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祥瑞灾异类公文概说:异类

　　摘 要： 在我国古代漫长的政治文化生活中，祥瑞灾异占有重要的特殊地位。祥瑞灾异思想源远流长，起源可追溯至原始社会，在汉代真正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体系。汉朝谶纬之学泛滥，祥瑞灾异类公文与谶纬之学呼应，数量多，内容复杂。本文主要分析了两汉祥瑞灾异类公文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并对祥瑞灾异类公文进行了必要的统计学分析。
　　关键词： 祥瑞灾异 两汉 公文
　　自然崇拜与灵物崇拜是人类原始宗教形式，人们对无法解释或者解释不了的自然现象充满了畏惧和惶恐。他们没有办法客观地看待自然现象，而是把它们和人或事联系在一起。《礼记·正义》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者，祯祥，吉之萌兆；祥，善也。言国家之将兴，必先有嘉庆善祥也。《尚书》‘祥桑、共生与朝，是恶’，此经云善，何得入国者，以吉凶先见者皆曰‘祥’，别无义也。‘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者，妖孽，谓凶恶之萌兆也。妖犹伤也，伤甚曰孽，谓恶物来为妖伤之征。若鲁国鸜鹆来巢，以为国之伤徵《说文》云：‘衣服、歌谣、草木之怪为妖，禽兽、虫蝗之怪为孽。’”由此可以看出，祥瑞和灾异都是自然界中本来就有，但却以反常的形式出现的动物、植物或者其他事项。既然古代君王和学者都认为反常的动物、植物等是和上天有关并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必然会将祥瑞灾异之说用到国家治理过程当中去，祥瑞灾异类公文也就应运而生。
　　一、两汉祥瑞灾异公文产生的原因
　　祥瑞灾异思想古而有之。《春秋》中就有关于鲁哀公“西狩获麟”的故事记载，《左传》中也写“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晋卜偃曰：‘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1]将灾异与国运联系在一起。两汉时期，祥瑞灾异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被学者赋予了浓重的天命色彩，真正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体系。《春秋繁露·必人且智》篇曰：“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也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变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出天灾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2]由此可见，汉代的人把反常的自然现象和动植物看作是上天对人间帝王的赞扬和谴告，从而也普通的自然现象和国家政事联系在一起了。
　　（1）阶级统治的需要
　　古代君主被称为“天子”。顾名思义，就是天子就是“上天之子”。天子的职责是代表上天来管理人世间诸事政务。为巩固皇权，帝王会利用祥瑞现象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施政的正确性，无论国势如何，都把大量祥瑞的出现当做渲染政绩的天然工具。秦末，陈胜、吴广利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的祥瑞灾异之说成功发动了农民起义，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其后各地农民起义军坚持反秦斗争，最终推翻了秦朝。秦末的农民起义和战乱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汉武帝建国后急需要以各种手段和方式来维护国家安稳和统一，改善人民生活。于是，效仿前人借祥瑞之说来达到目标也是其手段之一。《汉书卷一上·帝纪·第一上》记载：“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献公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赤帝，尧后，谓汉也。杀之者，明汉当灭秦也。”以“雨金”为祥瑞，来说明汉取代秦的正确性合法性，这在当时的文书记载里还有很多。“帝自在邸弟，数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盘于床底之间。年十岁，好学《史书》，和帝称之，数见禁中。”[3]孝安帝出生疏属，且非嫡子，所以利用了出生祥瑞来塑造自己继位的合法性。这与汉高祖刘邦以赤帝子斩蛇“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是一脉相承的。孝安帝以赤蛇见来宣扬：“自然之应，得天统矣”[4]。
　　（2）抑制皇权的需要
　　帝王君主擅用祥瑞维护统治、巩固皇权。而在汉代，灾异被看作是上天“谴告人君”的标志，官僚大臣们通常以“言灾异”的形式上书皇帝，以此钳制皇权，或借言灾异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以期皇帝能采纳，从而实现政治抱负。《汉书·五行志》记载，汉成帝时期，“星陨如雨”，大臣谷永针对这一现象上书汉成帝曰：“日月星辰，烛临下土，其有食陨之异，则遐迩幽隐，靡不咸睹。……王者失道，纲纪废顿，下将叛去，故星叛天而陨，以见其象。……方今国家兼而有之，社稷宗庙之大忧也。”以此来警示汉成帝要遵行正确的治国之道，要重视朝政纲纪。
　　二、两汉祥瑞灾异公文产生的背景
　　（1）社会背景
　　两汉建立之初，统治者实行“修生养息”政策以宽刑薄赋的政策，保养民力，增殖人口，以达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统治的目的。休养生息政策自汉高祖开始，历经几代皇帝（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执行了六七十年。结果是“海内殷富，国力充实”。班固说：“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而到了东汉末期，政治腐败黑暗，内有宦官外戚夺权，外有匈奴入侵不断引起边界骚乱。祥瑞灾异说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理由被当朝者和政治家所利用，渗透进整个汉代的政治生活里。在强盛时期，人们常以祥瑞来歌颂统治者治国有方，而国家有衰败迹象，外戚宦官引起“天怒”时，灾异说便成了讨伐的武器。两汉社会由盛而衰的整个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祥瑞灾异类公文。
　　（2）思想背景
　　祥瑞谴告，在先秦时期已有萌芽。不仅在代表儒家思想的《春秋左传》、《国语》、《礼记》等中有相关记载，法家色彩浓厚的《管子》中也有涉及。但是，到汉代董仲舒这里才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他提出“天—地—人”天人三策的思想是祥瑞灾异之说的理论来源。董仲舒认为“祥瑞”“灾异”的发生并非人为因素，但人和天是可以互相感应、感通的，所以祥瑞、灾异还是和人事行为有关，甚至直接取决于人事行为。如果天下民心所向一致，认可国主等同认可父母，国主爱戴臣民，那么天瑞就会“应诚而至”。反之，帝王如果不能统领群生，诸侯大夫背叛，刑罚泛滥，则必然妖孽滋生，天降不祥。所以董仲舒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5]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在整个两汉社会时期占主导地位，流行与西汉末期的盛行于东汉的谶纬就直接继承了他的学说。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两汉出现了大量的祥瑞灾异公文，并有其显著的特色。 　　三、两汉祥瑞灾异公文的种类
　　从论述的主题来看，可以分为祥瑞类公文和灾异类公文。而根据公文的内容，又可以把分为如下几类：
　　（一）天文类公文。这类公文是指以天文现象为对象来写作公文的。古代表吉祥有景星、周伯星、庆云等；预示灾异的有彗星出、星陨、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刘向《日食对》、《星孛对》，郑兴《上日食疏》，卢植《日食上封事》等等，此类公文不胜枚举。
　　（二）动物类公文。在汉代的祥瑞公文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些代表着吉祥和好兆头的动物：麒麟、龙、龟、凤、赤兔、白狼、苍鸟等。例如《改铸黄金诏》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袅蹄，以协瑞焉。”在灾异公文方面，预示会有不好的变化或者灾难时常会出现雏鸡变雄鸡、蛇、老虎潜身出入宫门等等反常现象。[6]如《后汉书·杨震附传》中记录的杨赐的《为青蛇见御座上封事》
　　（三）自然现象类公文。自然现象中作为祥瑞的主要有甘露、醴泉、瑞雪、河水清等。如孝宣帝于元康元年三月的诏书中曰：“乃者凤凰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获蒙嘉瑞，赐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骄色，内省匪解，永惟罔极。”[7]灾异有水灾、旱灾、雪灾、地震、风灾、山崩、虫灾、冰雹、霜灾等。汉代自然灾害频发，灾异类公文的数目在祥瑞灾异公文总量里所占比重更大。很多大臣都写过此类的灾异公文。如：谷永《三月雨雹对》、杨震《因灾异复上书》、黄琼《因大旱复上疏》等等
　　（四）此外还有植物类公文。植物大部分都出现在祥瑞公文里，代表好的吉兆。如：歧麦、嘉禾、芝草、连理枝等。孝宣帝神爵元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诏曰：“朕承宗庙，战战栗栗，惟万事统，未烛厥理。乃元康四年嘉谷玄稷降于郡国，神爵仍集，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中，九真献奇兽，南郡获白虎威凤为宝。……其以五年为神爵元年，赐天下勤事吏爵、鳏寡孤独高年帛。”[8]神爵也就是雀，神雀集于长乐宫，同时也出现金芝、白虎这些瑞物、宣帝认为这是他治国有力，国祚昌盛的象征。原本以“元康”作为年号，因此应瑞改元，把年号改为“神爵”。
　　四、两汉祥瑞灾异公文的主要文种
　　秦汉是封建公文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公文体式第一次被统治者明确分类，并在其后的发展中，迅速繁荣和完善起来。两汉出现的公文种类多而庞杂，从行文方向来看，祥瑞和灾异公文可以分为上行文和下行文。下行文的种类主要有：
　　（一）制。制又称制书，是皇帝发布的法令性公文，一般用于重大社会制度的颁布，蔡邑《独断》云：“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9]如汉武帝的《元光元年策贤良制》、《元光五年策贤良制》等是制类公文的典型代表。这两篇公文里中提到“甘露降”“嘉禾兴”“朱草生”“麟凤在郊薮”等祥瑞景象，并强调是“天命之符”。
　　（二）诏。诏又称诏书，是皇帝或依照皇帝的指示精神发布的普通命令、训示或答复臣下上奏，也用做皇帝即位、逝世时，颁告天下的公文。诏比制的使用等级略低。[10]这类诏书有汉武帝的《祠后土诏》，武帝在祭祀的时候“见光集于灵坛”“殿上见光”于是下令赦免死罪并减免三县一年租赋。这是典型的写祥瑞之光的公文。汉宣帝的《地震诏》首句就写“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随后又写“朕甚惧焉”说明了统治者对上天心存敬畏，并认为灾难的出现是上天对自己的警告和惩戒。
　　两汉祥瑞灾异公文的上行文种类主要有：
　　（一）疏。疏是大臣向皇帝表明对朝政有一定的看法或有所匡谏的公文。“疏”的内容多为个人直抒胸臆，气势如虹。如杨震的《因地震上疏》，刘向的《谏营起昌陵疏》，冀封的《上疏请徙都洛阳》。
　　（二）上书。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疏者，布也。”又云：“书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陈之简牍也。”可见“书”与“疏”相似。上书是大臣上告皇帝或者诸侯王的公文。[11]“书”虽与“疏”相似，但在文章气势上却比“疏”体文书要平和许多。如张奂的《上书对灾异》，马融的《延光四年日蚀上书》，谷永的《日食上书》，孔光的《上书对问日蚀事》，师丹的《上书言封丁傅》等等。
　　（三）对策。对策又称对，是大臣对对答皇帝策问的公文。因为是回答皇帝的疑问，文章大多富于文采。[12]比较出名的有谷永的《复言灾异对》，张匡的《日蚀对》等。灾异类的公文在这类公文中所占数目较多，其它的还有冀奉的《日辰时对》，《庙祀对》，谷永的《门牡自亡对》，《星陨对》，《黑龙见东莱对》，京房的《别对灾异》，蔡邑的《对诏问灾异八事》等等，不胜枚举。
　　（四）封事。封事是大臣向皇帝汇报机密事项的公文。除上述文种外，封事是在祥瑞灾异文书中见得比较多的文种。如京房的《因邮上封事》，《至陕复上封事》，刘向的《条灾异上封事》，冀奉的《上封事言邪正》王章的《上封事召见对言王凤不可任用》等等。
　　五、两汉祥瑞灾异公文的历史价值
　　汉高祖刘邦结束了秦末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国家动荡不安的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国家。随着国力的强盛、国家的发展，两汉时期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公文，种类繁多庞杂，创作的各体兼备、形式多样。刘师培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曾指出：“文章个体，至东汉而大备。”祥瑞灾异公文作为汉代公文中特殊而重要的一种，对后来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的公文体系和写作风格都有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为后世创立了典范。
　　西汉时期，社会发展迅速，各方面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儒家学说，为统治者采纳和欣赏，确立了思想上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随后发展起来的经学、谶纬等学说在整个汉代社会里经久不衰，影响了两汉几百年。西汉后期至东汉，自然灾害频出、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这个时期，“灾异说”盛行，既有封建君主借灾异自省，更有臣子借此提出治国理政的想法，以求实现自身抱负。两汉的祥瑞灾异公文就是两汉社会从盛到衰，发展脉络的最好见证。研究两汉的祥瑞灾异公文，可以帮助后人更清楚地认识两汉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为探讨两汉政治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杨伯峻编著.左传·僖公十四年.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5：347.
　　[2]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8）必人且智第三十.
　　[3]后汉书（卷5）孝安帝纪.第203页.
　　[4]汉书（卷1）《高帝纪》下.第82页.
　　[5][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卷8）必人且智第三十.
　　[6]后汉书（卷八）.第352、354页.
　　[7][宋]吕祖谦编撰.[汉]班固原著.汉书详节.上海世纪集团出版社，第41页.
　　[8][宋]吕祖谦编撰.[汉]班固原著.汉书详节.上海世纪集团出版社，第44页.
　　[9]丁晓昌，冒志祥主编.中国公文发展史.苏州大学出版社，第48页.
　　[10]丁晓昌，冒志祥主编.中国公文发展史.苏州大学出版社，第49页.
　　[11]丁晓昌，冒志祥主编.中国公文发展史.苏州大学出版社，第51页.
　　[12]丁晓昌，冒志祥主编.中国公文发展史.苏州大学出版社，第52页.

推荐访问:概说 两汉 祥瑞 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