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飞扬_青春飞扬的记忆园地

　　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青春文学的花朵在人们的阅读视野中绽放的多姿多彩，理想充盈、笔触柔美的校园文学，激情洋溢、神采飞扬的青春书写，共同营构出青春文学的缤纷世界。如果说80年代的青春文学大多是校园学生的神笔，内容多为抒情和充满乌托邦情节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郁秀的《花季雨季》开创了一个新的青春文学时代，以《萌芽》为中心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为平台，张扬出韩寒、郭敬明等为代表的青春作家群。《三重门》、《零下一度》、《梦里花落知多少》、《幻城》等影响深远、受众繁多的作品，步非烟、张悦然、春树、笛安、苏德等青年才俊的喷薄而出，这时期的青春文学在延续旧有特征的基础上，更加贴近受众群体的生活和思想实际，现实化和理想化结合的比较贴切，乌托邦的纯情痕迹日渐淡化，增加了比如戏谑、嘲讽等新鲜的手法，深化和增加了青春文学的内容，越来越表现为从成人的视角来审视青春世界。如果单纯从年龄的角度来看，多为在校学生创作的网络小说也应该属于青春文学的一部分，但这些以穿越、悬幻等等为特征的所谓类型小说则体现出另一种类型的青春思考，这种思考相对于前一种，成人化的痕迹更为明显，白日梦的幻想填充其中，工业社会带来的个人渺小和脆弱感促使这些文学的写作者通过假定的时空穿越，成为或宋朝或明朝的一个或嫔妃或王爷或帝王的权利拥有者，以实现现实无法满足的权力欲望。在这个意义上，青春文学还真是实践了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的理念。
　　一般来说，青春是情感充沛、激情进发、多愁善感的时代，遍布诗情的浪漫。尽管现代的电视剧、电影给了青少年很多成年人的生活理念，但即便在青春的园地里开出花朵来，那也只是模仿的花朵，并非是土壤里的自然萌发。思想的深刻和富有逻辑性的哲理思辨是远离青春的。因此，我只能说，现在青春文学的某些表现并不是青春文学的应有之意，我甚至在一次关于类型文学的研讨会上，表达过略带“偏激”的观点，就是试图在一片颂歌的浪潮中，以期引起反思。最近以打假著称的方舟子在质疑韩寒写作的真实性和动机，孰是孰非，在没有定论之前自是无法过多评论，但如果联想到郭敬明的“抄袭”事件，曾经沸沸扬扬的“韩白”论争过程中韩寒的那句令人惊诧的名言，十几年来的青春文学的脚步不免杂乱和充满一样的声音。
　　如果一定要做一个划分的话，张畅的《记忆是一种抵抗的姿态》(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版)当属怀旧版的青春音符，字里行间浸润着重构青春的思绪。青春的感伤，淡淡的哲思，信马由缰的思绪，略显拘谨的笔触，共同构成一部迥异于这个时代的青春成长文本。
　　二
　　这是一部青春生命的结集。既然以“记忆”来命名，作者所叙述的就是对过去岁月的追思、感怀。从时间上说，作品囊括了作者从11岁到21岁的文学足迹，并非“惜字如金”，有时间意义上的“全集”味道，全方位展现了一个早慧者的心路。“11岁那年，我有幸第一次接受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启蒙。在阅读了极有限的文学作品后，我无比固执地坚信自己应当是那些自由书写人生百态，给予这个世界光和热的文学巨巨擎的同行者。虽然现在看来，幼稚的想法不免可笑，但它却如此茁壮，以至于成为今天我决定书写的动力源泉之一。那是我第一次用美的感受去衡量自己身处的世界，以及自己经历着的生活。第一次站在远高于我自身高度的角度去俯视和思考，第一次如淘金者一样发掘出深藏于世间某个角落的宝藏。”虽然带有重构记忆的痕迹，但我们不能不说对于一个11岁的少年来说，这种俯身于文学的动机融入到迥异于同龄人的理性观察，为后来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持。“如何写”的问题可能还有待解决，立论存高远，“写什么”的问题的解决为以后的写作铺就了基石。如果我们看看对作者产生影响的作家思想家的名录，就应该有个大致的了解了。如果说对台湾刘墉的文章的喜欢还算属于人们可以理解的学生时代的“正常阅读”的话，那么作者对鲁迅作品的手不释卷就显得“落后”于时代了。我是教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课程的，在不算长久但也不算短暂的教书生涯中，能够旗帜鲜明的说自己喜欢鲁迅的文章的学生，实属不多。这让我很惋惜，同时也表示理解，在一个以电视、电影等平面化媒介为表述核心的、追求视觉快感的时代，自然无法沉下心来去阅读博大精深的鲁迅。因此，鲁迅们的孤独并不足以让从事文学的人来苛责这个世界，得出世人沉沦的结论，在一个不断以现代化和标准化的名义制造以服从为典型性格的社会里，以批判和质疑为前导的鲁迅们自然被束之高阁，鲁迅的作品不断地从中文语文课本里消失，那个“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语言悖论也不再为学生们津津乐道和遍布疑虑，这应该是时代的宿命。作者也表达过时空的间隔带来的这种隔膜，“回头看那种捧读鲁迅的日子，也许是真正歆羡老人家的斗争精神和犀利的文风，而事实是，对于其所表达的复杂情感并不很理解，更不用说去思考其间的意义和价值。我其实以能够将鲁迅介绍给我认识的外国老师而骄傲。很难想象一个十岁出头的小姑娘站在外国人面前机械地背着‘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英文单词的样子。我不只一次地企图在鲁迅童年回忆的文字间找寻类似的生活痕迹，以证明我们某种意义上的相似性而结果自然是徒劳。”但我们却在《记忆是一种抵抗的姿态》里看到一篇模拟《狂人日记》的作品，在这篇名字为《新狂人日记》的文章里，作者将“批判世人对于名利的追逐和个人评价标准在大众氛围中的趋同”，“批判教育体制下的恶性竞争对于孩子身心发展的消极影响。”的主题融入其中，其中的文字表现力还是值得激赏的，“淡淡的月光中渗出一丝丝凄凉，像一个濒临死亡的人的眼睛。那么黯然神伤，那么绝望，似乎其中隐约的安详也在闪烁着。一朵黑色的云游魂似的在月影前忽上忽下地闪。这时，从楼里传出了阵阵的哭声，弱不禁风。大概是又有什么人做了噩梦，大概是又有什么人即将离开。我无从知晓。”这段文字在意象搭配上，潜意识的衔接上，还是颇有章法的，显示出作者敏锐的感受力和理解力。
　　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大中学生的群体中，非常流行汪国真的诗，“爱，不要成为囚／不要为了你的惬意／便取缔了别人的自由”(《淡淡的云彩悠悠地游》)，“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热爱生命》)，这类哲理名句每每出现在日记本、笔记本上，争相传抄。对于青春来说，如旭日东升，一切刚刚开始，充满好奇和疑问，汪国真这样的带有答疑解惑性质的生活哲理诗句自然备受青睐。台湾作家刘墉的散文也是如此，“我常以‘人就这么一辈子’这句话告诫自己并劝说朋友。这七个字，说来容易，听来简单，想起来却很深沉。它能使我在软弱时变得勇敢，骄傲时变得谦虚，颓废时变得积极，痛苦时变得欢愉，对任何事拿得起也放得下，所以我称它为‘当头棒喝’、‘七字箴 言’。”(《人就这么一辈子》)如果说，汪国真、刘墉的哲理是一种成人世界对青春世界的局外“指点”，呈现为精英启蒙姿态的话，那么《记忆是一种抵抗的姿态》中的哲理写作则体现为当局者的“现身说法”，也就显得真实而贴切了。比如在《没有离别》中，作者从室友要远走巴塞罗那开始说起，写了各种各样的离别，高中毕业之别，离家之别，情感之别，等等。然后得出如此的感伤：“假如没有离别，怎么珍惜过去，怎么会在有限的想象空间里紧握住时间的尾巴，怎么会在梦境和现实的虚无间痛苦地转化?假如没有离别，我不会有眼泪，也不会如此惦记”。再如从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之后写的《微笑，不再悲伤》中，对于人们必须承受那场灾难给人带来的痛苦来说，“只有承受才能在废墟中求得一点勇气存活。只有承受才能在渺小和伟大之间寻找到一时的平衡。也只有承受，才能让经受了这些灾难的人们在闭上眼睛的时候不再恐惧，再踏上征程的时候不再颤抖。”尽管浅显，但作者显然已经突逸出同龄人的思想园地，绽开出另一枝深邃之花。
　　读书使人明智。不断的思索引发的智慧人生张畅的阅读是广泛而深入的。比如她从“道德判断与选择”的角度来总结钱理群的《被误解的》、纪伯伦的《先知》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从“关于生活”的方面归纳池田大作的作品，并有所感悟，“幸福并不是梦幻，不是随风吹来，也不是由谁赐给。它存在于你自身坚定的心灵的耀眼的光芒之中。真实的幸福之花，是开在忍耐的大地上。没有忍耐的幸福，一定会破灭为虚幻的虚荣”。如果一个年轻人在读《荷马史诗》之后，能够得出“用有限的生命抗拒无限的困苦和磨难，这是人生的悲剧，也是人生的自豪”“在我看来，生命太短促，不能用来记仇蓄恨”这样的结论的话，尽管一千个读者的心中会有一千个《荷马史诗》，但这个《荷马史诗》一定是善良和悲悯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者在另一篇论述《荷马史诗》的文章中，重点谈到了《伊里亚特》的悲剧意识。“没有人会认为《伊里亚特》是一部悲剧。它既没有涉及《哈姆雷特》中贯穿始终的对死亡的恐惧和肉体或精神的离开造成的创伤；也没有‘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而从阿喀琉斯的愤怒开始，悲剧意识其实就已经融入到这部史诗的每一章节中，或多或少，诠释着诗人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思考与对战争、生命和死亡的哲思。”并以此为出发点，谈到了战争中的悲剧意识在对“生死的领悟上”的体现，“既然死亡是那个时代的人需要每日面对的话题，那么英雄的死亡就尤其显得悲壮。而这些暗藏的因素，是一个人的性格使然、时代使然。比如阿喀琉斯的性格中有自私和暴虐的成分，因此，他为了氏族集体的利益和个人荣誉而战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愤怒与不出战也是在情理之中。而当他杀死赫克托尔之后将尸体拖在车后，围城三周的行为又是极端暴虐和残酷的表现。”从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的意义上谈论《伊里亚特》的悲剧由来，虽然难说是多新的发现，但这种认识还是深刻而值得称道的。
　　三
　　除了星星点点的感悟，作者驾驭较长的文字的功夫也还是有功力的，比如在诠释“艺术创造是最纯真的精神实践活动”的艺术定理时，作者分别从“艺术创造的主体是人，而艺术作品是人思维和情感的体现”、“艺术创造随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是创作者自身生命轨迹的真实写照”、“艺术家创造不能复制，即使是自我有意识地去做”三个部分来阐释，并结合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潘天寿的《听天阁画谈随笔》、刘海粟的《石涛的艺术及其艺术论》等关于此定理的比较重要的文章进行观点论证，并较为详细地谈到了毕加索的第一幅作品《加莱特磨坊》和另一幅创作于1906年的《阿维尼翁的少女》，以及后来的作品《格尔尼卡》，以这三幅作品的艺术表现的变化来说明“毕加索一生中创作风格的不断变化，反复但不重复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艺术创造其实是艺术家在自我经历的不同时期的映衬”，整篇文章叙述清晰，一方面显示出作者广博的知识储备，另一方面也彰显出作者有着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同样的风格还出现在《窗含西岭千秋雪――浅谈传播艺术中的空间意识》、《夜色人怀，风骨皎皎――浅谈两晋之人物及情怀》等篇章中。
　　青春是遍布诗意和幻想的年代，自然是诗歌徜徉的时光。张畅在《记忆是一种抵抗的姿态》中的第四部分表述了这种年代的感悟。这里的诗有朦胧如“听那冷雨，凄凄切切／竟也随风飘零，灰暗的楼阁／灰暗的心境”(《追影――写一支已经老却的歌》其二)，韵律和谐如“太多的事情你不需要记住／太多的光阴可以在无所谓里不再驻足／反反复复，自寻苦楚，在片片萧索的记忆里／你寻找着不经意的回眸”(《无题》)，主题宏大如“文化中国――我在心里，留一个地方给你／因为我想念，想念每一次相聚／想念一个又一个周末／我从一隅幽闭中张望／一个瞬间，就感觉到道义在远方痴痴地召唤／我从一室的封闭中任思绪飞驰／--不小心，就品味出先贤论道的轩昂气宇／仿佛纵横于文明的交汇处，骄傲地亮起一面旗。”(《繁华中落寞的孤寂――写给我的文化中国》)词藻华美如“午后闲散的暖阳静静绽放／抚一颗湿雨揉捏，拣一处桥头依柳／傍一池春波荡漾，摇曳的鸟鸣啊／你是否忘记了忧伤／鼻尖幽幽的草的芬芳。”(《桥头新雨》)有对话的虚写如“杭州的风景是你短暂的驿站，街角的灯光里透着你孤独的背影／你谈艺术和美，我没有听到脚是诗里的剪影／让我做了场梦，桥跨黄金城里的诗情／是你宣泄／在最繁华的世间，匆匆而行无声／没有期待人理解／也没有悔恨曾经。”(《至余光中》)
　　《记忆是一种抵抗的姿态》全方位的展示了一个青春少女的艺术成长记忆。娟秀的书法、远超同龄人的阅读、笔耕不辍的勤奋，这些都有理由让人相信作者张畅将来会给人更大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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