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

　　他被大家称为“街拍鼻祖”。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纽约的街头时尚刚刚出现，比尔·坎宁安成为第一个记录“普通人不同寻常穿着”的人，之后他开始为《纽约时报》每周的摄影专栏《在街头》街拍时尚照片，直到今天。
　　45年来，他的照片就是一本纽约市的街头浮世绘。“我想他真正找到了，即什么才是真正的纽约人。并且我相信他是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装学院院长哈罗德·科达毫不吝惜地在一部关于比尔的纪录片中如此表达他心目中比尔的地位。
　　当2010年，记录比尔生活的影片《比尔·坎宁安，纽约》在纽约上映，很多人才更多地认识了这个熟悉又低调的神秘人物。
　　一件蓝色休闲夹克，一辆擦得还算光亮的老式黑色自行车，一台旧照相机。83岁的比尔·坎宁安每天就这么出门，骑着他的第29辆自行车到曼哈顿的57街和第五大道，靠近蒂凡尼珠宝店的街角，这个路口，是比尔数十年来的固定驻点。他有时候歪戴着呢帽，不戴的时候，一头银发格外显眼。
　　即使早已“阅人无数”，当见到喜欢的穿着搭配的路人时，他仍会欣喜地叫到“我的天哪，看这双鞋！”路人被赞美得心花怒放，在镜头前摆起Pose，但没有人能让他停留太久，正面、侧面、全身、眼镜、裙子、帽子，Ok，寻找下一个。
　　偶尔有人看到镜头躲闪，或叫着“干吗？怪老头！”但大多数人则把他的镜头视作“礼遇”，因为在纽约，除了外星人外，很少有人不知道比尔·坎宁安，这位时尚界的国宝级街拍大师。
　　几乎所有纽约时尚宠儿都迫不及待想笼络他。电影《时尚女魔头》的原型、美版《Vogue》的主编安娜·温特尔直言，“他每次拍我，我都有种激动……我说过很多次，我们都是为比尔而穿的”。
　　1928年9月出生于波士顿一个保守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的他，19岁时从哈佛辍学只身来到纽约，在一家百货公司的广告部任职，很快不顾家人反对，辞职在52街东边租了间阁楼，开起了帽子工作室。凭借独特品位，很快上流社会的女子蜂拥而来，她们不介意爬暗窄的楼梯，成为比尔的忠实客户。
　　上世纪50年代初，比尔应征入伍。回纽约后，重操旧业的同时，他被当时著名的《女装日报》请去担任专栏记者。“比尔从不坐办公室，他喜欢到外面跑。”当时挖掘他的《女装日报》出版人约翰·菲尔查尔德说。那期间，比尔已向读者介绍了不少当时还鲜为人知，后来声名显赫的设计师。
　　比尔的街拍生涯，始于一部35美元的简易相机。当时无论《Vogue》还是《女装日报》等刊物总是刊登上层社会名流人物的大幅照片，似乎那才是时尚。比尔却不以为然，他把相机镜头对准了路人，唯一标准就是“有风格”。
　　比尔对时尚的态度，显得与《女装日报》格格不入，他不久便辞职了。他后来在《纽约时报》撰文回忆，1978年的一天，他在街头看见一名女子穿着一件漂亮的皮草大衣，“我想，看那肩部裁剪，多么优美，但它还是一件普通大衣”。女子的出现引起围观轰动，他才发现，那是好莱坞著名影星葛丽泰·嘉宝。那一星期，比尔还拍到西班牙国王和拎着塑料购物袋的王后，由此在《纽约时报》获得第一个版面，并开始为专栏《在街上》提供街拍照片。专栏开设至今，稳居“最受读者欢迎的栏目”前列。
　　比尔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他还在《纽约时报》网站开了个专栏，在网上介绍本期时尚热点——虽然声音沙哑而老迈。
　　和现在追逐明星的狗仔队不同，比尔对时尚的了解有如一个行走的历史百科全书。从上世纪60年代的喇叭裤、80年代的牛仔裤到90年代的低腰裤，比尔总是最前线的目击者，在潮流兴起前好几个月甚至是几年，他已经了如指掌。
　　所有时装秀都会为他早早送去请柬，他总挑挑拣拣；纽约高档百货公司波道夫·古德曼曾以他的作品为主题装点橱窗，向他致敬；法国文化部曾为他颁发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而他照样穿着他的蓝夹克，领完奖后，转身骑着自行车拍照去了。
　　比尔·坎宁安清瘦、矍铄，总是显得无欲无求的开心和执著，骑着车早出晚归捕捉纽约街头最新的生活时尚气息。反差极大的是他几乎无人知晓的私生活。“他从来不和人好好交流。”这是比尔拍了几十年的一位时尚界人士对他的评价。他好像刻意与人保持距离。到常去的冲印店冲胶卷照片前，他会先打个电话，自我介绍是，“我是那个骑自行车的人”。
　　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也不爱曝光自己。这样的比尔，让人觉得不真实。
　　导演理查德·普列斯为了得到为比尔拍摄纪录片的机会，等了8年，直到2008年。那天比尔去领纽约荣誉市民奖，理查德给比尔看了一个视频，内容是从2001年开始，他们偷偷跟拍比尔积累的影像。据理查德回忆，比尔当时非常高兴，觉得他们把他“捕捉到了”。于是，答应他们拍摄他的生活，但也只能由他最信任的人来拍摄。
　　比尔一直住在卡内基音乐厅上面的一间很小的工作室里，这是一幢老房子，位于57街和第五大道交汇处。去过比尔家的朋友，都用一个词形容比尔的全部家当——“文件柜”，文件柜占据了房间绝大部分空间，里面保存着比尔的所有胶卷。其余家当——就剩一张窄窄的床，衣服则挂在文件柜改造的简易衣架上。楼里有个公共的洗手间和浴室，冷冷清清。
　　这里有比尔的老邻居，他们在这住了六十年。96岁的艾迪塔·雪曼，也是纽约的时尚摄影师，是比尔的忘年交。在她面前，比尔就像一个小弟弟，保持着谦恭的笑容。朋友没见过比尔生气，或者忧愁。当然，也不了解他的感情生活。
　　对钱，他也有自己的理解。比尔曾和朋友创办《细节》杂志，有一次，比尔带着当时《细节》的编辑去欧洲看时装展，别人都有专车，只有他们两人在滂沱大雨中步行。看到编辑鞋子都进了水，比尔安慰对方，“孩子，千万不要陷入富人的陷阱。”这句话比尔说过不止一次。据杂志的创始人安妮回忆，在杂志刊出第一期后，她给了比尔一张支票。“他直接把支票撕掉了。”如今，积累的钱数额已经相当庞大，但“至今仍在账上挂着”，比尔从未领取。
　　直到现在，比尔都只用最简单的摄影器材。他的全部装备是一部尼康35毫米单反相机再加一个50毫米镜头。他从不认为自己是摄影师，比尔说，他关注的不只是锦衣华服，更多的是装束背后的民众心态和社会变迁。
　　在理查德·普莱斯看来，比尔·坎宁安是在借助手中的相机，详细地研究和评判纽约为什么存在着如此多的完全不同的文化层面，包括不断地叠加的社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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