新女性”。《纸戒指》已渐显卫慧小说特征：故事大背景在上海，小背景在酒吧，情节是三角恋爱。
　　卫慧的第一次抉择为：抛弃了坚实感，这是“旧时代”的旧道德，选择了飞扬感，这是“新时代”的新道德。在《上海宝贝》中，卫慧假小说人物之口道出她的志向与战略：“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我就立下志向，做一名激动人心的小说家，凶兆、阴谋、溃疡、匕首、情欲、毒药、疯狂、月光都是我精心准备的字眼儿。”卫慧写出了“新时代”的新人物、新事情、新风尚、新动态，确实“激动了人心”。
　　“新时代”就是市场经济时代。1949年之后，上海历经几起几落。起初，上海因“十里洋场”不光彩的历史，成为被改造的对象，因此备受压抑，由《霓虹灯下的哨兵》可见一斑。文革时期，因为北京“针扎不进，水泼不进”，决策者于是迂道上海，从上海发动文革，《评》等即是出乎上海秀才们的手笔。彼时，上海俨然革命中心。四人帮倒台之后，上海由于在“革命”时期的激进表现，因此遭到清算，灰头土脸。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市场经济大局遂得以确立。浦东开发，上海再次腾飞，成为了市场经济标兵，全国经济中心在焉。卫慧1990年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95年毕业，之后留居上海。卫慧经历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前前后后，感受到了上海的新变化、新气象，于是趁着新风，迅速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市场经济时代上海的“恶之花”。市场经济呼啸而至，有人茫然不觉，而先知先觉者却感受到了“市场经济这个怪兽”的力量，有人起而批判，遂有1994年由上海学者们提出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有人为之奔走呼告，为之欢欣鼓舞，迅速投入、融入市场，成为新潮流的弄潮儿。卫慧也可谓市场经济时代的先知先觉者，她不剑拔弩张地批判，也不犹豫不决地观望，她以小说家的方式加入了时代的合唱之中。 　　卫慧的这次抉择与转变，不是小说写法的变化，而是关乎时代之变，关乎新旧道德之变。其实，卫慧的转变并不彻底，她的中短篇小说一般留有一个尾巴，这个尾巴可谓《爱情幻觉》的化身。郜元宝尝怪卫慧何以留有一个与正文不相称的尾巴，他说：“在结构上，经常应该完工的地方，她好像还不知道如何爽快地了结，总要拖延一番，留下言不尽意余音袅袅的一个尾巴，告诉读者她的慈悲，她的幻想，她的不安，她的迟疑，甚至她的忏悔，她的留念，这和她叙述中破浪直前的冲力、锋利无比的陡转是很不相称的。”1 郜元宝指出了卫慧创作的现象，但未深究原因。卫慧小说的正文确实阴郁、潮湿、残酷，充斥着性爱描写，或许她知道，不如此难以哗众，不如此难以惊世骇俗；但卫慧小说的结尾却颇光明，包含着善意的祝福，对美好的想象，这或许出乎卫慧的本心，但若如此，她只能默默无闻，鲜有人问及。于是，《爱情幻觉》悄然退场，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不协调的尾巴。
　　卫慧彷佛一个内心保守的演员，却疯狂地表演着声色犬马，故作前卫之态。卫慧违其本心，抉择如此，遂成为了新时代的代言人，于是一举成名。卫慧小说正文前卫，结尾保守，或许正是两个卫慧不时交战的产物。
　　二、一路飞扬
　　卫慧写就《纸戒指》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在飞扬的路上高歌猛进，那个不协调的尾巴亦时有时无，微不足道。1997年，卫慧发表了《艾夏》（《小说界》第一期）；1998年，发表了《象卫慧那样疯狂》（《钟山》第二期）、《爱人的房间》（《上海文学》第六期）、《水中的处女》（《山花》第七期）、《蝴蝶的尖叫》（《作家》第七期）、《甜蜜蜜》（《人民文学》第八期）；1999年，除几个中短篇之外，卫慧出版了《上海宝贝》（春风文艺出版社），此书可谓卫慧集大成之作，充分展现了卫慧小说的特征。2000年，《上海宝贝》被禁。禁此小说本意欲废其流行，结果却出人意料，《上海宝贝》反而迅速走红，不可遏止。2004年，卫慧出版《我的禅》（上海文艺出版社），此书无甚创新之处，只可谓《上海宝贝》续篇。
　　卫慧的长、中、短篇小说写出了市场经济的时代精神，写出了市场经济时代的上海，写出了市场经济时代的新人。其笔下的新人们颓废、放荡、酗酒、放歌、纵欲，他们不“发乎情止乎礼”，更不禁欲（那是“革命时代”的旧事），而是直奔性的主题。卫慧的小说从性的角度区别了新旧时代，她写出了新时代欲望的合法与合法的欲望。卫慧笔下的男女主角往往是问题少年，她们有着梦魇的童年，故如今思想也恍恍惚惚，行事也神神叨叨。她们不事生产，唯出没于酒吧、咖啡馆之中，在上海滩纵横捭阖；她们不愁生计，不知稼穑之难，也无生活之累，会有飞来横财，反正一个在上海或在异国的父母会留给他们巨额财产或遗产；她们无所事事，唯以谈情说爱、猎艳为事业；她们往往有一个外国情人，这些情人富足、浪漫、性能力很强；她们喜欢谈哲学、文学、艺术，动辄作诗画画，言必称现代派，着奇装异服，望之似乎有物。职是之故，卫慧的小说似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色情读物，似乎有哲学思想在焉，据说这就叫“现代性”、女性主义、酷儿、前卫等。
　　下文以《艾夏》、《爱人的房间》、《蝴蝶的尖叫》三篇小说为例，略作分析，以见卫慧小说的特征。
　　《艾夏》有题词写道：“如果我有一种激情，那么这就是想告诉你，我所有青年年少时的梦魇”，由此可见此小说主题。《艾夏》写了艾夏少年时期的经历与创伤，以及青年时代的颓废、滥交等。小说采用复线叙述方式，时而讲述艾夏少年时的故事，时而讲述艾夏当前的故事。因为恋爱，艾夏引起两位少年火并，丁鹏折断肋骨两根，盲一目，王勇入狱，逃出后，死于路上。之后，艾夏到上海读大学，却因在众目睽睽之下与黑人做爱而被开除，之后，出没于上海的各色酒吧，与诸多中国的、外国的性伙伴做爱，最后不知所终。《艾夏》无甚特别之处，写成年人的性爱之外，也写了少年的性爱而已。
　　《爱人的房间》有一段类似诗歌形式的题词：“没人轻念我的名字，没人来摸我的膝，我独自一人太久了，我坐在床上想象无爱的日子太久了”，可见小说用意。《爱人的房间》很简单，就是写一个孤独女人的寂寞、欲望、手淫、意淫。她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但她却似乎只能生活在屋子中，她在屋子中顾影自怜，展示身体，偷窥、幻想、沉沦，“外面的阳光总是让她眩晕，她几乎确定自己再也不能在太阳下愉快地行走，也无法找到自己在太阳下的影子。”她一个人窥视着对面的房子，幻想着房主是她的爱人，她甚至鬼使神差地撬门而入，睡在陌生人的屋子中，与素不相识者做爱。
　　《蝴蝶的尖叫》是卫慧的代表作之一，时常为人所提及。这篇小说卑之无甚高论，还是一如既往地写三角恋、同性恋、性爱等，“蝴蝶的尖叫”之名即具有强烈的性暗示。“我”（一个饰演姨太太等角色的三流演员）和皮皮（一个不太成功的商人）恋爱五年而分手，小说就从他们在酒吧的分手仪式写起，他们饮酒，疯狂跳舞，在酒吧盥洗室做爱。皮皮婚后，“我”依然与之偷情。在酒吧，“我”巧遇孤儿朱迪，她忧郁、聪明，能写朦胧诗，画现代派画，喜欢音乐，谈女权主义，跳疯狂的舞蹈。皮皮与某乐队主唱小鱼相遇于酒吧，一见倾心，遂与之同居，不觉怀孕。后来，小鱼遗弃朱迪，与其大款前女友复合。《蝴蝶的尖叫》就是以“我”和朱迪为主，写了两场三角恋爱，还穿插了一个叫老薛的同性恋（同性恋据说是时尚的表现）。《蝴蝶的尖叫》展现的就是声色犬马、醉生梦死的世界，男女主人公陷入爱情的、性爱的泥潭难以自拔，只有自暴自弃。
　　三、《上海宝贝》
　　卫慧这个名字与《上海宝贝》密切相关，藉此小说，卫慧逐渐走进公众视野。《上海宝贝》甫一出版，即售出十一万余册，此后增印本、盗版本无数。《上海宝贝》充分地展现了卫慧的风格，欲理解卫慧，可由此小说着手。《上海宝贝》与卫慧的中短篇小说在精神、气质上雷同，只是篇幅增加，情节复杂，人物增多，线索多头，性描写等场面更为淋漓尽致而已。
　　《上海宝贝》有两个关键词：上海与宝贝。上海是故事发生的大背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上海经济腾飞，再由于它是彼时国家领导人的后花园，所以上海的地位稳步攀升，其发展备受世界瞩目。摩登的上海出现了，于是有人联想起三十年代的老上海，那时也有声光电，有异国情调，有租界，有酒吧，有跑马场，有咖啡馆，有现代派作家等。他们希望新上海认祖归宗于此，再续此传统。于是，一股老上海怀旧热旋风般掀起，似乎三十年代的摩登上海本就是中国的发展方向，只是后来被各种因素中断而已。李欧梵的《上海摩登》恰逢其时，亦推波助澜。施蛰存、刘纳鸥、穆时英等纷纷出土，被捧为时代的先知先觉者。这股怀旧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王安忆《长恨歌》这部以批判怀旧热为目的的小说亦被解读成怀旧热的代表作。 　　卫慧既写当前摩登的上海，也自觉地将上海的传统追溯至三十年代。在《蝴蝶的尖叫》中，“我”住在一间“弥漫着一股旧上海三十年代尘香的屋子”，可见一斑。在《上海宝贝》中，卫慧写道：“我的本能告诉我，应该写一写世纪末的上海，这座寻欢作乐的城市，它泛起的快乐泡沫，它滋长出来的新人类，还有弥漫在街头巷尾的凡俗、伤感而神秘的情调。这是座独一无二的东方城市，从三十年代起就延续着中西方互相交合、衍变的文化，现在又进入了第二波西化浪潮。天天曾用一个英文单词‘Post Colonial’（后殖民）来加以形容，绿蒂咖啡店里那些操着各国语言的客人总让我想起大兴词藻华丽之风的旧式沙龙，时空交移，恍若一次次跨国旅行。”《上海宝贝》故事的具体场景则在酒吧、咖啡馆、party、舞会中，这皆是摩登的符号。2 男女主人公唯奔波于家、酒吧、咖啡馆之间。家是私人空间，酒吧、咖啡馆是公共空间，这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酒吧、咖啡馆等尽管是公共空间，但因为暧昧的灯光、包间的布局等，更近乎公共的私人空间或私人的公共空间。那里不关乎生产与劳作，只关乎消费、享受、作乐，在那里可以饮酒、唱歌、跳舞、调情、艳遇、做爱，呼朋引类。《上海宝贝》中的CoCo说：“上海是座寻欢作乐的城市”，即是此意。
　　“宝贝”是《上海宝贝》的另外一个关键词。“上海宝贝”实则是上海宝贝们，卫慧写了上海的新人们，他们由“真伪艺术家、外国人、无业游民、大小演艺明星、时髦产业的私营业主、真假另类、新青年组成。”他们是摩登上海的“新人类”，是摩登精神的承载者、体现者，他们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是“上海”的“宝贝”。《上海宝贝》主要的宝贝们是：CoCo，一个先锋的作家；天天，CoCo的男朋友，性无能，生活不能自理者，吸毒，喜谈哲学、艺术、诗歌，他衣食无忧，因有远嫁西班牙的妈妈，最后死于吸毒；马克，有妇之夫的德国人，CoCo的情人，性能力非凡，工作于上海的德资跨国投资顾问公司。另有陪衬人物若干，譬如马当娜，昔年的老鸨，今日的富婆；阿Dick，留有长发的前卫画家，马当娜的男朋友。
　　CoCo在天天和马克之间游刃有余，她与天天臭味相投；CoCo也迷恋着马克，甚至其人略带狐臭的体味都让她疯狂，他们四处做爱。天天与《蝴蝶的尖叫》中的朱迪、《艾夏》中的艾夏、《爱人的房间》中的“我”等人物，虽各不相同，却具家族相似性，这些宝贝们是卫慧笔下的典型人物。上海的宝贝们，奢靡、颓废，他们只消费，不建设，不靠谱，实在可谓上海活宝。
　　四、封笔之作与封笔
　　《上海宝贝》一出，卫慧诞生了，但也定型了。《我的禅》可谓《上海宝贝》姊妹篇，较之《上海宝贝》无甚大的变化。卫慧于“禅”云云只是鹦鹉学舌，其本人对此毫无体会，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此后，卫慧渐显技穷，她亦欲求变，于是有了这部《狗爸爸》（作家出版社，2007年）。《狗爸爸》既写了“我”梦魇的少年，也写了上海宝贝们在上海如何兴风作浪，也加入了“西游记”新的因素。以公式表达可如此：《狗爸爸》=《上海宝贝》+《艾夏》+新的因素。简言之，《狗爸爸》就是上海宝贝西游记。
　　《狗爸爸》开篇与《上海宝贝》并无二致，魏与哲恋爱多年，但一朝面对哲的求婚，魏却忽然退缩，并鬼使神差地、毫无逻辑地拒绝了，哲遂出走，于是魏踏上了漫漫寻夫之路。魏是“专营上海不出名年轻设计师的作品的服饰店”之主，父亲早死，母亲远嫁奥地利（与此前小说情节何其像也）；哲是上海十大优秀青年，开着一家建筑事务所，事业蒸蒸日上。魏与哲也是上海宝贝，是上海的中上阶级。
　　上海宝贝们在上海如鱼得水，可以有摩登的忧郁、失眠、撒娇、骄横、奇怪的抉择、浪漫的情绪，在酒吧里、咖啡馆中游刃有余。《狗爸爸》的后半场写魏这个上海宝贝离开上海，一路西行的故事。真如同鱼脱于渊，虎离开了山，魏无所适从，捉襟见肘。西游之路，非但并不摩登，且一路尴尬，甚至一路有凶险。魏无所依凭，只能与狗狗一同上路。不知道卫慧从何处得来了灵感，忽然魔幻、超现实起来，这个狗狗竟是魏爸爸的化身，关键时刻竟能开口说话。上海宝贝不坐飞机，乘坐大巴（好比孙悟空不能一个筋斗云到西天取得真经，再一个筋斗云回到大唐），在大狗（好似白龙马）的陪同下，走向了西天取经之路。
　　上海宝贝在路上遇到了不摩登的西部，感受到了贫困、肮脏、混乱，遭遇到不是由于爱情或性爱引起的困难和凶险。西部较之于上海，是如此不同，卫慧再也不能躲在摩登的概念里，对热辣辣的现实熟视无睹。于是，李方出场了，他不是“上海宝贝系”中人，他是“当地的三峡大学医学院的一名一年级学生。他的家境十分贫困，父亲在他出生不久后就去世了，母亲原是一家国营五金厂的职工，六年前就下岗，每月拿四百多块的退休保证金，同时又替人家做小时家政工补贴家用。”李方是“底层文学”中的人物，他与上海宝贝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却机缘巧合，相遇于途中。尽管卫慧将其描写得非常猥琐，但底层人物现身于卫慧的小说之中，这个变化不可谓不大。劫匪竟也出现了，这是何等令人扫兴的情节啊！上海宝贝在荒郊野外遭遇了凶残的劫匪，命悬一线。最后在魏与狗爸爸共同努力下，化险为夷，抓住劫匪，躲过一劫。魏只受微创，在医院略加调养即可无恙。如此凶险的、不浪漫的场面，在卫慧的小说中，亦仅此一见。
　　卫慧笔下的新人物、新情节来源于中国的西部。改革开放使得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了，使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上海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上海宝贝就是先富起来的人。先富起来地区的先富起来的人来到尚未富起来的地区，见到尚未富起来的人，耳闻、目睹、身历，肯定思绪万千，会有诸多感慨吧。卫慧将见闻感受写入了小说，于是其小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西行之路，性感、忧郁、失眠、撒娇等布尔乔亚情绪统统失效，这些情绪不能“降妖伏魔”；所应有的是智慧、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等传统品德，西行者唯有如此调整自己，才能逢凶化吉。徒步前往印度所取之经书或不重要，路途中经历的诸般磨难才是真经，妖魔鬼怪就是引导取经者上升之人。就孙悟空而言，取经之路就是从齐天大圣变成了孙行者，从天上降到人间。齐天大圣高处不胜寒，不若行者脚踏实地。卫慧离开上海，往西走，希望她也能走出上海宝贝的小圈子，走出上海这个小格局。上海不完全是中国，上海宝贝也不完全是中国人。希望卫慧能够一步一步地降下来，降到现实的中国的大地上。
　　卫慧写就《狗爸爸》之后，二度抉择，宣布封笔。对卫慧的第一次抉择，我持批评态度；对其第二次抉择，我深表赞同。卫慧写完《上海宝贝》之后，大致定型，《我的禅》渐显重复之象，已是可有可无。《狗爸爸》则表明：卫慧试图走出《上海宝贝》的格局，欲求变，求新。西行路上风尘仆仆，上海之外的经验纷至沓来，卫慧或应接不暇，一时难以消化。作家的资源一般只是其经历，故容易江郎才尽。才尽之后，若一味硬写，于己会伤害很大，陈陈相因，也会遭到读者厌弃。不若暂时搁笔，另觅出路，度日、读书。假以时日，若力量积累已经足够，或许格局一变，更上层楼；若不能变，放弃写作，做点其他的事，弹琴打拳、养花养鸟，颐养天年，亦是好事。
　　卫慧封笔，或许其作家生涯就此终结。但或许有一天卫慧能够花开二度，若如此，那时候所开出的花可能更亮丽，花期亦会更长。
　　1 郜元宝：《卫慧的硬派风格》，《作家》1998年第7期。
　　2 包亚明等人曾在李欧梵《上海摩登》的启发下，写出了一本《上海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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