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凿 但赏美文，何必穿凿

近代词媛吕碧城（1883—1943，原名贤锡，字兰清，又字明因、圣因，安徽旌德人），此生封笔之作三首“怀人”，严复居其一（另外两人为净土宗硕德印光法师与袁世凯），重要程度可见。严复对吕碧城究竟意味着何种角色？坊间于此关注不算少。例如专门有学者将“严复与女性”之类选题作为研究对象，读者自可参阅。然初次在黄克武先生《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中发现其将“吕碧城终身未嫁”部分原因归结在她与严复之间“（似乎）彼此均对另一方有爱慕之情”、“唯两人或许恪于师生礼法，未敢逾越。在他们内心深处或许一直存在公、私、情、礼之交战”，甚至直承严复对女学生“萌生爱慕之情”，我还是相当惊讶。例如黄先生将吕学佛缘由诠为“受到严复之鼓励”实出于资料误读，乃将吕歿前二月劝词友龙榆生学佛误解为严早年曾劝吕碧城学佛所致。今年是严复先生长校北大一百周年。本文即是针对严复、吕碧城师生情的试图落实。一关于吕碧城流言惯如流水亦不稀奇，断言吕是近代中国女性一个奇峰突起的多彩传奇并不为过：中国最早一批可见记载的报社女性编辑；年方双十受知袁世凯参与开办北洋女子公学，先任教习后任校长；袁氏当国受聘政府咨议“常出入新华宫”；洪宪帝制退出政坛，与西商逐利沪上颇“谙陶朱之术”，拥有“习奢华挥金甚鉅”而挥霍不尽的财富。吕氏一生最为人称道者自然还是作为中国近代以降最出色的女词人甚至最后一位女词人“足与易安俯仰千秋，相识而笑”（潘伯鹰）。关于她“美艳非常”的记载与追忆不仅见诸时人笔端，甚至《观无量寿佛经释论》这类宗教著述的作序者都为之津津乐道。和古往今来不少“才女”类似，吕碧城终身未婚。严复之于吕碧城，名分有师生之谊，此点当时广为人知。孙师郑辑《道咸同光四朝诗史》（刊于宣统三年即1911年）介绍碧城即称其为“侯官严复之女弟子”。就严复传世文字言，道其交往兼颇类父女之情或不为过。因为严复与天津《大公报》经理英敛之稔熟，英又是吕碧城早岁初入社会最有力的襄助者，因此严、吕结缘可能亦是英为中介。交往大约始于1906年。1907年10月1日严复致夫人朱明丽函已然谈到：“此番到京，见过大公报馆英敛之夫妇并吕碧城小姐，与之攀谈甚久。”吕碧城字“明因”很可能来自1908年9月13日始严复为其讲解名学并在此基础上译成《名学浅说》（即William Jevons之Primer of Logic，初译名《名学启蒙》）。严在该书序文中提到：戊申孟秋，浪迹津沽，有女学生旌德吕氏谆求授以此学，因取耶芳斯浅说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严复日记》对此曾有详细记载：八月十六（9月11日）始译《名学启蒙》八月十八（9月13日）到女子公学，以《名学》讲授碧城。八月十九（9月14日）译《名学》至十九节。八月廿七（9月22日）到碧处谈。九月初十（10月4日）下午到碧城处。……是年严复五十五岁，吕碧城二十五岁。严复并为吕书“明因读本”四字于课卷。今日怀想，犹觉此等水准一师一生相对怡然俨然堪称奢华之遇。严复对吕碧城的赞扬与关心多次见于家书：此人（指吕）年纪虽少，见解却高，一切尘腐之论不啻唾之，又多裂纲毁常之说，因而受谤不少。初出山，阅历甚浅，时露头角，以此为时论所推，然礼法之士疾之如仇……即于女界，每初为好友，后为仇敌，此缘其得名大盛，占人面子之故。往往起先议论，听者大以为然，后来反目，则云碧城常作如此不经议论以诟病之。其处世之苦如此。（《与甥女何纫兰书》十八）严复推论，吕碧城因常坦言极不佩服孔子：“想他当日出而演说之时，总有一二回说到高兴处，遂为守旧人所深嫉也。可怜！可怜！”（《与甥女何纫兰书》十七）。接连使用两个叹词，严复一腔爱怜包容情怀扑面而来。严复对吕碧城的欣赏、理解、乃至关心的深度与程度明显高出同时众人不少，当吕碧城因个性张扬、性格激烈受到种种非议，严复表达了充分的同情与关照。严致甥女何纫兰信函中细腻表达了对吕碧城的观感，“此女实是高雅率真，明达可爱，外界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在眼里之故”，又断言吕“甚是柔婉服善，说话间除自己剖析之外，亦不肯言人短处”。个人认为，之所以吕碧城弃世前对严老师念念不忘，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严复是吕碧城一生真正或惟一承认的“受业恩师”，此不仅在于严复确亲将吕碧城收入门墙择日为其讲授“明因读本”。严复对吕碧城的影响更在严复的思想、或说以严复为代表的流行于清末民初的一种思潮或学说、乃至思维方式（认知结构）对吕在世生命尤其早岁的渗透深远高出他人之上。吕碧城弃世前对业师“有怀”，不仅呈现为一种感恩，同时体现为晚年皈依佛门之后对此曾经的思想与生命的明确反动。深受严复思想影响的自然不止吕碧城。黄克武先生尝言“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几乎无人不受严复作品的影响”，诚哉不虚。严复（1854—1921）长吕碧城近三十岁。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尝称其“治经有家法”，年十四即以文章受知沈葆桢（1820—1879）。沈在晚清是与林则徐齐名的一代名宦，又是后者的嫡亲外甥兼乘龙快婿，福建水师由其一手建构，与左宗棠并称“中国船政之父”。光绪二年（1876）严复官费赴英留学于海军学校，与日后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同学，成绩总出其上——于此相映成趣的是，“严侯本武人，科举偶所慕”（郑孝胥诗），就读海外成绩名列前茅的严复日后曾分别于1885、1888、1889、1893年四次在福建、顺天参加科举乡试，欲博一第而均名落孙山，诚堪玩味。严复学成于1879年夏归国，因沈“伯乐”此时已殁，无用其才者，复有沉居下僚之厄。李鸿章（1823—1901）总督直隶并领北洋大臣后聘其为北洋水师学堂教习、总教习、总办先后长达二十年。严亦难免自伤于“北洋当差，味同嚼蜡”。1900年后移居上海，杨士骧任直隶总督时，严复常来津门小住讲学。民元后受聘为京师大学堂监督、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参政院参政等。 呂碧城早期著述，无论重视国民教育还是倡言群己关系，均可看出其时早已名满天下的严复思想的影响。所谓“天赋人权”、“竞争”、“公理”、“人情”、“群治”、“个体”诸观念正为严复系列翻译如《天演论》、《群学肆言》、《群己权界论》率先引进并风靡中国。严复对于“自由”（“自繇”）的著名诠释也被后世今人解读为更接近柏林所谓“积极自由”、企望通过个体的改善导向群体的提升。1905年《吕氏三姊妹集》出版，英敛之序谓“碧城能辟新思想，思破旧痼蔽，欲拯二万万女同胞，出之幽闭羁绊黑暗地狱，复其完全独立自由人格，与男子相竞争于天演界中”，也证明了此际严复思想对吕碧城影响之深。“名学”因缘对吕碧城最深刻的印记实在其持续多年的思维方式。而这需要回到严复本人对“名学”的认知：名学者，求诚之学也。诚者非他，真实无妄之知是也。据已知以推未知，席既然以睹未然。名学所辩论，非所信者也；在据征所以信。此所以信者，正名学所精考微验而不敢苟者也。“名学”即今日常言之“逻辑学”。1904年英敛之初见吕碧城，断其“亟思从事西学，力挽颓风，且思想极新，志趣颇壮”，很是准确。尽管吕碧城日后将主要以“文学”且是“古典文学”成就蜚声文坛，但她的气质、性情与学养确有异乎常人处，较之一般女性吕碧城诸多文字理性严谨、清晰斩截，她也更为认肯符合“自然物理”之旨趣者。例如著于1929年前后的《予之宗教观》：予习闻中西人言及神道，辄曰必有所征而后能信，此顾当然之理，然可征信之处，即在吾人日常接触之事物，不必求诸高渺。圣经灵迹，种种诡异之说，徒以炫惑庸流，惟自然物理方足启迪哲士。之后对佛学原理的研讨，吕也尤其对严密的唯识学表示出极大偏好与兴趣。这种“思维方式”本身，故有天性，无疑亦来自青年时期的训练与积淀。只是，吕碧城真的了解她这位生平“业师”全貌吗？与严复缔结师生缘分三十四年之后，1942年初夏即将弃世的吕碧城在香港追忆谢世二十一年的恩师，已完全背弃了早年趋之若鹜的诸种西学：祸水洪荒破太空，伊谁迻译徂西东。争知饮鸩传天演，犹自伤麟怨道穷。门仰高风曾立雪，墓埋奇气欲成虹。惟怜燕许如椽笔，未作仁言溥大同。诗前并有题记曰：业师严几道先生学贯中西译述甚富，尤以首译《天演论》著名。然物竞天择之说已祸欧人，若当时专以佛典译飨世界，则其功不在大禹下。惜乎未之为此。而先生晚年有诗云“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亦自怨深矣。受过严复“名学”亲传的吕碧城最终从“征所以信”走向信靠“所信”，她皈依之路的漫长与艰辛不难理解——有此“征信”之后能“信”，往往也是坚韧不移的。吕碧城晚年弘法之作《观无量寿佛经释论》对佛理精研之深入认真在在可见。吕碧城最终选择花落佛门，而非道教、耶教、儒教……实是她百般考量“征信”之后心悦诚服。申江潘雨廷先生尝在《安盘守意经》讲解中自承读释典经验：“《妙法莲花经》我年轻时不喜欢看，后来才懂了。《华严经》还是空的，《妙法莲花经》全部是相应。相应有种种说不出的关系，绝对没有逻辑，讲逻辑上当了。”（文载《中国文化》2012年秋季号）此语诚足为一切迷恋“逻辑”者戒。然回到历史现场，吕碧城对业师“亦自怨深矣”的判断却未必符合严复实况，也似乎少了几分对恩师的全面了解与感同身受。严复不止一次写诗抒怀：“何期科学精，转把斯民蹂。君看四年战，兹事那可又”，“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痛对于学贯中西、了知世界大势的严复怎能不更加锥心刺骨？二综观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严复之学贯穿中西追求汇通多有高出侪辈者，“其翻译西书，志在补偏救弊，有目的，有分寸，与盲从西人一往不返者大异”（郭斌龢《严几道》）。借自他之耀，祛旧知之弊，能将中西学问兼途并进如严复者可称世不并见。其译述高文雄笔能“信、达、雅”倒在其次。拿严复对袁世凯的认识以及清末民初政体变革前后严之持论言，绝有高时人一头地处。严复尝痛陈中国积弱原因：中国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顾其大患，在下习凡猥，而上无循名责实之政。齐之强以管仲，秦之起以商鞅，其他若申不害、赵奢、李悝、吴起，降而诸葛武侯、王景略，唐之姚崇，明之张太岳，凡为强效大抵皆任法者也。吾国人学术既不发达，而于公中之财，人人皆有巧偷豪夺之私，如是而增国民负担，谁复甘之！草衣木食，潜谋革命，则痛哭流涕，訾政府穷凶极恶；一旦窃柄自雄，则舍声色货利，别无所营，平日爱国主义，不知何往。以如是国民，虽为强者奴隶，岂不幸哉！是故居今而言救亡，惟申、韩庶可用。除却综名核实，岂有他途可行！试观历史，无礼中外古今，其稍获强效者，何一非任法者耶？其论“君子误国”一段堪称绝代宏论：吾读中西历史，小人故覆邦家，而君子亦未尝不失败。大抵政治一道，如御舟然，如用兵然，履风涛、冒锋镝，各具手眼，以济以胜为期，能济能胜而后为群众所托命。道德之于国君，譬之如财政家之信用，非是固不可行，然而乃其一节，而非其全能也。……遍读中西历史，以谓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小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孟子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此自极端高论，殆非世界所能有。“殆非（此）世（此）界所能有”，故惟出世法可得之。吕碧城晚年以佛门出世根本善责备贤者之时，是否体贴到受业恩师入世拯俗这番苦心？“极端高论”目的实在“极高明而道中庸”。“高明”即使不实用、适用于此世，作为提升人类下沉感之反作用力，必须保留。就此而言，儒家的确是儒教，惜乎世人常将此语打作两截。至于“进化论”之失，晚年严复反省或更在女弟子之上，并更体贴了孔孟苦心：吾垂老亲见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欧人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觉量同天地，泽被寰宇。……盖心愈瀹者知愈通，量欲拓者心愈平，而圣人之道，实已立其极也。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老夫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固是最富矿藏，唯须该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顾古圣贤人讲学而有至效者，其大命所在，在实体而躬行，今日号治旧学者，特训诂文章之士已耳，故学虽成，其于人群社会无裨益也。其次莫如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 较之早年《上皇帝万言书》“争存自保之道，势不得不然也。顾富强之盛，必然待民之智勇则可后几；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垄而后进。此不易之理也。此所以始于相忌，终以相成”，严复持论似变化不小，所谓“暮年观道，什八九殆与前不同”。然饶是当时严复对于“君子误国”的判断已露端倪：“圣人非不知智勇之民之可贵也，然以为无益于治安而害吾治。由是凡其作民厉学之政，大抵皆去异尚同，而旌其纯良谨悫。所谓豪侠健果、重然诺。与立节概之风，则皆惩其末流而黜之矣。”甚至《天演论》译成之后，严氏“即以《群学肄言》继之，意欲蜂气者稍为持重”。所谓“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之激愤内在亦当细腻观照：吾人不善读书，往往为书所误。是以以难进易退为君子，以隐沦高尚为贤人。不知荣利固不必慕，而生为此国之人，即有为国尽力之天职。……孔子何尝以消极为主义也？世事朝局，所以败坏不可收拾如今日者，正坐吾辈自名读书明理，而纯用消极主义，一听无数纤儿，撞破家居之故。严复晚年耻辱之一是为杨度诓骗与列“筹安会”，尽管自名单登报之日起他即杜门不出、称疾谢客，“直至筹安会解散，未尝一莅石驸马街，望筹安会之门”。然之后深陷“千夫所指，清望顿减”（钱基博语）之窘况却又不肯自辩，道是：“丈夫行事，既不能当机决绝，登报自明；则今日受责，即亦无以自解。”据说连英国人都有憾于“世凯苟具卓荦之识。积学如严先生辈正不应牵令入政治漩涡，摧毁国之精英”。李鸿章去世，严复挽之以联：“使先时竟用其谋，知成功之不止此；倘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如何”，那时他一定尚未料及自己晚年晚节又将如何。民国十年（1921）九月二十七日严复以病卒，遗书三事：一，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求知。三，量害相权，轻己重群。“做人份量，不易圆满”，人之为人意义恰在人世人身的绝不完美性中发愤图强以求超越现实的痛苦与残毁。1902年严复与梁启超商讨翻译文字，有谓：“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斯人已去，这份气度与胸襟读之难道不是依旧让今人“惭愧自生”？三严复对吕碧城另种生命角色，或堪称亦为“知遇之恩”。如果袁世凯对吕碧城的“知遇”限于现世人生的名山事业，例如兴办女学乃至协理政治，严复对吕碧城的“知遇”无疑在于精神层面的高度理解。这位“有烟霞癖”的福建人“说的一口地道的京话”、“虽是一个高级官僚，却有一种落拓名士派头”、演讲“很有次序”——此为1905年严复在上海出席“名学演讲会”时包天笑（1876—1973）对其观感。我本人深信此种“风度”本身适足构成两个富有情趣之人的真正投机与默契。甚至严复本人同样“气性太涉狂易”、有“狂傲矜张之气”（二语分别出自郭嵩焘、曾纪泽），抑或因此他才特能欣赏吕碧城之“心高气傲”。前文所言严复写给甥女信函中对吕碧城的高度评价，在严、吕会面之际，不可能不对碧城言及一二。严复的通达包容，一定温暖过孤高敏感的吕碧城，尤其在她与英敛之诸人关系陷入僵局之后。严复对于吕碧城的认同，当然基于思想认识“相契”。严复曾在家书中详细记载了吕碧城对自由结婚的深刻见解：渠云：据他看去，今日此种社会，尚是由父母主婚为佳，何以言之？父母主婚虽有错时，然而毕竟尚少；即使错配女子，到此尚有一命可以推诿。至今日自由结婚之人，往往皆少年无学问、无知识之男女。当时相亲相爱，切定婚嫁之时，虽旁人冷眼明明见其不对然如此之事何人敢相参预，于是苟合，谓之自由结婚。转眼不出三年，情境毕见，此时无可诿过。连命字亦不许言。至于此时，其悔恨烦恼，比之父兄主婚者尤深，并且无人为之怜悯，此时除自杀之外，几无路走。渠虽长得不过二十五岁，所见多矣。中国男子不识义字者比比皆是，其于父母所定尚不看重，何况自己所挑？且当挑时，不过彼此皆为色字，过时生厌，自尔不终；若是苟且而成，更是看瞧不上，而自家之害人罪过，又不论也。（《与甥女何纫兰书》十七）年近六旬的严复如此不厌其烦详加转述自是缘于惊叹吕碧城居然“透澈至此”。关于吕之婚恋问题严也是最关心的人之一。1909年6月13日严复日记中流露了类乎父亲的焦虑与关爱：“吕碧城来视，谈极久。此儿不嫁，恐不寿也。”致甥女函中更是长吁短叹：碧城心高气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极喜学问，尤爱笔墨。若以现时所就而论，自是难得。但以素乏师承，年纪尚少，故所学皆未成熟。然已比平常士夫，虽四、五十亦多不及之者。身体亦弱，不任用功。吾常劝其不必用功，早觅佳对，渠意深不谓然，大有立志不嫁以终其身之意，其可叹也。（《与甥女何纫兰书》十八）传说吕碧城生平也有过多次议婚。见诸严复关注视野的则是和当时驻日大使胡惟德间一段过往。1909年11月12日严复在他简练到近乎简陋的日记中重重记下一笔：“胡仲巽来，言其兄不要碧城。”两天后（11月14日）又有如下记载：“接胡（惟德）电，已闻仲巽言。”想来还是针对碧城议婚胡氏一事。此事具体曲折在严复致夫人朱明丽函中有详细说明。似乎双方都很不热情，胡惟德固“已与一美国女学生定亲”，吕碧城则“虽经母姊相劝，然亦无意”。值得注意的是严复本人对于“自由恋爱”的评价就很不高：中国数千年敬重女贞，男子娶妇，于旧法有至重之名义，乃所以承祭祀，事二亲，而延嗣续。而用今人之义，则舍爱情俗欲而外，羌无目的之存；女色衰而爱驰，男财尽而义绝，中道仳离者往往而有。今试问二者之中，何法为近于禽兽？则将悚然而知古礼之不可轻议矣。以严复对儒学、礼法之理解深透，他居然能容忍吕碧城“极不佩服孔子”、“一切尘腐之论不啻唾之，又多裂纲毁常之说”（《与甥女何纫兰书》十八），这就是“学贯中西”之后严复的心量与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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