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热两重天的诗句_茅盾的“冷热”两重天

　　1949年元旦，香港的《华商报》刊发了茅盾在香港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迎接新年，迎接新中国！》。此刻，怀着美好政治蓝图的茅盾，正携夫人孔德沚与李济深、章乃器、邓初民、朱蕴山、洪深、彭泽民、孙启孟等一行二十余人，聚在香港驶往大连的苏联货轮——“阿尔丹”上。这是第三批受邀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队伍。在此之前，已经有沈钧儒、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等第一批文化名士在1948年9月北上大连；郭沫若、马叙伦、翦伯赞、陈尤其、许广平母子等第二批文化名士在11月初沈阳解放后离开香港。之后启程的是第四批文化名人，则有包括柳亚子、宋云彬、马寅初、曹禺、赵超构、叶圣陶、郑振铎、王芸生、徐铸成等25人。
　　陆陆续续还有多批声名、地位和影响稍逊一些的文化人相继北上，当然其受重视的程度已显然不如从前。这一点萧乾等人有切身的体会，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描述说：到北京后，已经从住宿待遇方面感到其中的等级差别，比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曹禺等高一级的人士住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等，次一等的住翠明庄等，自己与另一些人则住档次一般的亚洲饭店，同住的人曾为此大发牢骚。再从1949年后北上文化名士们被委任的职务上来看，各人被安排北上的批次也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各自未来在新政权中的位置了。
　　当然，对于受邀北上的文化名士们来说，未来实际职位的高低与自己被重视、重用的程度和结果是之后的事，而在大局未定之时，则可以尽情享受着那份并不遥远的期待与目下的紧张、刺激和友好氛围。所以，与茅盾一样，这些作为饱经战乱、流离于香港等地的政府异见分子们，北上的一路满是欢声笑语和振奋人心。郭沫若有诗云：“轮头北过长江口，顿见风平浪亦平。谅是海洋同解放，鱼龙安稳颂光明。”叶圣陶也有诗云：“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恐怕后来的人难以想象当年这诸多文化名士对于时事政治的这种心理预期和蓝图设计。事实上，如果大略回顾一下共和国的革命历程便可知，反抗强权和专制与追求民主、自由，始终是“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知识人的梦想，他们几十年来就是一直这样坚信并执着着，甚至不惜为这个理想而身陷囹圄、献出生命。而且，更让他们确信的是，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为代表的异见媒介，在1940年代就曾庄严地作出各种令人期待的承诺。
　　在这一场争民主、争自由的翻身解放运动中，作为左翼文化名人与革命文学的重要作家，茅盾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在题名为《要真民主才能解决问题》的文章中，茅盾直言道：“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受尽了欺骗，如果将来其他文献统统失传，只剩下堂皇的官报，则无话可说；如其不然，那末，我们的后代一定会不懂，为什么我们这样容易受欺骗？……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也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在《从“自由”说起》一文中，他对以民主、自由做招牌却施行野蛮暴力的执政当局抗议道：“你尽管高喊你的自由和民主，但请不要私带铁尺和石子。”在《学习民主作风》一文，茅盾针对“民主不适合中国论”有理有据地批驳说：“中国的确缺少民主的传统。中国不缺少的，确是‘官’主的传统。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中国老百姓就不配生活在民主政治之下。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必须到了老百姓的程度被认为已经够了的一天，然后可以实行民主。学游泳必须在水里，学骑术必须在马背，同样，培养老百姓运用民主政治的能力就必须政治先民主。”茅盾还在文中指出：“中国的实行民主的最大障碍，决不是老百姓的‘程度不够’，而是享有特权者太多。”实事求是地说，茅盾的这些话，虽然不是什么空谷足音，也算不得高深理论，都是些简简单单的事实与常识，但对于一直以来处于中世纪的蒙昧国度来说，的确是抓住了中国极权专制的要害。别林斯基曾说过，很多时候人类是为了常识而付出血的代价，纵观二十世纪的中国，可以说是无时不刻都在验证着这个朴素的道理。朱学勤痛彻地总结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
　　其实，不用费劲翻检旧报刊，也不必苦心阅读那些文章内容，仅仅从那些鲜活的标题中，即可看出其中的思想主张与政治理想，而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读书人也都会因此而心领神会、无限敬仰。就从这一舆论宣传便可窥见，1940年代末以毛泽东为首的延安边区作为在野力量，已经优胜于蒋介石主政下的国民政府。也正是在这样的舆论和宣传攻势下，一方面，美国政府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力度大大减低，甚至已近失望的谷底。与此同时，延安和毛泽东却被美国等国际社会寄予了无限同情和希望——民主和自由的希望所在；另一方面，以民盟、民进、民革等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这些令人欢欣鼓舞、精神振作的文字的感召下，纷纷加入所谓“统一战线”中。他们虽然手中没有机枪大炮，但作为一只不可忽视的生力军，在民心向背的决战中，振臂高呼，奔走相告，并伙同那些热血青年，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示威游行和民主浪潮，不但严重摧毁了国民政府的公信力，还加速促成国民政府内部精英集团（包括军队）的瓦解与策反。最终，在这股合力之下，中国大陆实现了解放。
　　面对解放军摧枯拉朽、秋风扫落叶般的进攻态势，已经顺利抵达东北的茅盾，内心无比激动，喜悦之情溢于言表。1949年1月27日沈阳的欢迎会上，他以“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平”为基调，慷慨激昂地作了《打到海南岛》的讲话。1949年9月的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他同样激情四溢地说道：“全世界的眼睛今天都望着中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展开了中国历史全新的一页。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的统治从此结束，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像初升的太阳照耀着亚洲。照耀着世界！”临末，一贯性格温婉、内敛、淡定的茅盾，竟然也情不自禁地以诗人郭沫若为师高呼起口号，那些感触与口号，虽然今天听起来太过煽情，但如果还原历史现场，不能不承认，它的的确确应和了那个时代的洪流，虽然这个想象的人间天堂未来究竟会怎样，不仅茅盾，包括其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不曾认真设想过，他们惟一的政治蓝图就是所谓的民主联合政府。
　　最初，历史也没有让他们失望，不久则每况愈下。中国民间有句俗语：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茅盾度过了知命、花甲等明哲保身的年月，也在“靠边站”中迎来了古稀之年惊心动魄的生活。人们关注1966年，是将这一年作为“文革”正式爆发的纪念年。在这样的宏大历史时刻，曾任文化部长、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茅盾迎来了自己七十生辰，却是冷冷清清、无人问津，除了家人的陪伴，没有友朋的生日祝福，没有热闹的欢声笑语，更没有1945年重庆五十寿辰时的隆重排场。
　　遥想当年生日现场，那可真是盛况空前：重庆文化界的名士几乎悉数到场，邵力子、沈钧儒、柳亚子、马寅初、章伯钧、邓初民、张道藩、赵丹、徐韬、王若飞，以及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美国新闻处的窦爱士和一些外国记者都前来道贺。同时，成都和昆明的文艺界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6月24日《新华副刊》用整版刊登了“祝寿”的诗词和文章。25日、30日《新华副刊》陆续刊登出若干祝贺文章。重庆其他报纸的副刊以及成都、昆明、贵阳的报纸副刊，也都在24、25两日登出朋友们的贺文。这样隆重而热烈的欢庆场面，又有哪一个人会忘怀呢？只是此一时彼一时。清静、孤单在古稀老人那里，原本就属平常。况且，热闹只能是一时，过后反觉得更寂寥。
　　国家大事，作为下岗老干部，茅盾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气去操心。那些小事，听来只觉好笑，于己无关，任由他去。除了严肃认真地接待外调人员和不断撰写外调材料外，目下惟一重要的就是相安无事、安度晚年。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朴素的低标准的愿望，也终于没能如愿，却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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