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6统治胜利玩哪个领袖 不堪胜利：一个领袖的抗战

　　 1.抵制日货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正处于李宗仁和毛泽东的两面夹击之中。　　李宗仁当时控制着60万军队，以反对蒋的中央政府为由想自立门户。蒋的回应是派出100万军队与之战斗。同时共军又在江西反扑国军，蒋又派遣12个师在江西与中共军队战斗。但蒋派出的军队途中便溃散一半。蒋又调遣冯玉祥的20万部队再进江西，因士兵水土不服再次惨败。与此同时，汪精卫和华南军阀在广州又另立政府，蒋此时注意力已无法再分散，他亲往南昌进行第三次与共军的对抗。在日记中，蒋承认这是民国从未曾有的“艰巨时刻”。
　　几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9月19日，蒋正在去往南昌“剿匪”的军舰上，他给出的指示是“自行妥善处理”。于是，张学良带领20万东北军从沈阳撤退，以躲避日本的区区1万关东军。按照美国学者陶涵的推测，蒋不抵抗关东军，是因为他认为通过外交可以解决问题。而在蒋的日记中印证了这一点，他表示：“在国内动荡且准备不足之下，中国必须避免和日本爆发全面冲突。”
　　当日军占领整个东北后，蒋发动了全国抵制日货运动，他希望这些动作能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但国际社会对蒋的表现关注度并不高，日军却开始准备在长江水域继续进军。此时，蒋仍然没有动用中国军队对抗的决心，他认为仓促交战“非惟治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他认为优先需要解决的还是内部问题——共产党的问题。
　　 2.预测世界大战爆发
　　日本占领东北后，蒋介石迫于压力以及与汪精卫的矛盾一度放弃了权力，但国民中央政府随即陷入瘫痪，各省都扣住税收不肯上交，军内其旧部也宣称只听从蒋的指挥。汪精卫意识到蒋是危急时刻不可或缺的角色，于是请蒋出山，重新担任军事总司令。
　　但在蒋的思维中，中国的问题首先是共产党造反，这个问题是先于军阀的，而军阀问题是先于日本侵略的。
　　蒋在当年6月发表了一次公开讲话，他直截了当的提出：“中共的根基就是国民政府机器的无能和贪腐，如果这次剿匪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将有大麻烦，因为政府不能既长期抗日、后方又遭人攻击。”
　　在日踞上海期间，蒋的军事部署集中在鄂豫皖边区，花费了近百万大军才对共军进行了有效的封锁，而此时东北的日军已经进攻到山海关，开始虎视北平和天津。蒋转而喊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蒋对这个决策的解释，依然是“缓和侵略，解决内部问题”。为了稳住军中的主战派，蒋给手下的军官开会，称停火是争取时间以“保存华北，稍纡喘息。”
　　蒋对与会的军官们保证，“总共还不到1100天”就会开始对日全面宣战。蒋预计这场战役将持续十年的时间，他在会议的最后，预测最终世界列强会最终介入这场战役，全球的世界大战会由此开始，最后日本国内爆发革命，战争结束。
　　 3.预测中共夺权
　　张学良的东北军撤至关内，蒋一直希望这支多出来的“机动兵力”能在陕西彻底剿灭中共武装。但张学良已经被“不忠不孝”的千古骂名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多次要求带兵收复东北。蒋对张学良这一“愚蠢短见”持批判的立场，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及：“汉卿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是其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力也。”此后，张学良参加蒋的50岁寿宴，以陕西局势吃紧为面见蒋，两人争吵了近一个小时，蒋最后对张摊牌，“如果国民党在这个关头停止内战，改为抗日，势必使得全国领导权落到中共手中。”历史证明，蒋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此后西安事变的发生，也并未如张学良、杨虎城期望的那样，全国会一起谴责蒋并要求蒋抗日。反之，全国舆论都认为这是“两个专制的军阀粉碎了国家的希望，恐再掀起新一波的血腥内战。”事实上，西安事变让蒋介石掌控了民心，而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竭诚实际上也不是这次事变的功劳，因为在此之前，在苏联的授意下，中共与蒋介石已经就联盟达成一个秘密共识，这个共识当时之所以处在保密阶段，一是因为毛泽东和蒋介石还未正是在文件上签字，二是因为蒋介石仍想抓住机会给中共致命一击——只要张学良和杨虎城能服从他的指挥。
　　 4.曾经亲苏
　　蒋一直认为抗日战争的获胜关键就在于“外交”，必须要让中国、苏联、美国和英国成为盟国。相比遥远的美国，起初蒋在内心深处最想结盟的是与日本历来敌对的苏俄。他屡次和斯大林通话，告诉斯大林“没有你的帮助，中国无法撑下去。”斯大林答应给蒋送去65架飞机，并对蒋的称呼改为“阁下”，称抗日战争为“伟大的抗战”。
　　在和斯大林关系最紧密的时刻，蒋甚至有倾向表明他会带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蒋曾在日记中表示，“共产国际纪律最严，方法最精，为任何党派所不及。”对比内部腐化的国民党，蒋“迫切向往中共士兵、干部的理想主义精神和专注力。”蒋在1938年甚至多次对周恩来提起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并成为新政党的想法。
　　1939年的春季，日本开始动用轰炸机轰炸重庆。重庆无任何防空设备，蒋只能躲在住处的防空洞里。在此期间曾有美国记者采访蒋，蒋对记者说中国的抗日策略是积小胜为大胜，他特别谈起了楚汉相争的历史，“楚汉七十二战，楚无不利，最后胜利，卒归于汉。”蒋的这一思想其实比毛泽东提出的《论持久战》时间要早一些。
　　美国记者的采访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美国开始对中国战场的重视。罗斯福总统看到这篇采访后，认为中国抗战可能是一道对抗法西斯国家的“防疫隔离”。同时罗斯福通知日本政府，美国预备废止1911年签署的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蒋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他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庆幸：“（看来）只有美国对外交事务有理想。”
　　在蒋发出此感慨的几天后，斯大林宣布和希特勒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随后在1939年9月，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蒋此时意识到依靠苏联的帮助是危险的，他甚至认为苏联有与日本结盟的可能。于是他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意识形态上与苏联敌对的，更富有、更强大的美国”。
　　1941年12月8日凌晨，蒋获知日军航母机群偷袭了美国珍珠港，他立刻起床口述一封信给罗斯福，称“现时我两国已对共同之公敌而作共同之奋斗，中国自当贡献其所能及其所有，期与友邦美国以及各与国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必使太平洋以及全世界人类正义在野蛮暴力与无穷诡诈之空前劫运下获得解放而后已。” 　　在与美国形成绝对的同盟关系后，蒋开始筹划中、美、英、苏的大联盟模式，并把这个想法通知美方。罗斯福的回应极为迅捷，他告诉蒋“能够与阁下及您领导的贵国结合，我为我的国家感到骄傲。”蒋随后抽调第九战区的薛岳夺占长沙，接着又派出国军第五军、第六军和六十六军进入缅甸与日军作战，罗斯福遂提名蒋出任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感谢罗的提名，但要求一名美国高阶将官担任他的参谋长，罗斯福推荐了史迪威。蒋同意此人选，但要求史迪威接受指挥。
　　在成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后，蒋认为自己在二战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地位都会因此达到空前高度。”
　　 5.外交胜利
　　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决定空袭东京，美国的轰炸机计划在航母上起飞，空袭后飞往浙江地区降落。得知此消息后，蒋强烈反对，他认为此举会激怒周边日军攻占浙江的机场。他希望罗斯福能暂时延缓空袭计划，让国军地面部队强化一下机场周边的防戍。但罗斯福的回答让蒋不快，他表示计划已经开始，无法叫停。
　　在美军的飞机空袭东京后，浙江遭受日军报复性的疯狂进攻。蒋愤怒不已，他告诉罗斯福，“日本人杀光了当地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童——我再重复一次，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童。”日军在浙江和江西大规模进军，蒋被迫派出34个师的兵力对抗。姜方此举被蒋评为“鼓舞了美军士气，却折损了中国百姓。”
　　愤怒的蒋给罗斯福去了一封长信，他询问罗：“美国是否还有意维持中国战区？”罗保证未来一定支持重庆，但现在国际情况确实紧急。蒋这次没有再发火，他撰写了一份名为“维持中国战区的三项最低要求”的备忘录给罗。备忘录中，要求罗斯福派驻500架飞机到中国，每月空运 5000吨物资来华，并派三个美军师团到印度。
　　罗斯福答应了蒋的要求，但他却把发放物资的权力全权交给了史迪威。这直接造成了蒋和史之间更大的矛盾。罗斯福通过英、美放弃“治外法权”来侧面安抚蒋。蒋于是把治外法权的废除视为自己的一次外交胜利。
　　1943年11月，盟国的高峰会议开罗会议开启。这次会议中国第一次以“世界四强国”身份参加。在开罗，蒋第一个会见的便是英国首相丘吉尔，虽然丘吉尔对蒋一向看不上，但会面后，他“对（蒋）镇静、内敛和有效率的个性印象深刻”。蒋在开罗会议前期还会见了盟国联合参谋长团等，但蒋最想交谈的是罗斯福，其余的会谈他都敷衍了事。
　　蒋与罗斯福进行了一次几乎长达一夜的长谈。这次长谈是蒋期待已久也计划已久的，他在长谈中和罗谈到了日本战败后政府形态的问题，蒋同意日战败后由人民自主决定自己的未来。蒋提议日对中赔偿可以用工业和战争机械设备、商船等实体财产支付，他谦逊地让驻日盟军由美国领衔，但罗立刻摆手，告诉蒋应由国军主导。罗随后和蒋对苏联问题展开讨论，他们都认为苏联不可信赖。蒋对罗承诺，在苏联问题上，蒋听从罗的指挥。罗也表态，将强力支持东北和台湾回归中国。这次长谈后，蒋“非常满意，罗斯福以老友待我。”
　　 6.被宰割的胜利
　　1944年入夏，日军发动意在打通“东亚大陆南北交通”的全面进攻战役。4月，河南沦陷，随后，国军在华东、华南兵败如山倒，从长沙到桂林接连失守，缅甸战场也节节败退。
　　罗斯福对蒋介石的军事能力产生巨大怀疑，他提议让史迪威全权负责国军指挥权，甚至警告蒋，如不放权，美国撤销一切对国军援助。蒋读完罗斯福的这封信，清出了身边的所有人，而后放声痛哭，哭声延至午夜。
　　蒋因为史迪威而痛哭一事开始在国民党高层流传，他在1944年9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余实已心碎精疲，几不能久持。而今竟又遭党内如此之凌辱，与国内如此之讽刺，此种横逆与耻辱之来，实为有生以来未有之窘困。”蒋痛哭的消息也传到了罗斯福耳中，在经过与美将官及国会高层反复讨论后，罗斯福决定召回史迪威，任命魏德迈将军接任，以此来安抚这个“心力交瘁的领袖”。罗斯福的做法让蒋的心“终落地”，他的痛哭换来了更懂得界限的魏德迈。
　　就在蒋为日军进逼昆明而焦头烂额时，美、英、苏在苏联雅尔塔召开了会议。会议上，三国达成秘密协议，即在盟国击败德国90天后苏联要对日宣战，苏联可以获得中国东北和部分华北的控制权。蒋得知这次秘密会议后深受打击，他意识到自己作为领袖却很难掌握国家的命运。
　　但随着1945年4月2日罗斯福的突然病逝，蒋认为自己或许迎来了“命运的又一次转折”。为了表明一种豁达的民主态势，蒋在1938年后首次召开了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蒋提出停止训政、允许所有政党皆获合法地位、多党制、直接选举地方及设立省议会，所有成年公民不分教育、财力都有投票权的多项民主主张。蒋甚至第一次允许任何人批评国民党的种种问题，并邀请了大量外国记者（尤其是美国记者）来华采访这次国民党代表大会。
　　在军事方面，蒋同样做出了想让杜鲁门看到变化的努力。在魏德迈的指挥下，加上陈纳德空军的支援，国军获得了湖北战役的胜利。这场失利让蒋可以宣称：只要有好的指挥官、现代武器和车辆，以及稳定供应粮食和弹药，中国军队可击败日军。
　　但蒋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杜鲁门在蒋湖北作战胜利后公开发表声明，称“完全支持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签署的协议”，蒋在日记中哀叹“无可奈何”。
　　两周后，欧战结束，苏军准备向东北的日军开战，蒋派出精通俄语的蒋经国去苏联和斯大林谈判，拟定一个“稳定”的中苏条约。在这次谈判中，斯大林保证苏联进入东北击败日军后3周内就会撤出东北，蒋相信了这个说法。为了巩固斯大林的想法，蒋同意战后在东北和外蒙古问题上与斯大林再进行磋商。蒋为此设定了一个“四点外交方针”，即新疆北部与苏联合作、内地与美合作、对苏联重视政治关系、对美重视经济关系。蒋认为这个四点外交方针会让斯大林“支持国民党、而非共产党统一中国。”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第二天苏联进军东北，横扫日寇。8月9日，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蒋得知消息后，抢在日本投降前立刻下令通电所有中方军官通知在华日军，只能向中华民国军官投降。8月11日，蒋发信给中共司令员朱德、彭德怀，告知他们应服从国军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不得擅自移动。14日，蒋写信给毛泽东，信中称：“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
　　然而等待蒋的，是另外一场“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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