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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5至10年，中国将进入“全球投资、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全球服务”的全球生产体系建设时期。　　11月4日，一场来自北方的寒流如期而至，没能阻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的热闹氛围。不同肤色的各国代表接踵而来，座位两旁的间隙过道也被参会者拥满。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国际矿业投资步入寒冬之时，这样的现场显得格外温暖。
　　代表的热情来自对中国市场与矿业发展的热切关注。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干飞表示，“虽然目前GDP增长速度在下降，但从发展趋势上来看，未来10-20年的中国矿业投资需求仍然很强劲，矿产消耗仍处高水平运行。”
　　“今年上半年，我国固体矿产境外投资64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金额达到14.22亿美元，矿种包括煤炭、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贵金属和其他金属，区域分布在非洲、拉丁美洲、北美、亚洲、大洋洲和欧洲等。”中国矿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先达说。
　　2013年到2015年，预计中国仍会有上万亿资金流入矿业，民间资本在整个矿业投资的占比将占半壁江山。
　　干飞指出，民资36条和国家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都已经明确，鼓励和支持民企进入矿业。随着在矿业领域的空间和占比越来越大，民企“走出去”的意愿也愈发强烈。
　　虽然中信泰富澳矿开工6年，耗资百亿美元颗粒无收，但并没有令民企怯步。在高回报的诱惑下，即便冒险，也要“出海”赌一赌。
　　走向非洲
　　“如果我是中国的年轻人，我就会选择去非洲寻找发展机会，就像当初人们去美国寻求‘美国梦’一样，资源丰富的非洲大陆将是更有前景的投资热土。”专门研究欧洲地中海地缘政治、跨文化谈判与管理的法国马赛商学院副教授YahiaZoubir如是说。
　　“受本轮全球经济不振影响，矿产品价格下跌，海外企业资产严重贬值，金融或实体机构迫不得已大量出售资产以缩小规模，于是，中资企业受到‘抄底’的吸引，掀起了新一轮‘淘矿热’。”中投顾问冶金行业研究员苑志斌向媒体表示。
　　相对于国企、央企及大型产业集团倾向于去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矿产资源丰富的大国跑马圈地，部分民营企业在资金实力和竞争力有限的情况下，选择转道掘金非洲地区。
　　济南域潇集团董事长吴涛表示，域潇在非洲的两个大型锆钛矿有望年底实现回运，届时公司投资非洲矿业将赚到第一桶金。其他诸如金矿、铁矿、煤炭等还处于勘探状态，或仅是取得了探矿权。
　　仅在今年10月份，济南域潇集团就向山东省商务厅申请在莫桑比克设立了5家矿业公司。据报道，域潇集团自2005年进入莫桑比克找矿以来，现已拥有7个采矿权和60多个探矿权。
　　吴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他们进入非洲较早，并且当地发展水平较落后，取得这些矿权证的成本不算高；在勘探方面他们有自己的两支勘探队，也能节省一些钱。另外，新成立的5家公司，每家都针对旗下不同的矿业种类，便于日后对口开采。
　　对于在漫长勘探、开采过程中所需的大量资金投入，吴涛说，他们主要在取得矿权后，与业内实力雄厚的上市公司、央企等进行合作，由对方出一部分资金，共同开发获益。
　　辐射全球
　　大型铜冶炼厂阳谷祥光铜业，2月与欧洲的矿业开发公司EMED签署正式协议，出资1500万美元认购EMED约11%的股权，并提供1500万美元贷款，帮助EMED重启西班牙最大的铜矿项目RioTinto，同时，祥光铜业取得矿山复产后占总储量25%的铜精矿供应。
　　福建的荣泰国际控股集团，则通过在澳交所主板挂牌上市，在澳大利亚成功收购了8座铁矿石矿山。
　　8月27日，澳大利亚铁矿石勘探和开发公司桑德斯资源有限公司，接受了四川民企汉龙集团全资要约的收购报价。桑德斯拥有位于喀麦隆和刚果（布）边境的穆巴拉铁矿石项目，汉龙的铁矿石年产量目标为3500万吨。
　　据了解，近年来，汉龙集团频频在钼矿、铁矿、铀矿等领域展开了海外收购。去年汉龙集团曾表示，公司正在实施铁矿石海外战略，目标是在10年内成为全球第四大铁矿石供应商。
　　据统计，中国在过去7个月的对外直接投资猛增50%，民营企业成为出海主力。毕马威国际主席安茂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未来的全球经济中，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资金流向结构的改变，将是大势所趋。
　　安茂德认为，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中国赴海外投资更注重投资的长期效益，而不仅仅是出于短期利益考虑。现在正是很好的买方时机。尤其适合去那些价值暂时被低估了的市场做投资。中国可以依托自己的财政实力和巨大的市场来制造产品，或者也可以从别的国家或者市场引进更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使国内的商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表示，我国之前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接下来，我国对外投资是逆势而上发展，而且会进入相对比较高的发展阶段，未来十年中国海外投资将出现爆发式增长。从战略上来说，企业“走出去”、中国资本“出海”是大趋势，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将达到更高层次，由原来的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则认为，在地域上，我国的海外投资已经有所突破，“我国明显加快‘走出去’的步伐，而且是全方位的。从地域而言，包括向非洲、拉美、东南亚、中亚、南亚、美、日、欧等各个国家投资。从形式而言，我国对外投资采用的是多种形式，比如在发达国家建研发中心、设计中心、人才培训中心等。”
　　“十一五”期间，我国海外直接投资（ODI）年均增长率是40.8%，外商直接投资（FDI）年均增长率是9.6%，对外投资速度明显高于外商引资速度。张燕生认为，未来5到10年，中国将进入“全球投资、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全球服务”的全球生产体系建设时期。
　　三个三分之一
　　从2000年提出国家“走出去”战略，至今已经有12年。需要通过资本输出缓解国内经济不平衡的压力，未来我国将是对外投资大国。
　　今年6月，发改委发布了《关于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称将会落实和完善财税支持政策、加大金融保险支持力度支持民营企业走向海外。其他有关部门也已经或将要通过出台专门文件等形式对《实施意见》中提出的主要政策进行细化落实，不断完善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信贷、外汇、保险、财税、人员出入境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加快健全相应的政策促进体系、服务保障体系、风险控制体系，积极发挥鼓励引导和综合服务作用，为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但客观地说，民营企业在国际经营管理经验和风险防控方面，与跨国化经营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参赞梁才德表示，目前“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中，投资不成功的占三分之一，勉强维持的接近三分之一。
　　福建省外经贸厅对外投资处处长陈扬认为，企业投资前要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德国、日本企业在跨国投资前期研究的投入占总投入的14%，中国企业投入仅占1%。此外，企业还应及早进行国际化经营人才储备，完善内部风险管理和防控机制。
　　在市场和中介组织层面，民营企业要加强商会、协会等中介组织建设，对内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咨询信息、商事法律服务、人才培训等方面的作用，帮助企业做好可行性评估。有关商协会应该积极发挥协调作用，树立民营企业在海外的秩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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