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改制对中国高等教育近现代化的影响] 高等教育现代化

　　书院改制是20世纪中国政治和教育领域的第一件大事。由于书院改制诏令的颁布，在中国存在了数百年的书院被迫更名改实，从1901年到民国时期，先后有700多所书院参与，其中的绝大多数改为普通教育学堂，改为高等学堂的仅有20所[1]。虽然由书院更名或改造而进入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数量不多，但书院改制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点，对后来的高等教育近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将对其中的部分影响做一些简单的分析，以期得到专家的批评和指点。
　　一、政府成为教育改革的主导者
　　学而优则仕是支持中国传统教育延续发展的实质性动力。书院改制之前，政府对广散民间的各类教育机构管束甚少，但依然能够控制教育方向和教育内容，原因就在于民间教育的最后通道，需要通过科举制度的检验，经费资助和行政管理只是政府控制书院及其他民间教育机构的辅助性手段。鸦片战争后，政府所面临日益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危机，使得政治改革家们和清朝统治者越来越将教育改革视为解救政治与社会危机的最后手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启了政府直接领导和参与教育改革的先河，而书院及相关知识分子只是被动的参与者。
　　宋元以降，书院较为繁盛的同时，也不乏若干的个人和书院进行某些改革，因此每个朝代中，都有不同学派和政治倾向性的书院之存在。进入清朝后期，依然有部分学者和书院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改革尝试。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些改革不足以支撑统治者对教育的期望，解救政府和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书院改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即朝野上下对书院内部已有的改革不满意，教育的发展模式和轨道需要被重塑。
　　书院改制诏令的颁布，反映出政府对本次改革的期望：“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必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庶几植基立本，成德达材，用副朕图治作人之意。”①由此改制诏令可以看出，政府对此次教育改革有多重想法：一是通过书院改制，建立完整的国家教育体系；二是在更名改制的过程中要完成对教育内容的改革；三是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要。因此，本次改革的意义，不像从前由个别书院或个人主导的改革的小打小闹，国家意图和意志在此有更重要的意义。为此，政府对本次书院改制倾注了很大的气力，包括为所有改制书院设定层次、划分内部管理人员的岗位级别、奖励学员出身以及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等；特别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对书院改制的效果还有很大影响，统治者最终选择了终结其命运，以确保由书院改制而形成的新式高等教育制度之延续和改革之效果。
　　书院改制诏令颁布后，在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督促下，1901～1908年多数书院完成了改制，在上面提到的700多所改制书院中，除了部分具体改制时间不详者外，接近90%的书院在这7年间完成了改制，从传统教育机构演变为近代学制体系中的一员。这次改革之所以可以在如此快的时间内完成，主要取决于中央政府的严令督促，可谓效率很高。但这次高效率的改革，为中国高等教育的近现代化留下了很大的制度性影响，即国家意志在高等教育改革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改变了中国传统上以个人为起点的教育发展模式。在其后的发展中，虽然国家意志的强弱表现不一，但在高等教育内部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即大学在办学方向、获取办学经费以及内部的组织管理等方面，都对国家和政府有较高的依赖；同时，西方近现代大学中最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探究知识和真理，即便在大学内部，也一直都被有意或无意地置于国家的核心需要之后。至此，学在民间的历史结束，教育成为国家和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二、政治论成为支持中国近现代高等教 育发展的基本逻辑
　　书院改制之前，教育的责任在民间，科举制度是政府掌控教育发展方向的基本手段。从书院改制的政策议案之提出到政策的正式出台及最后的执行管理，政府接管了书院改制之后教育事务的全部管理，大到学制制定，小到对学校选址、定位、层次类型划分、管理者任命和教员筛选、经费筹措与拨付，甚至课程设置与教材的选择等。通过参与这些具体工作，政府完成了对民间学校的教育建设权和管理权的接管，学在民间的历史从此宣告结束。
　　美国学者布鲁贝克说过，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上，存在着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不同的发展逻辑。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多是基于认识论的逻辑发展起来的，“学术”二字在其发展过程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代表了大学这种组织机构之所以存在的最大合理性，因此围绕“学术”而起的对真理的渴求与追逐以及对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自由、自主和自治，便成为这些大学存在和发展的生命线。但对于中国近代大学来说，自其产生之日起，就被打上了很深的政治烙印――建立新式高等教育的最大动力不是来自于学者的自发需求，而是为了挽救政治和民族危机；建立新式高等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和保护知识分子对真理和未知的追求，而是能够立即服务于国家的需求――高等教育背负起西方高等教育所不曾承担过的社会责任――大学不是因为学术而产生，学术只是大学得以实现其根本使命的手段而不是目标，“学术”完全被“政治”所代替，政治需要是促成大学产生、也是未来政府持续关心和“投资”的动力。相对于书院改制所带来的中国近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而言，教育目的的政治化和大学建设目标的功利化是书院改制留给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更大遗产，而这遗产既促成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在中国的快速建立，同时也成为妨碍后世中国高等教育真正走向现代的最大障碍。
　　三、急功近利的发展思路贻误后世
　　由于书院改制自身所带有的政治性和功利性目的过强，书院改制政策的落实及后来新式高等教育的建设，由急功近利而带来的不顾基础、躐等而上的发展模式为后世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明显的影响。
　　书院时代，由于科举制度是检验教育成果的最主要尺度，因此在书院体系中，虽然有不同教育层次的书院（如以面对举人为主要对象的高级书院和面对秀才、童生的中初级书院），但这种层次不管对书院还是对学生，都不是严格执行的。但经书院改制之后所要形成的新体系，则以建立等级明确的初、中、高等教育体系为目标，且书院改制诏令也很明确地传达了这一目的。书院改制诏令颁布之后，改得最快的是处于各省省城以改为大学堂为目标的大书院，基本上在4年之内完成；其次是改为中学堂的州府书院，参与改制的书院数在诏令颁布后的第四年达到峰值；改制改革进程最慢的是改为小学堂的州县小书院，完成改制书院的数量在第六年达到峰值。这也就是说，书院改制和新式学堂教育体系的建立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高等向中初等延伸的过程，近代中国最先建立起来的现代学堂是大学堂或高等学堂，其次是中学堂，最慢的是小学堂。
　　这与近现代教育体系的发展历史显然有差别。清末国人积极推动书院改制的原因之一，就是部分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和官僚，已经认识到西方近代教育体系具有一些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不具备的优点，诸如根据学生年龄实施分段教育、学有专门和“无事无学”等，因此他们也希望在书院改制建立新体系时能够学习模仿这些具有优越性的制度特征。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由于缺少适当的人员准备、前期充分的舆论准备和教育准备，以及制度设计上的不完备等，改革推行得很慢。在改制诏令颁布两个月后，除山东巡抚袁世凯将开办山东学堂章程奏报朝廷外，“其余各省均尚未奏覆”。①为此，次年二月（1902年3月），光绪皇帝再次颁布上谕，严令各省“妥速筹画，实力奉行”。②在朝廷多次严令督促之下，清朝结束之前的书院改制从形式上基本得以完成。
　　相对于名称的改变来说，教育机构内部的组织结构和教育目标、教育内容的转变是更为本质的。但从清末书院改制的实际进程来看，首先是不同层级的学堂建设之间有差异，且这种差异会对新式教育的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其表现就是大学堂和高等学堂先于中等和初等学堂的建设。这就为新式大学和高等院校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在新式基础教育尚未形成之际，高等学堂和大学的合格生源在哪里？并且，在全国的思想准备、舆论准备和人员准备等尚不充分之际，书院改制多是做了形式上的换牌，但实质性改革很难看出成效。比如在书院改制之初，朝廷除了要求书院的名称改变外，对如何保障新建立起来的教育制度的正常、合理运转并没有给出实质性的指导意见，也正因为这一点，书院改制诏令发布后，遇到了多数地方官员的消极抵制。新式教员和管理者到底新在何处？从哪里获得这种新式教员和管理者？应该说，书院改制成为后世我国教育发展中经常出现的“边改革、边学习”模式的先驱。
　　纵观这次书院改制，无论是改制的动机、过程，还是最后得到结果，实质上都反映出中国近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具有非常明显的急功近利的色彩：在改革目标、程序、保障等都还没有考虑成熟时，诏令已经颁布且督促执行；在思想发动和人员配备尚无进展之时，书院的名称已经更换成学堂；在初中等学堂尚未建立之时，高等学堂和大学堂已经率先建立。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改制诏令颁布后的不长时间内，新式教育体系在中国建立起来，但其中的不少学堂在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上依然延续书院时的旧制；对于若干高等学堂来说，由于建立之初没有合适的生源，有些高等学堂直接从中等学堂办起，以后再伺机提升到大学层次，如山东高等学堂属于最早改制的高等学堂之一，但直到1907年还没建立起真正具有近代高等教育意义的专斋。而山东高等学堂的案例绝对不是个案，到清朝政府结束时，名义上国内已有3所国立大学，但实际上，连成立最早、地位最高的京师大学堂也还没有培养出真正的大学毕业生，而只是通过仕学馆与师范馆向各省输送师资，各分科大学1909年始设，1910年开学；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在1910年开始有大学毕业生；至少有6所高等学堂“未开高等正科”或“无正科毕业生”，其余各省高等学堂多于1908年前后开始举办高等正科[2]。应该说，这种不顾社会现实状况而仓促出台重大改革举措，以迎合政治或其他社会需要的做法，对后世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它充分体现了在关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问题上，政府、社会都有比教育界更强大的力量，他们会将教育化作一种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完全不顾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条件与需要。而这种不成熟状态下完成的改革，往往会给教育带来发展隐患，需要教育界花费数倍于改革的精力来完成正常发展所需要的修补工作。书院改制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应该不亚于科举制度废除所带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震撼。但由于主导本次改革的是政府和统治者，不是教育者和知识分子，不仅使本次改革有了明显的缺憾，更重要的是为后世的发展遗留了很多的认识方面和制度方面的障碍，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由此走上了一条与其模仿母体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21世纪的今天，即便我们已经走上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路，但这些障碍并没有被完全清除，如何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世界性辉煌，可能依然是一个很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琢磨探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刘少雪.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87.
　　[2] 周邦道.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教育概况）[M].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34：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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