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俏货 [幸福是个紧俏货]

　　——你幸福吗？　　——我姓曾。　　这可谓是2012年最著名的问答。尤其是这个出自“清徐县北营村务工人员”之口的答案，网友称之为“神一样的回复”。 2012年中秋国庆长假期间，该问答一出炉，即引发了热烈的回响。从鼎沸的热议中，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这一问答清晰地折射出世态人心。公众和舆论对“你幸福吗？”这一提问及其参差多态的回答的反应，以及针对幸福和被幸福的议论，旋即发酵成为一个热点话题，社会效应持续至今。
　　年末回首，仍可轻易察觉这一问答余音犹存。“你幸福吗？”——这一简单、粗疏、唐突的提问，貌似有解，但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它出自CCTV并不奇怪。有趣的是，在问题抛出后，一方面引出了千奇百怪的答案，以及伴生的各种恶搞和调侃，风行一时。另一方面，如此提问一时间竟然成为惯例，甚至还走出国门，去到了瑞典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现场。
　　然而，“神回复”只是制造热点的关键和促使事态升级的引爆点。它只是局部，而并非全貌，甚至作为细节也不够完整。比如，在“神回复”出现之前，当事人曾抢在CCTV记者发问之前宣布“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我”。在遭拒后，记者依然故我的追问，显然是催生这一所指错位、能指却歪打正着地触及社会神经敏感点的“神回复”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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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你幸福吗？”问答的全貌予以粗线条勾勒，大致情况如下：2012年中秋、国庆长假期间，CCTV策划推出的《走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在该台各新闻栏目播出。由央视披露的数据显示，《新闻联播》连续8天以头条、提要的方式播出该街访纪实单元。采访达3550人，均围绕 “你幸福吗？”以及“幸福是什么？”两个问题进行。最终播出节目中采用了其中147人的回答。
　　仅就播出部分而言，近150个显然经过精心挑选的答案，呈现的是参差不一、花样百出之态。除“我姓曾”这一“神回复”之外，尚有不少意外答案广为流传。
　　例如，在郑州火车站购票过程中接受采访的一位大学生，先不假思索地承认自己幸福，然后表示，最想要的是一个女朋友；并回应记者：“最坏的事是接受你采访，队被人插了。”
　　在CCTV披露了这个节目的策划和实施过程中的部分内幕之后，各执一端的看法并未弥合争议的鸿沟，反而被进一步拓展、夯实和强化。
　　一方面，该节目获得了CCTV“内部正面评价”，固然体现CCTV新闻节目，特别是《新闻联播》厉行改变，着意创新的意图；但在自我辩护时，工作人员强调栏目形式并非创新而是借鉴沿袭，内容则是通过市场反馈而定。其实也凸显了节目底气不足。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CCTV在观众中形成的刻板印象，显然在这一节目中尚保持着强劲的惯性。而一些没见诸荧屏却披露在第三方纸媒上的内容，亦可见CCTV转身之不易。
　　比如，该节目在成都浆洗街采访时，流动摊贩们误认为城管来了而四处奔逃。惊魂甫定，摊贩在说明了城管与他们之间的“猫鼠关系”后，明确表示不幸福，并反问记者“我在猫爪子底下过生活能幸福吗？”由此也印证，刻板印象的改观以及取信于观众，远比节目的形式和内容创新更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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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曾”这一“神回复”，不仅将“你幸福吗？”之问轻易扭曲，亦凸显该节目主创人员与观众认知之间的显著错位。不过，节目主创人员犯不着因此而委屈和沮丧，毕竟，这种生发社会实验台上的奇妙化学反应，非人力或组织可以操控，即便是CCTV也概莫能外。
　　值得反思和探究的，是这种对接错位和效果扭曲的缘由。当幸福难以精准清晰地予以定义，尤其是问答双方对幸福的认知缺乏共识时，“你幸福吗？”这类问题即摆脱不了建立在虚假前提之上的逻辑陷阱，因此而收获到的答案自然千奇百怪，整体也就难免予人以荒诞不经之感。
　　也正因为如此，“你幸福吗？”这一问题，不可避免地将审慎的答题者置于两难境地。比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接受CCTV专访时，就只能用“不知道”来应对主持人所提的获奖后幸福与否的疑问，并解释说，随大奖而来的是忙累交集，压力山大——此情此境，如果承认幸福，那是假；但获奖了却称不幸福，则分明是装。
　　从这一层面看，虽然CCTV在节目操作过程中，以“走基层”对街访的范围做了限定，将近年在多个调查中高居首位、最具“幸福感”的公务员阶层排除在外，却依然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与莫言类似的“幸福悖论”之泥淖。
　　“幸福悖论”本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上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发现，通常在一国之内，富人的平均幸福水平高于穷人。而一旦跨国加以比较，穷国与富国的幸福水准却相差无几。例如，当时的一项权威调查显示，美国居第一，而古巴名列第二。更多的财富并不一定带来更大的幸福，是幸福悖论所导出的结论之一。
　　幸福这种基于人类个体的主观感受，实际上很难予以测定和计量。毕竟人类生活千头万绪、真实无虚，并非如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在研究诸如幸福之类的问题，只能基于可能挂一漏万经验和数据，依靠理性至上而未必真切的前提假设与逻辑推导。
　　故而，在日常生活中，人对幸福的感知和判断，从来都是千差万别的。如果丰衣足食是小康时代幸福的主要依据，那么前述靠650元低保和捡瓶子为生的拾荒老人，尽管他借听力不济绕过了“你幸福吗”的追问，但即便他不是刻意回避，其言行中的否定意味也确凿无疑。
　　再如，金榜题名时历来是传统意义上幸福的坚实支点。但即使在瑞典颁奖现场，莫言也不肯正视幸福与否之问，而是反诘发问者：“你是央视的吗？”
　　幸福感的研究和幸福指数的统计比较，固然自有其社会，以及政治、经济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但超脱于私人感受而置身公共领域的幸福状况的真相，则是有关人类社会或国家、地区的幸福程度的衡量算计，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至今尚处于莫衷一是、各自为营的状态，并未达成基本的共识和建立公认的标准。
　　经济学家提出的“幸福指数=欲望/效用”公式，但似乎远不如另一个类似的公式——“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痛苦指数”——更能切实揭示社会经济的状况以及公众的真情实感。事实上，前者易于被用作粉饰太平和诱导和谐的工具；而大量的调查显示，失业是导致生活困顿而快乐缺失的主要因素。 　　在国际国内社会发展趋势判断方面，以及社会管理和行政决策领域，幸福指数的测定指标，虽然具有大致类似的原则，比如涵盖了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的经济因素；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的社会因素；性别、年龄等的人口因素，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的文化因素；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的心理因素，以及人权、自由、民主等政治因素。
　　但是即便是以这些原则为前提，不同的执行机构得出的结果，往往也大相径庭。最好的情况无非也就是提供可资参考的背景数据，最坏的结果则可能成为弄虚作假、贻笑大方的伎俩。
　　联合国2012年4月发布了其首份《全球幸福指数报告》，相关消息称，“评价标准及其复杂，财富并非决定因素，全球总体比以前幸福。”在报告所列155国家中，中国综合排名为115位，而以“幸福者”在国民中所占的比例排序，中国以9%的数据位居125位，与肯尼亚并列。这一数据，相较于CCTV《走基层·百姓心声》节目工作人员所披露的“受访者只有10%的人表示不幸福”，可谓相映成趣。
　　而在2011年5月，国际经合组织（OECD）为其成立50周年志庆，对34个成员国进行了11个大类的综合指标调查，公布了成员国“更好的生活指数”亦即“幸福指数”排名，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瑞典名列前茅。随后，朝鲜中央电视台公布了朝鲜的“世界各国国民幸福指数”，在203个国家中，中国、朝鲜、古巴位列前三名，美国则在总分为100分的评比中，以3分位居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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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了上述知识背景和国际参照系，CCTV的幸福问答之旅，频频遭遇“神回复”和“神谕”纠缠于胸的郁结，大致可以得以冰释。但是，其中颇有本土特色的神奇之处，还要回到目前的具体场景之下，彻底祛魅才有可能。
　　该节目以“走基层”的形式界定了采访范围，未涉及幸福感在多项调查中高居首位的公务员阶层，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指责节目如此行事是刻意回避，未免苛责的话，那么，长期执行宣传任务，担纲主旋律领唱主角的CCTV，就不应该无视一些公认的事实，而轻佻地将受访者置于“被幸福”的境地。
　　首先，仅就语义而言，幸福二字自古就有朴素的含意：幸者，吉而免凶也。亦即安全的生存环境，没有暴力截访、没有血腥强拆，没有因言获罪而被劳教，才是幸之所在；福者，佑也，本作怙——即有保障有依靠之意。
　　但众所周知的是，当下我们面临的困境，是社会公平正义缺失、道德滑坡、伦理失守、潜规则盛行，强势利益集团忙于掠夺财富，由此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腐败层出不穷，而公众在就业、就学、就医、住房、食品安全等诸方面都缺乏保障。
　　其次，在以GDP为导向的发展主义难以为继之际，幸福感和幸福指数接踵而至，正逐步取代经济发展指标，成为了政绩的新标签。比如，有数据表明，在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地把“幸福”列为施政目标，100多个城市表示要建设“幸福城市”。
　　基于这些事实，可见幸福不仅是基层百姓中的稀缺品，也是以“幸福”作为施政目标的省区和打算建设“幸福城市”的官员们急需品，这分明是全社会的供需关系失调的紧俏货——以此为鉴，进而质疑CCTV《走基层·百姓心声》节目，是为公权力制造一种贴有“幸福”商标的特供品，并不为过。而追问受访者“你幸福吗？”甚至可视为是一种诱导、规训乃至胁迫，自然可以被幸福一言蔽之，其潜台词无非是：你敢不幸福吗？
　　由此看见，缺乏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下，针对幸福与否的问题，在公共意义上，是一个假问题，答案遭遇尴尬则属咎由自取。在这一点上，《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看法倒是一针见血，它说：“与其寻找幸福的答案，不如关注权利与机遇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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