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京辉:“这么多年了,也该我了” 孟京辉

　　剧场红火，风投涌入， 　　 　　2011年11月中旬，孟京辉和香港戏剧人詹瑞文合作的《桃色办公室》开始在北京的第一轮演出。首演之前，戏票全部售罄。为“孟氏”戏剧捧场的人很多，一个月后，能在蜂巢剧场观看孟京辉经典剧目《恋爱的犀牛》的观众们表示，他们早在2个月前就已经订了票。
　　
　　今天的话剧环境，早就已经不再是当年为舞台剧环境、市场和空间奔走呼号的年代。单就北京而言，很多话剧要提前抢票，各类小剧场层出不穷，剧场大有四处扩张之意―已有风投悄悄介入话剧行业：孟京辉做得最火，相应得到了最多关注。
　　
　　“蜂巢”上市？“现在还不知道”
　　
　　重提孟京辉当年的“奋斗”故事时，很多报道都会引用这样一段《读者》式的励志故事：1999年，孟京辉要做《恋爱的犀牛》，没人投资，他把房子抵押了，借了20万元，把戏做了出来。
　　
　　当时的话剧环境孱弱，经常有人为国内的舞台剧市场忧心忡忡，意欲重振话剧雄风的人总在列举纽约、东京、汉城每天晚上有多少个舞台剧正在上演？健康的舞台剧市场应该如何构成？小剧场应该在其中占有多大的比例？话剧发展对国民素质有怎样的影响……
　　
　　到了今天，当年为话剧奋斗的目标似乎已经实现。据北京演出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北京话剧演出达2919场，话剧观众人数达152.5万人，小剧场达到30多个，剧目数量超过200部，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部新戏出炉。和2005年之前相比，不仅小剧场数目增长了近10倍，剧目也增长了近10倍，大多数热门剧目都已经达到“一出戏一年演出上百场”的状态。2011年夏天，北京“戏逍堂”吸引到了中国小话剧行业的第一笔风险投资，这被认为是中国话剧行业的一个里程碑，话剧“产业化”的征兆凸显。资本、风投、扩张，在相当文艺的话剧行业，这些代表真金白银的词汇听起来分外过瘾。
　　
　　因为《桃色办公室》来到北京的香港话剧导演詹瑞文，曾经在香港开创过话剧市场化的先河，他执导的话剧，香港市民爱看，曾创下过香港最卖座的话剧纪录，被称为香港最重要的舞台艺术家。他说，十几年前，内地的人都在说，香港、台湾乃至海外的文艺氛围浓，话剧市场健康，“现在已经反过来了，我觉得香港的人不怎么看戏了，倒是北京的演出市场非常健康向上”。
　　
　　目前京城里最红火的小剧场，还数孟京辉的“蜂巢剧场”。“蜂巢”只占北京新中街某个KTV的顶楼，原本是一个小影院，共343个座位，但现在已经成为北京乃至全国话剧的文化地标。这也是孟京辉的话剧演出主场，几乎天天爆满，常常一票难求。孟京辉本人现已拿到地产商的赞助，新剧《初恋》亦有某知名汽车品牌赞助。如此红火的背景下，有关“蜂巢”的未来发展众说纷纭：有说孟京辉的“蜂巢剧场”将会覆盖到其他城市，甚至“扩张到全国”；有说“蜂巢”已被风投看上，将有可能上市―甚至连孟京辉每年担任国际青年戏剧节的艺术总监，也被外界视为某种蓬勃力量的象征。
　　
　　对有关资本的传言，孟京辉声称自己摸不着头脑：“上市？没有。有，我也不能告诉你。地产商出钱，我们合作，仅此而已。要是‘蜂巢’能在全国都有，那当然好。但是现在我不知道。”
　　
　　不管怎样摸不着头脑，有人赞“蜂巢”红火得全国少见，孟京辉还是爱听，当着记者的面，他自信地给“蜂巢”算了一笔账：“一年365天，青年戏剧节（注：指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要办一个月，再刨掉公共假期，这就60天了。每个星期一都是休息的，再去掉50天，这样一年的三分之一没有了。别的时候，‘蜂巢’天天有演出，一年的演出达到了280-300场。”孟京辉很自信地说：“我们有货。不像有的地方，为了文化繁荣弄一个剧场，又没演出。”
　　
　　演出红火，吸引来外界的投资、赞助，孟京辉不认为其中存在泡沫：“泡沫和创作者没有关系。我这里一直有货，环境也在变好。‘蜂巢’这样的场子全国都没有，这是厚积薄发吧，这么多年了，也该我了。”
　　
　　除了“蜂巢”外，孟京辉另一个涉及话剧行业变革的动作是创办“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外界对此亦多议论。有好听的，说他这是扶植后辈；有不好听的，说他这是“找一帮文艺青年把自己像教父一样地围绕起来”。孟京辉本人毫不在意那些“不好听的”：“每次做完青戏节，好多年轻导演都会说谢谢孟京辉，谢谢青戏节，就这些。我做青戏节，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是给青年创作者一个平台，因为以前没有人做过―如果有人做过，那么我肯定不做。这是第一次，我愿意做第一次的事情。如果从个人的角度讲，也纯是为我自己。如果我年轻的时候遇见这么个东西，我会感动的。所以做青戏节，从我个人来讲是一个理想，我要做，不管你怎么说。”
　　
　　詹瑞文：孟京辉市场判断准确
　　
　　孟京辉携带“蜂巢”受观众追捧，引来外界关心投入产出比的问题。目前的“蜂巢剧场”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工作人员只有8个，足以说明一些重要问题。
　　
　　对具体的投入产出数字，孟京辉没有说，“成本、回收、市场等这些我从不过问，但是我知道其实一部戏花不了多少钱，因为没有很多技术的含量或者大的投入，就是人工的含量，要找好的演员、有好的想法”。
　　
　　他以几乎只有演员成本的《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为例：“‘两只狗’在演员和创意两个方面很简单，就我和两个演员，三个人吃饭、聊天、请客，一共吃了五六次饭，两个星期谈一次，两个星期谈一次……也找人写剧本，但是后来没有用。后来说来不及了，我们按大纲走吧，就开始排。排完了又重新写了一些东西，把廖一梅的一封信加进去，就这么演了几百场，挺好的。成本就是这些。” 在孟京辉的戏里，道具、舞美都花不了多少钱，他喜欢质朴：“质朴的思想在质朴的所在有质朴的力量。我们还是觉得质朴的东西跟我们比较贴近。”
　　
　　虽然声称自己从不过问市场投入，但詹瑞文却对孟京辉对市场的判断能力大为赞赏。詹瑞文带着他的《潮性办公室》来到北京，请来孟京辉当监制。
　　
　　詹瑞文说，孟京辉其实负责了很多市场方面的事情：“一个监制很重要。他知道怎么样去介绍这个戏，他知道这个戏的定位。我在香港也做过监制，监制要知道市场怎么走，这个戏什么时候做，做多少场，在哪个剧场做，在剧场还是小剧场开始做。这是艺术跟商业的一种判断。”
　　
　　对詹瑞文的《潮性办公室》，孟京辉做的第一个判断就是改名：“他把《潮性办公室》改成了《桃色办公室》，我觉得非常聪明。他们对这个戏做了很多讨论，孟京辉说桃色有很多空间让观众进入，桃色就成为整个戏的颜色，观众可以感受到一种桃色的鲜艳，而不是办公室那种黑白的死气沉沉。这非常聪明，这些很准确的判断对这个戏有很大帮助。”
　　
　　对于外界资本赞助，孟京辉也有自己的看法：“地产商挣钱了，要回馈社会。他挣了钱怎么回馈社会？把五个亿分给社会，一人五毛钱？他通过资助艺术家才能回馈社会。有了我们，地产商的儿子就不再是文盲，知道什么叫博物馆，知道什么叫话剧。我认为跟他们合作最重要的是，他们以后不会挨儿子的嘴巴。这里的‘儿子’是一个下一代的、大的概念。我替他来教育下一代，这就是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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