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时速 反腐时速

　　就在人们为中国房地产泡沫如此坚硬而纠结时，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称，由于市场上突然出现大量的二手房，广东和江苏等地的房地产中介正疯狂地开展促销活动。而这其中许多房产所有人均为政府官员。其中苏州市某镇国土资源部门一位领导以及其亲属一次挂牌8套房产。
　　分析称，这将只是冰山一角，暗示一些焦虑不安的官员未来有可能抛售更多的房产。这种大规模抛售现象甚至引发了一些担忧，认为过度供给将导致二手房市场房价下跌。据悉，自2012年10月广东番禺区“房叔”被处理以来，又有多名“房叔”、“房婶”相继被指涉嫌贪腐。
　　这一现象的背后正是尚在起草建议稿的官员财产申报方案。
　　2012年12月9日，广东省公布试行官员财产公示试点名单。12月20日，广州市纪委定期新闻发布会透露，广州市南沙区领导干部财产公开申报有关方案已经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对此，有评价称，与近期的金融措施相比，政府的反腐政策更有助于清除房地产泡沫。房地产市场将回归正常，因为官员不再私自囤积更多房产，市场能更准确地反映供需趋势。
　　高层反腐风起
　　不可否认，腐败问题渗透中国各个角落。透过房地产市场的微妙反应，让外界感受到刚完成国家领导人换届的中国，准备打一场严厉治党和打击腐败的战役。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12年11月8日召开的十八大开幕式的讲话中，提醒下一届的领导人：“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11月15日，在新一届常委的首次媒体见面会上，新当选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声言“打铁还需自身硬”，以显示其反腐决心。
　　而据不完全统计，在新总书记上任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已有近20名地方官员或因涉嫌违纪，或被举报，而被中央或地方纪委调查。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刚刚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使他成为十八大之后第一位被中纪委指名调查的高层官员。
　　尽管如此，外界仍然心存疑虑。《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反腐，新政还是又一场运动》的报道中提出，“看似雷厉风行的此轮惩治腐败，是动真格的，还是又一次运动式的表面功夫？抑或只是更为复杂的政治派系斗争的产物？”
　　曾受邀参加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召集的中纪委专家座谈会的法学界和廉政研究专家之一，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称，“可以看出，强烈的紧迫感确实让习近平、王岐山等高层在反腐问题上态度一致且很明确。”
　　中纪委的数据能说明中国当下腐败之重。根据中纪委监察部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共共查出干部146517人，2011年的数据虽然略有减少，但也达到了十四万人，其中中高级干部将近5000人。因此党的高层领导者们一直担心，一旦经济恶化，党就会陷入难以拯救的危机之中。
　　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12月5日发布的年度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中国由去年的75位降至了第80位。而1995年，透明国际刚开始发布每年一度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时，中国的排名是第40位，这说明中国的腐败程度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解决腐败问题能阻止执政威信地位的大幅度下滑，而民间也乐见于中共确实能在澄清吏治上迈出步伐。“但是，中国目前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还很难判断。”《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表示。
　　“起码目前不能说达成了普遍共识。”姜明安说，虽然习近平和王岐山目前态度鲜明，但是，无法评估常委中的其他人是否也有如此态度。
　　上述不愿具名的法学家也认为，毕竟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一职只有一个月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很难判断目前的反腐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式的应景，还是确实下定决心。“不要看怎么说，关键是看怎么做。”他认为，比如财产申报制度、党内民主、政务公开等都会是未来的试金石。
　　不一样的“反腐队长”
　　但无论外界如何质疑，他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反腐队长”。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一届常委首次公开亮相时，有报道称，与其他六位常委的红领带不同，只有王岐山打了一条蓝色的领带。外国投资者都很熟悉这位中国国家副总理，认为他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之一。但是他的新职责并非主持经济，而是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纪委书记，负责调查有腐败嫌疑的干部。
　　有分析认为，如果他想成功完成迄今接到的最艰巨的一项任务——反腐败，王岐山将有必要与其他中国政治核心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有点不同。
　　这位新纪委书记，在上任后召开的第一次中纪委专家座谈会上，便显示出了不同的风格。当第一位发言的专家刚说到“尊敬的王书记”，就被王岐山打断说：“参加王某人的会，不准念发言稿，要学会深刻思考。”
　　习惯于此前提前十几天甚至更早通知参会的专家们，这一次只有三天的准备时间，而且王岐山要求他们尽量少用讲话稿，因为专家们提交的资料他都看过。
　　第三次参加中纪委座谈会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领导人的风格让人耳目一新。大家发言后，留下了交流互动的时间。互动时，大家观点交锋，有了在民间学术研讨会上才有的‘争鸣’，甚至擦出了火花。”
　　马怀德说，8位专家对发言内容前期没有分工，“有关反腐倡廉的建议和意见都可以提”，于是他们从法律、政治、管理、经济、哲学等各自专业的角度，谈了对反腐倡廉的认识，“现场大部分是提建议比较多”。交流互动后，王岐山作了一个即席讲话，没有看稿子。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王岐山被媒体称为“救火队长”，在1999年金融风暴来临时，中国最大的窗口信用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布破产的紧急关头，王岐山被任命为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在他的努力下，相关企业完成破产重组。2003年北京“非典”疫情爆发，王岐山又被火线调任北京市代市长，再次展现雷厉风行的风格，通过“公开透明和实话实说”这一“法宝”，很快控制了疫情。
　　这些优异的表现为王岐山赢得了“解决问题的高手”和“处理危机的铁腕”等赞誉。而此次新当选的包括书记和副书记在内的19位中纪委常委，几乎全部具备反腐工作经验，这让人们对王岐山带领的新一届中纪委班子充满期待。 　　有分析称，王岐山上任或将强势反腐，开辟中共反腐的新格局。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金融、证券领域成贪腐重灾区，而王岐山长期在金融行业工作，深谙金融规律和中国现实，金融领域反腐亦是王岐山的“拿手好戏”。
　　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
　　王岐山说，要清醒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研究并实施制度创新，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事实上，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共产党领导人就一直致力于根除腐败的事业，这的确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早在1951年，毛泽东同志就发动了抵制腐败的“三反”“五反”运动。当毛泽东利用它们巩固个人权力时，这些努力付之东流。从那以后，中国反腐败运动和个人对官员、商人的检举控告无不带有怀疑色彩，它们可能是某些官员用来排除异己的掩护手段。
　　事实上，腐败和中国法律的不健全限定了国家的许多政治和经济活动。只有重大的权力运用违规行为才会赢得新闻故事的头版，例如传奇谋杀、权力和贪婪导致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落马。
　　虽然每年都有众多官员被查出腐败罪行，相关规定也不断修改，却未能阻止更多官员继续腐败。就连不赞同西方分权制的官员也承认，原因就在于中共本身凌驾于法律之上。
　　一位曾主管某地区检察院反腐部门的退休官员说：“我们的法律很好，但在应用中是看人下菜碟。”“处理案件时，我们总得向党请示能否继续提出起诉，甚至连是否展开调查都要先请示，”他说，“如果没有得到回应，那最好放一马。”
　　另一个问题是，反腐败监察人员很容易被收买。自2004年以来，中共一直在打击各级纪检部门的腐败现象。为保证纪检官员不会对自己人手软，他们必须在家乡省份之外的地方任职。但问题依然存在。
　　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之一是，监督充其量只能部分弥补现有政治制度的缺陷。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各级官员申报收入。但曾参与中共干部培训的中国学者们称，官员连非法收入的最基本概念都不清楚，一大部分官员经常通过参加道路通车或工厂开业的剪彩仪式获得“红包”，补贴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
　　此外，干部每年填写的薪水申报表往往只是被归档。事实上“这些表格既没有经过审计，也没有公之于众，而这些正是必要的步骤”。
　　面对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习近平会大胆采取一整套强硬的改革措施去应对目前的挑战吗？早有反腐专家称，一个发现不了问题的制度一定有严重缺陷。如今习近平还没有公开他的政治改革方案，但有分析认为，根据他过去的言论和行为，这将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政治改革。
　　雨读根据《南华早报》《金融时报》《纽约时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南方都市报》、新华网、南都网等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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