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拉布尔小说中知识女性的心灵维度】德拉布尔

　　摘要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是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小说表现出当代知识女性突破了传统的性别角色之后，将在社会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和义务，这种探索一直从女性的个性化生活延展到女性的社会功能，使小说的主题步步深化，最终超越了狭窄的个人生活经验，进入了广阔的社会历史时空之中。
　　关键词：玛格丽特·德拉布尔 知识女性 心灵维度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英国作家兼学者的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是英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德拉布尔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父亲是法官，母亲是教师，所以德拉布尔从小就在浓郁的知识氛围里成长，对知识女性的心态有着深刻的了解。1963年，24岁的德拉布尔以表现知识女性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的小说《夏日鸟笼》而一举成名，其代表作有《磨砺》《金色的耶路撒冷》《瀑布》《针眼》等。德拉布尔小说里的女性美丽聪颖、开放上进，具有非常个人化的生命体验，既反映出当代知识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内心的挣扎，也表现出现代知识女性对人生道路的一种积极的探求以及这个阶层的女性试图从男权世界中进行精神突围的尝试，因而在女性读者中引发强烈的共鸣。
　　德拉布尔开始创作时，正值女权主义运动火热之际，越来越多的西方女性在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对男权统治的社会发起了抗争，对妇女约定俗成的家庭责任提出了质疑，因此带起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兴盛。年轻的德拉布尔深受法国女权运动者西蒙·德·波娃等人的影响，主张在文学中反映现代女性的生存境况，传达女性真实心声，表现女性为争取真正的心灵自由而进行的一系列的探索，更要凸显作为女性精英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维度。所以在她的小说作品里，表现出当代女性突破了传统的性别角色之后，将在社会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和义务，这种探索一直从女性的个性化生活延展到女性的社会功能，使小说的主题步步深化，最终超越了狭窄的个人生活经验，进入了广阔的社会历史时空之中。本文针对德拉布尔小说中知识女性的精神世界的描绘，归纳其特征为如下三点：
　　一 与男性社会隔绝的独立气质
　　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萨特所倡导的西方女性主义也叫做女权运动，是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女性主义者除了挑战诸如生育权、教育权、家庭暴力、性别歧视与性暴力等等的议题之外，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其目的在于了解两性不平等的根源。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现时的社会建立于一个男性被给予了比女性更多特权的父权体系之上，因此使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即使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中，女性也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之下，德拉布尔的小说中充满了女性对男性社会的隔绝感，如《磨砺》中的女主人公罗莎蒙德·斯塔西就是最典型的一例。罗莎蒙德是一位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女学者，也是一位极具个性的知识女性，更是德拉布尔最熟悉的那类知识型女性。在德拉布尔的笔下，女博士罗莎蒙德生活自律自信自强，她“不相信命运并自信能掌握命运”，一心想要保持着女性的人格上绝对独立，所以她不与任何男性有身体上的接触，而且抱着“对性这一观念的疑惑、畏惧与充满忧虑的惊骇”，简直到了“谈性色变”的程度。在日常生活里，罗莎蒙德也是“穿着胸前绣着醒目的红A的衣服到处走，不过我这个A作为第一个字母，代表的是禁欲，而不是放荡”，这种极端的禁欲行为恰恰表现了罗莎蒙德与男性世界决绝的决心，显示出女权主义者的个性。
　　可是罗莎蒙德并没有逃脱女性的基本命运，当她与乔治偶然的一次性接触而怀孕之后，她感到对自己命运的失控。她也曾惊恐地想到要去找乔治共同分担这一切，但最终过分追求人格独立的罗莎蒙德放弃了向男性求助，而是独自走过了心灵上的一道道坎坷，独力承担起了养育孩子的责任。在这一连串的命运突变面前，作为知识女性的罗莎蒙德本着独立的原则，决心以个人的力量与整个男性社会相抗衡，所以她给女儿起名为“奥克塔维亚·希尔”，这是一个“女权主义和社会女英雄”的名字，而且在最后一次与乔治相遇的时刻，她放弃了告诉乔治真相的想法，因为在她的心底深深地感到“爱情，比恐惧、习惯和冷漠，都更为彻底地把我孤立起来了”，使她与男性之间有着“无法缩短的距离”，所以罗莎蒙德最终的选择还是要做一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后悔的女孩”，而不与男性合作。
　　二 婚姻与个人理想之间的尖锐冲突
　　正如德拉布尔在谈到她的第一部小说《夏日鸟笼》时所说的那样：“离开剑桥的那一周我结了婚，……而且，突然发现自己由于家庭和实际的各种原因而找不到工作。我写第一本小说是因为我发现现实生活与读书生活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我想它是一个证明，证明我感到突然失去的身份。”的确，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女性尽管己经有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很高的文凭，但她们一旦真正面对社会时，还是感到人生道路的逼仄，所以许多知识女性在大学毕业后，还是要结婚、生子，成为某某太太，在日复一日地做饭、洗尿布、打扫房中淡化掉她们最初的理想和追求，她们也会像德拉布尔那样“发现现实生活与读书生活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渐渐地成为“找不到自己的身份”的人，《夏日鸟笼》就是表现这种女性的困惑心理。
　　《夏日鸟笼》这个颇具深意的题目来自于英国17世纪剧作家约翰·韦伯斯特的戏剧《白色的魔鬼》里的一个比喻：“就像夏日的鸟笼：笼外的鸟儿拼命地想进来，笼里的鸟却绝望至极，惟恐己无力逃出。”“鸟笼”是婚姻现状的比喻，而“夏日”又意味着知识女性看似明媚的生活，在这种看似明媚实则拘束的生活里，知识女性的心灵空间越来越狭窄。因此在这篇小说里，刚刚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女主角萨拉内心一直纠缠于“嫁个学者还是当个学者”的矛盾之中，这说明她一方面不愿意为婚姻牺牲自己的个性和追求，也说明她对婚姻的本质持怀疑态度。但生活在男权社会里的萨拉只能面临两个选择：结婚或者单身，在传统的英国的法律里，己婚妇女是依附于丈夫而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尽管当代的英国女性已有了法律地位，但在男性统治的社会和父权的家庭里，女性仍是丈夫的附属品，关于这一点，萨拉的母亲和姐姐路易丝已为萨拉做好了样板。首先是萨拉母亲，她就像一只在家庭的小笼子里拍打着翅膀的鸟，表面看去她是一位“可怜而又勇敢地喋喋不休的妈妈，假装一切都是那么可爱”，然而“在那些毫无意义的叽叽喳喳背后是母亲的勇气与绝望”；姐姐路易丝嫁给了与她毫无爱情的小说家史帝芬，虽然得到了钱物，却变成了“小说家的妻子”和“留在家里的秘书”，过着完全没有感情的牢笼般的婚姻生活。在一潭死水般的婚姻里，路易丝与老情人旧情复燃，后因隐情败露被丈夫赶出家门。母亲和路易丝的悲剧更让萨拉感到婚姻的可怕，她对“结婚的想法感到不快”，再加上萨拉的同学吉尔和托尼的婚姻的失败，似乎也在警告着萨拉“像吉尔这样的女孩仅仅因为将赌注下在爱上，而被击垮真是太令人难过了……婚姻的危险太多了”，所有这一切更让萨拉感到前途茫然。 　　既然婚姻如此让人绝望，那么只有选择自己做个单身的女学者的人生之路，萨拉的理想原本就是想做一名牛津大学的教授，这样她就可以不以婚姻为出路，可以独立地去追求自身价值。但是这一前景也同样不乐观，萨拉想当个女学者的想法仍然有着社会的局限性，因为现实社会笼罩在人类欲望和人际关系之下，这个社会处处都是为女性设下的陷阱，萨拉发现“你不能当一个性感的教授。如果你是男人，博学多才又相貌出众，那无关紧要；但如果你是一个女人，这就是一个过错。”美丽的容貌似乎成了萨拉人生道路上的障碍，使她既不能像表姐达芙妮那样过着死水一样的生活，完全游离于人类的情感生活之外，也不愿意像西蒙妮那样过分地放纵自己的激情，视人类的道德规范于不顾，因此萨拉的“嫁个学者还是当个学者”的命题，就像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一样严峻，体现着德拉布尔为女性实现自身价值而产生的沉重的焦虑感。
　　三 女性个人理想与家庭角色的矛盾
　　德拉布尔曾说过：“我发现许多妇女正在经历完全相同的过程，它令我惊奇，妇女的工作自由和生儿育女，使她们同时充当两个角色而筋疲力尽。”在知识女性追求个性解放和自身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家庭往往也会成为女性理想的羁绊，生育、儿女、丈夫和种种社会因素都会成为知识女性的负累，因此女权主义者常常会深陷于重重的家庭矛盾之中。
　　发表于1972年的《针眼》就是表现这种来自于家庭内部的压力和矛盾，“针眼”一词引自《圣经》中的“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过针眼还要难”名言，这也表明物质上的富有并不能代表人类内心的幸福感，富有的人也要为求得真正的幸福感走过坎坷的道路。小说《针眼》中的露丝就生活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她笃信《圣经》，并一直对这句话耿耿于怀。为了求得精神上的解放，求得心灵上的完美，婚后的露丝离开了家庭，把大笔财产投入到偏远的非洲去建一所小学，并且要自己亲手动手管理经营这所救济贫民的小学校。但由于不善于经营和战争的原因，露丝的小学校最终在战争中焚毁，使露丝不仅贫困无依，而且自我实现的希望彻底破灭。最后，为了孩子她不得不牺牲了自我而重新回到家庭里做一名主妇，所以德拉布尔绝望地评论这一结局说：“这一付出是建立在她自己生活的死亡之上的，她的自我意识消失了，她自己终止了”。
　　《金色的耶路撒冷》也是一个知识女性与家庭角色发生激烈冲突的故事，小说里的母亲毛姆太太青年时代才华横溢，曾热烈地追求过自由与爱情的纯真，她在诗句里这样写道：“啊，让我们去寻找一个更光明的世界，在那里，黑暗将无能为力”，“我在这里终生等待，任凭光阴匆匆流过，不知在我辞世之前，期盼是否会有结果”。可是现实环境与毛姆太太所希望的理想王国相距甚远，她生活的诺瑟姆小镇几乎是一个男权社会的缩影，在这里，女性只被视为一种窥探与猎取的猎物，而女性的知识才华则被人看成是“畸形”、“怪癖”与“丑陋不堪”的行为。她的丈夫毛姆是镇公务所的一位刻板的小职员，有着很强的女性歧视心理，他长年只会翻看《大英百科全书》却对女儿克拉拉的才华表现出冷漠。婚后的毛姆太太陷入到家务和与丈夫冷战之中，她只能把“自己的各种天赋都毁掉”，渐渐变成一个性格古怪、冷漠刻薄的女性，她对丈夫和子女没有温情，她“每次在草草翻阅女儿全优的成绩单时，都会面色铁青”，丈夫死去时她没有流泪，甚至还公开地说，“他走了，我不能说我很难过”。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相互折磨之中的毛姆太太，其实也是一个悲剧型的人物，其悲剧的根源在于男权统治下女性角色的两难处境，毛姆太太对家庭亲情的冷漠就是她对男权所强加于她的社会角色的消极抗争，正如美国女权主义者贝蒂·弗里丹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作为女人的生活现实和我们要努力去与之相符的角色之间，存在奇怪的差异”，所以现实生活里那些有所追求的知识女性都将会“精神分裂症一般的人格分裂”。
　　《纽约时报》的书评栏目里曾这样评论德拉布尔的小说：“当人们写20世纪历史的时候，人们将会在她的作品中探奇，以找出这一时期英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英国女作家德拉布尔以坚实的文学功力，率先揭示了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知识女性内心的苦闷和个性所受到的挤压，并把知识女性内心的真实境状揭示给世人，形成了英国文坛上的一种女性书写模式，这种书写不仅给读者提供了更加深邃的思考空间，也为文学创作找到了更多的写作理由。
　　参考文献：
　　[1] 瞿世镜：《当代英国小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
　　[2] 申丹：《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 [英]萨拉·科克利，戴远方、宫睿译：《权力与服从：女性主义神哲学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路岱玲，女，1971—，山东淄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语教学法，工作单位：吉林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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