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高级将领评述西北战场(上)]久经战场的将领和士兵

　　1990年7月9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北京成立了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简称“编委会”)。主任委员：习仲勋[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时(指解放战争时期，下同)任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王震(曾任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开国上将)。副主任委员：廖汉生(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时任第一兵团一军政治委员，开国中将)，杨得志(曾任总参谋长，时任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开国上将)，阎揆要(曾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时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开国中将)，王恩茂(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时任第一兵团二军政治委员，开国中将)，王世泰(曾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时任第二兵团政治委员)。编委由曾参加西北战场指挥作战的军以上领导同志杨秀山(曾任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时任第一兵团二军副军长，开国中将)，余秋里(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时任第一兵团一军副政治委员，开国中将)，冼恒汉(曾任兰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时任第七军政治委员，开国中将)，耿飚(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时任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傅崇碧(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时任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副政治委员，开国少将)，张达志(曾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炮兵司令员，时任第二兵团第四军军长，开国中将)等23人组成。解放后，他们担任党和国家、军队重要领导职务。一野战史编写办公室(简称战史办)由兰州军区组建。笔者有幸参加部分章节的撰写，还对“战史”、“战例选编”进行了统稿。
　　从1992年9月至1996年11月，一野战史编委会多次在兰州、乌鲁木齐、北京等地主持召开“战史”、“战例选编”的评审会、审稿会、统稿会。当时健在的一野老首长出席了会议，他们以亲身经历，对西北战场的军事、政治以及战役战斗，发表了看法。然后，由战史办的同志将首长们的发言记录稿整理出来，分送各个编委。
　　这些老首长身经百战，阅历丰富，是党史军史或某一战役战斗、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人。他们的口述历史，不仅弥补了档案史料的不足，更可贵的还在于披露历史的真相。也是当今史学界、军(战)史界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不可否认，首长们的讲话仅是一家之言，可能有重复，也可能说法不一(主要是争论的问题)，这是客观事实，不可避免。然而，这些口述历史仍是军(战)史学者们研究西北野战军军(战)史的重要依据。
　　当年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开国将帅们，大多已作古。今天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探寻和重温那段气壮山河、拯救中国命运的岁月，聆听他们早已被历史尘封的故事，置身于早已消失的年代……
　　西北战场的战略形势十分严峻
　　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场，是全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主要战场之一，地域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5省，面积达32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领土面积的1/3。居住着汉、回、藏、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族等20多个民族。疆土辽阔，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地贫民穷。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领导和指挥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西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彭德怀，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习仲勋等指挥下，第一野战军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五大主力之一，在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南下入川、进军新疆、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屯垦戍边等任务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编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
　　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
　　华北军区部队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
　　1991年9月10日，曾任一野副参谋长，后任海军副司令员、总后勤部副部长、一野战史常务编委的开国少将王政柱，代表一野战史编委会首长来到兰州军区检查战史编写情况，战史办的黄江海、范文会、袁志刚、罗芳等7位同志，听取了王政柱的讲话。关于野战军的编成，王政柱说：
　　“一野组织形式特殊。就全国而言，有一、二、三、四野战军，华北野战军。西北(--野)与其他大区不同。晋冀鲁豫军区、中央局与二野是几位一体。晋察冀军区、华北局和华北野战军，三野与华东军区、华东局，四野与东北局、东北军区，都是一个整体。就是一野不同。一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西北局均属中央直接领导。直到1949年6月8日，组成新的西北局才捏到一起。彭德怀任第一书记，贺龙任第二书记，习仲勋任第三书记，统一领导西北的党、政、军工作。
　　“一野环境艰苦，敌我力量悬殊。陕甘宁边区150万人(口)。关中如同伸出一条腿，北边是沙漠，东有黄河天然屏障。战争进行到9个月，粮食告罄。部队多了更供应不了。敌我力量对比10：1。一野伤亡情况，全国也是少有的。伤亡团以上干部192人，其中1947年、1948年两年伤亡占总数的79％。10个旅按团以上干部配备，伤亡占65％。1949年6月，一野才有15万人，十八兵团、十九兵团来了，共35万人，加速了西北解放进程。战争初期，中央军委命令西北野战军(8个旅)把胡宗南这支战略力量拖住，牵制住敌人，不让胡军投入华北、中原战场。华北部队进入西北时一野已给胡宗南主力以歼灭性打击，解放了西安，控制了关中地区。”
　　同日，即9月10目，王政柱就一野战史编写工作应注意的问题，作了长篇发言。现摘录有关段落，以飨读者：
　　“编写一野战史，我想既要讲全国、全军与各个战区的战略形势，又要把每个战役的态势、战斗经过写出来。解放战争时期和西北战场的形势。《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军事文选》中，都有很多精辟的论述，这是研究与把握全国与西北战场的根本指导思想。
　　“关于战争形势，我结合自己接触的事，谈一些个人看法。解放战争初期，胡宗南领兵进攻延安，我军谁来挂帅呢?党中央、毛主席没有正式下令，但我们私下议论：不是彭老总(彭德怀)，就是贺总(贺龙)。当时，彭老总是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贺老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1946年12月16日，我跟着彭老总、习仲勋(时任西北局书记)在高家沟开会，彭老总谈了中央的一些作战意图，那就是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会后，彭老总又视察延安以南的我军阵地。陈赓在吕梁打开了局面，配合中原军区部队把蒋军赶出去了，使黄河东西两岸连成一片。另外，中央交代陈赓要随时准 备过黄河，开辟鄂豫陕根据地。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12日晚，彭老总从前线赶回延安。这时中央还没有明确西北战场由谁指挥。16日中午，中央命令彭德怀指挥西北战场的作战。当天，其他几位主要领导人的命令也公布了。司令部机关由军委和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抽调人员组成。当时，中央主动放弃了延安。西北野战军指挥部撤到高家沟、青化砭以北。中央和军委把西北战场的指挥大权交给彭老总，可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彭老总多么信任。
　　“自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敌人就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对陕北实行封锁。其间，蒋介石、胡宗南还几次偷袭过延安。但红色政权为什么在延安存在下去了呢?这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因为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在延安。如果蒋介石贸然进攻延安，那么国共两党刚刚签订的《双十协定》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协定撕毁，两党关系破裂，在政治上对蒋介石也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的。所以就因为有这么一个‘协定’，延安的局势才稳定了一段时间。”
　　“后来，美国政府对国民党进行了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开展全国内战，妄想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反革命面目已经被揭穿，就什么也不考虑了，这就是史书上说的‘全面进攻’。蒋介石‘全面进攻’失败后，又转入‘重点进攻’。所谓重点进攻是指山东、陕北。最近全国上映的《大决战》，把这一时期国共两党两军的军事与政治斗争概括得很形象。敌人把这个仗叫做‘黄河战役’，我们也管它叫做‘黄河战役’。
　　“当时，我军主力在华北、东北一线。从延安的地理条件来讲，山东是左手，陕北是右手。山东地处黄河口上，陕北处在黄河上游。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指示，陈(毅)粟(裕)指挥的东线兵团，基本上从山东由北向东南向豫皖苏发展；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从晋冀鲁豫过黄河挺进大别山；陈(赓)谢(富治)指挥的太岳纵队(也叫太岳兵团)8月22日渡过黄河，向豫陕鄂挺进。现在的国防部长秦基伟，当时是第九纵队司令，归陈谢指挥。
　　“那时中央和军委交给西北野战军的任务，就是把胡宗南牵住，不让他调到其他战场上去。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美械装备，号称‘王牌’。蒋介石最终没有把胡宗南部拉到主战场上去作大的预备队，是有目的的。蒋叫胡先把陕北搞掉，然后再调到中原或者华北战场对付我们。不管他调到哪个战场，都有一定的影响。中央军委把胡宗南交给彭德怀，也是放心的。就是要彭总把胡宗南拖住，不让他离开西北战场。
　　“西野采取‘蘑菇战术’，集中6个旅的兵力在沙家店围歼敌整编三十六师。这是西北我军转入战略反攻的第一个胜仗。当时，中央向各野战军提出‘一个月消灭敌人一个团’的任务，彭老总讲，消灭敌人一个团对胡宗南震动不大。他提出，一个月消灭敌人两个旅。后来又提出一个师。西北野战军牵制胡宗南，中央决定留在陕北，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以及对前途充满胜利的信心。同时，对全党全军和解放区的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在蒋介石看来，只要把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赶出陕北，占领了延安，中共就无战略后方依托，变成了流寇，东躲西藏，打击或挫伤我军在其他战区正在作战部队的斗志。这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不能实现的。”
　　“总之，中央不离开陕北好!西北的解放战争，是党中央、毛主席以及彭老总直接指挥的。
　　“总的来讲，西北部队能吃苦，作风顽强。1948年11月1日全军统一部队编制，确定西北野战军为第一野战军，晋冀鲁豫为第二野战军，华东为第三野战军，东北为第四野战军。有些人说西北部队少，还来个第一野战军。有人议论，西北部队少，彭总是军委副主席、解放军的副总司令，却留在西北，真有点抱不平。有些话传到彭总那里，他问人家，你是听别人说的，还是自己说的?人家告诉他大伙都有这种感觉。还有人开玩笑说：‘彭总，你这人命苦呀，把你留在西北，我们也跟着受苦、倒霉!’彭总从革命利益出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部队要求一向是严格的。他教育指挥员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个副总司令的部队就应该多吗?我希望我带的部队的人还要少一些，让别人的部队的人更多些，多打胜仗。在彭总的教育和影响下，西北部队‘洋’不起来，吃苦倒是称第一。写战史的时候，部队英勇的战斗作风，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应该提几笔。”
　　一野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1994年4月3日至8日，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简称一野战史)审稿会。参加会议的有：编委会副主任廖汉生、王恩茂，委员余秋里、郭林祥、罗元发、傅崇碧、杨秀山、黄新廷、张希钦、王政柱等。首长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编委副主任王世泰、委员冼恒汉等因事因病未来开会，将书稿修改意见寄给了编委会。
　　参加会议的还有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以及解放军档案馆、解放军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等。
　　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中央军委副主席、曾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和国防大学校长的张震上将，到会看望一野战史编委会的老同志、老首长，相互亲切交谈，一起合影留念。
　　刘华清在讲话中评价说：
　　“解放战争中最艰苦的是一野，饭都吃不好，但部队战斗一直很强，创造了许多经验。党中央、毛主席向各野战军转发了不少一野经验。一野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保卫了党中央，保卫了毛主席，直到最后离开陕北。所以，在战略上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张震在讲话中评价说：
　　“第一野战军打了许多好的仗。一野面对的敌军强大而自己兵力非常少。我带学员到延安学习一野三个战例(指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战役)对学员教育很大。大家感到亲切，增强了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信心。
　　“在十四大前夕，军委提出发扬老红军本色的问题。现在从上到下都在研究现代战争，越研究信心越不够。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各个野战军的战史。战史不仅记录了当时的英明决策，而且记录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和经验，也反映了部队光荣传统和作风。现在军以下干部包括军区领导多数都没打过仗，再过五年就更少了。我到美国参观了二战、南北战争战例的展览，我们的仗，比它强。我们的战史是培养干部的最好的教材。没有这些，怎么组织指挥战斗?学习战史教材，再通过实践提高。因此，要运用好野战军战史这个最好的教材。”
　　廖汉生对一野情有独钟，他说：
　　“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比二野、三野、四野仗打得小(张震插话：打得好，打得精)，但战略位置并不亚于其他几个野战军(刘华清插话：各有特点)。我们是2万人 对敌22万人(国民党军兵力实为25万人)。他们有坦克有大炮，我们的枪是过去的，新的很少。我讲个故事，打榆林不是两次没有打下吗?第一次打榆林打凌霄塔，从晋西拉了一门野炮，多少炮弹呢?20发炮弹。第一炮打上去一个白疤疤，20发打完了，凌霄塔依然如故，叫固若金汤。吃饭的时候，先是小米，米饭以后吃黑豆，黑豆吃完吃南瓜，南瓜吃完吃南瓜子。沙家店战役后过‘八一’，没吃的怎么办?打了几只野鸡，厨房没有盐，就到卫生部要了氯化钠炒野鸡过‘八一’。说明什么呢?说明西北战场是苦的，人少、兵少、枪少、弹药少。在彭总直接指挥下，在贺总协同帮助下，以一比十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一野的战略任务。”
　　王恩茂的发言，观点鲜明。事实清楚。他说：
　　“西北在全国的战略地位，要把胜利的经验总结一下，把西北的战略意义总结一下。为什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要总结胜利的经验，当然要总结不利的教训。
　　“西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靠西北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一兵团、二兵团、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是靠部队打出来的。”
　　“解放战争是一盘棋。西北战场不是孤立作战，各战区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我们。没有各个战区的支援，西北战场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陈谢兵团，刘邓大军，起到牵制敌人的作用，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一个条件。太原战役后，十八兵团、十九兵团进入西北作战要写清楚，写充分。”
　　“解放战争，毛主席讲了三种方式。北平方式，搞统一战线。西北是和平解决的，主要是新疆，国民党好多部队的起义，靠做工作，搞统战。我们是一手打，一手谈，当然主要是打。要写人民战争。各级政府、各族群众的支援，新解放区和老革命根据地的支援，都要写到。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完成解放整个大西北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彭总很注意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有没有根据地大不一样。打陇东，回师马栏，我们才感到根据地的重要。有了根据地，如鱼得水。正因为有陕北、晋绥、西北和全国人民的支援，我们才赢得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一野战军战史一定要写好。它的重要性是：西北解放战争是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记载人民解放战争整个革命战争最后胜利的历史，是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历史，是记载推翻‘三座大山’反动统治的历史，是伟大革命战争的历史。所以一定要写好。要(写成)无负于、对得起伟大战争的历史。这个历史仗打得很好，而战史写不好，那就不好了。要无负于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的指挥，无负于彭德怀的指挥，无负于所有第一野战军指战员和英勇牺牲的同志，无负于我们的后代。这样，我们就于心安慰了。
　　“我们第一野战军取得西北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是不容易的，是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兵力对比悬殊太大，是一比十几。敌人装备比我们好。我们所处地区范围狭小而且贫穷，陕甘宁不到10万平方公里，150万人，胡宗南占领后，只剩下20万人。从战争的资源――人力、财力都是贫乏的，钱没有钱，物资没有物资，黑豆没有黑豆，吃谷糠。打榆林吃防灾粮、谷糠加红薯，吃后拉不出屎来。
　　“战史要反映西北战场重要性，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长期在陕北，陕北长期是中国解放的指挥中心、中枢。毛主席、党中央留在西北战场，不仅指挥西北而且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坚持在西北。第一野战军保卫党中央、军委指挥部，保证这个指挥部指挥了全国人民解放战争，这个作用不可低估。正因为有以毛泽东为首的指挥中枢在陕北，才吸引牵制了国民党几十万战略预备队，使它不能增援任何一个战场，起的作用是重大的。”
　　“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本身就是伟大的力量，不仅指挥正确，而且以身作则，这个力量就了不得。敌人离毛主席很近，很危险。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到前线指挥。沙家店战役，胡宗南分两路冲到毛主席的指挥部，很危险。这要好好写写，教育后代，这太重要了。有一次，彭总在旅以上干部会上讲，各个战场来电报要求毛主席转移到安全地方指挥，彭、贺也要求毛主席转移到安全地方，毛主席没有同意，一直在西北与陕北军民同危难同艰苦，一起战斗。这很了不得。一直到3月23日宜瓦战役才离开。从1947年3月18日起到1948年3月23日，宜瓦战役取得胜利经晋绥到华北，共一年零六天。371天，不是和平时期是战争时期的371天，是同陕北人民共同奋斗的371天，要大写特写，以教育后代。”
　　余秋里说：
　　“一野在西北战场作战，敌我兵力悬殊，环境的艰苦，超过了任何一个战场。我经常想，一野在西北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为什么能取得胜利，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四个因素：一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二是彭总、贺总的卓越指挥；三是陕甘宁、晋绥的老百姓好；四是一野部队有一个好的战斗作风，就是吃苦耐劳、不怕牺牲、英勇顽强。
　　“党中央、毛主席为指挥西北解放战争写了不少电报，但书中引用的比较少。沙家店战役前，毛主席、周副主席曾来到野战军指挥部所在地和彭总一起研究作战计划，书中也没有具体的叙述。”
　　黄新廷(曾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军委装甲兵司令员。时任一野第二兵团第三军军长，开国中将)说：
　　“战史要正确评价西北战场在全国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取得胜利不是靠哪一个方面、哪一个野战军和哪一个战区，而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消灭国民党、蒋介石几百万军队不是容易的事，不是哪个方面的胜利。每个战区、每个野战军都是在中央统一领导指挥下密切配合完成各自任务。就全局来讲是缺一不可，就局部来讲是各尽其责，各有特点，不分轻重。西北作战吃苦不是一般的苦，条件苦也不是一般的苦，而是各方面条件都差。西北人烟稀少、人穷地贫，兵力少，兵源缺，装备差，吃不上，穿不暖，要与装备精良、十倍于自己的敌人作战，条件异常艰苦。西北人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支援战争，这就是特点。全国战场作战环境都苦，但西北最苦。”
　　郭林祥(曾任乌鲁木齐军区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时任第十八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开国少将，1988年晋升为上将)说：
　　“第一野战军作用很重要。西北战区艰苦，地广人稀，马家军很有战斗力，不能轻视它。全国解放战争西北起了重大作用。新疆地位也很特殊，不比解放西藏容易。两位老帅指挥十八兵团进军西南很顺利。彭、贺的战略战役指挥是正确的。”
　　傅全有(曾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总参谋长，上将军衔)说：
　　“战史中对一野各部队各战役要有实事求是的评价，要使一野的老首长看了以后都比较满意。一野原有两个兵团，下面有几个纵队，即一纵、二纵、三纵、四纵、五纵、六纵，七纵在山西，后来过来的。新疆还有个五军。还有华北十八、十九兵团，是1949年5月至6月来到西北作战的。陕南还有十九军等。这些部队的战斗情况， 在战史中要如实地正确地反映出来，不要把哪个丢了。
　　“一定要把西北特点写出来。西北最大的特点：一是以少胜多。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作战的，这和其他野战军不一样。二是西北特别艰苦，要把艰苦写出来。西北贫穷，部队也穷，没吃的。保卫延安时，一天吃一顿饭，有时一天吃不上一点粮食。秋天就把老乡的包谷、土豆、南瓜煮上一锅，连吃带喝。只靠毛驴从陕甘宁送粮，送小米，哪能送得上。因为西北缺粮缺米，解放榆林先后打了两次，没有打下来。我两次打榆林没有去过榆林，这次我去榆林住了三天，看了一下地形，看看为什么那么难打。看了后，给我一个印象：那个地方部队没有生存条件，周围都是沙漠，就是一锤子买卖，打不下来，就得赶快走，不走就把你困死、饿死在那里。榆林两次没有打下来，这个自然条件是个很大的原因。太原能围困那么长时间，因为那里有生存条件。榆林要是围困那么长时间，就不行。三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直接领导指挥下。这一点是其他野战军没有的优势。要把毛主席战略思想、指挥艺术反映出来。这一条反映不出来，这个战史就不行。还有一个特点是人民战争，要把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体现出来。人民支前参战这部分不敢丢了，有一些细节可找当时的老首长、老领导谈一谈，开阔你们的思路和视野。”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摆位要得当
　　西北场战上的彭德怀，曾出任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1947年3月至1949年1月)、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1949年2月至1952年6月)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龙曾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1945年8月至1949年2月)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西安市军管会主任等。习仲勋曾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政治委员(代)、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1950年1月19日成立)副主席等。在党内，彭德怀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习仲勋为第三书记。
　　在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新生革命政权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剿匪肃特等伟大斗争中，彭、贺、习三位一体，通力合作，功勋卓著。多年来，他们的老部下对他们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念念不忘，有口皆碑。
　　王政柱说：
　　“现在许多老同志都还很敬佩和怀念彭老总。彭总对部队要求严，是出了名的。当时，如果有人讲困难，指挥员就说，你别提困难，中央在陕北，有中央、彭老总指挥我们战斗，一定能打胜仗。陕北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最后一块根据地，是老区，那里的老百姓真好!他们宁可自己饿饭，无私地把谷子、包米、黑豆送给部队吃。看到这种情景，彭总很感动，对分管后勤工作的刘景范说，再困难，不要把老百姓的种子粮吃掉。所以，在陕北，拖住胡宗南，陕北人民的无私支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黄新廷同志曾经讲过一句话：如果与其他兄弟部队比，当时西北战场生活最苦、条件也差。西北部队顽强的战斗作风，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的确是过得硬的!
　　“西北野战军时期，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当副政委，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来当后勤司令。这个问题，究竟是彭总提议的，还是中央安排的，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习仲勋、刘景范、黄静波等同志，都是陕西人，对西北地方情况很了解，工作都很有魄力。在前线指挥部，彭老总多次对有关领导同志说：‘西北解放战争，如果没有习仲勋、刘景范两位同志，那就要分散我的很多精力。有了他们两位，我可以集中精力考虑作战方面的事。’战争年代，部队作战频繁，流动性也大。每到一地，参谋们把地图挂起来，彭总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考虑作战大事。习仲勋同志总是不顾行军打仗之疲劳，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我党我军有关政策，动员群众，实行坚壁清野，教育群众，增强胜利的信心。
　　“有一次，彭老总在屋内搞了几份作战电报，外出散步时，看见习仲勋同志的马鞍还在外面，就把管理科的高科长叫来，严肃地说：‘你把我的房子安排得好好的，不要把习书记(彭总对习仲勋同志从来没有叫过副政委)看成老百姓。如果确实没有房子，我们两个人可以住在一起嘛!’讲这件事，说明彭总对习书记很尊重，也证明了习书记在西北战场上的地位与作用。因此，编写一野战史，对习书记领导的西北局的历史功绩，一是分量要重，二是评价要恰当。
　　“西北的两位老帅彭总、贺总，加上西北局，在‘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口号下，共同完成西北解放战争。西北局、晋绥联防军都是全力以赴的，是坚决贯彻1947年中央小河会议决议(即集中陕北、晋绥两个区的人力物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的，战史中要充分地作出评价。小河会议后，习仲勋同志就离开了前方，抓后方工作了。”
　　“1947年7月20日小河会议，中央对全国、西北形势进行了分析，决定陈赓太岳兵团的行动不进陕北而单独南下，过黄河占领豫西，配合西北和中原战场作战。”
　　廖汉生说：
　　“贺龙、彭总的关系，不能简单地以萧何、韩信之比。对一野来说，彭是主要指挥官，贺在一野没有职务，但重要的会议都参加了。可以说，贺参与了决策，协助了指挥。”
　　王恩茂说：
　　“一野战史要充分写好彭老总的领导和指挥，当然也要写贺龙和习仲勋。彭老总是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司令，毛主席把他安排到西北指挥作战，大不一样呀!彭老总是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也很重视经济工作。他是全才。他是贯彻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战略思想和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指示的。他临危受命。
　　“西北的党政军是团结的。彭、贺、习是互相尊重、支持的。彭总对人要求很严，也很民主。他既带领部队连续作战，又注意部队休整。还有一条，彭总是打一仗，进一步，提高一次。每打完仗(从打小仗到打大仗)，他很重视战役战术的总结。他自己吃苦，原则性特别强。彭老总有句名言：‘讲原则是好同志，不讲原则是王八蛋。’打仗，他搞几个方案，让别人把意见都讲出来，反对吞吞吐吐的人。战斗作风和工作作风也是好的。
　　“战史要写好彭老总战略指挥，不仅彭，要写彭、贺、习。习仲勋写到是对的。反映以彭为首，彭、贺、习为主的这个关系要写好。贺龙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在西北战场上当然不是搞后勤，是指挥打仗的。习仲勋同陕甘宁边区人民是密切联系的，要写好。彭、贺、习三个人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团结一致是搞得好的，没有这一条不行。特别写到的当然是彭老总。敌人进攻延安的时候，彭副总司令带领2.6万军队，在西北战场勇挑重担，领兵于危难之秋，临危受命很了不起。彭老总确实是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所有作战指示的。每打一个战役，都经过周密的侦察，了解敌情，搞清楚了才作出部署，作出战役方针。那个时候的作战方针，有些是前委会讨论，纵队、师、旅以上干部讨论。讨论可以充分发表意见，赞成的、反对的、否定的意见都可以讲，可 以发表不同意见，可以否定错误方案。彭总说，如果将错误方案拿到战场执行就要打败仗、死人，向不利方向发展。他作出的决定不合适的不是不能改变，土基会议是继续执行‘牵马打胡’，后来还是改变了这一方针。他亲临一线指挥，不怕死，能吃苦。改善一下伙食，买个西瓜都骂人。他身先士卒，爱护部下，有很多好作风。
　　“毛主席、统帅部在陕北，关系战略问题和全局的，要写好。正因为毛主席在陕北牵制了蒋介石的预备队，是战争年代的371天，一野战史不写，谁写?!”
　　“西北战场主要写彭德怀的指挥，有没有彭老总的指挥那大不一样呀!贺龙、习仲勋也要写。陕北的老百姓支援战争，要写好。这方面写充分了，一野战史才能光辉灿烂。”
　　黄新廷说：
　　“西北战场应把彭总与贺总并提。以贺龙为司令员的西北军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西北战场不只是协作和支援的关系。首先，组建一野时，部队主要是贺龙领导的晋西北部队；其次，晋西北是西北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保卫党中央，与敌直接作战和后方保障等繁重任务；再次，贺总还直接参与过一野的作战决策和部队管理工作。可以说，没有晋西北的部队，没有晋绥军区在战略战役上与一野的密切协同和对敌人的牵制作用，没有贺总参与西北战场的重大决策，没有强有力的后方保障，就没有一野的彻底胜利。所以，西北战场的胜利是在彭总和贺总共同指挥下取得的。”
　　余秋里说：
　　“彭总指挥作战最大的特点，就是创造性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从西北战场的实际出发，进行正确指挥。
　　“贺总不仅仅是以晋绥根据地为前线组织后勤，而且参与西北战场的重要决策。在土基会议上，贺总的讲话，对于正确总结西府战役的经验教训起了重大作用。”
　　罗元发说：
　　“贺龙不能摆在后勤的位置上……不光是穿衣吃饭，他还在指挥打仗。贺龙地位不是一般的司令。他是处在机动位置，是西北的北大门，直接参加了晋察冀战斗。”
　　博崇碧说：
　　“西北我军的兵力不是优势，敌人是优势，是‘五马’(指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马继援)。彭老总来西北指挥作战，仗很难打。解放大西北，完成了中央赋予一野的战略任务。”
　　1994年3月15日下午。习仲勋的夫人齐心看完了一野战史送审稿。当一野战史办的范文会等三位同志去她家征求习老对战史的意见时，她说：
　　“习老很关心一野战史，多次问到过。但因身体健康原因，不能参与过多。战史送审稿我看了前面少部分，徐秘书看完了”。
　　“写战史应尊重历史。习老在西北野战军的地位与作用应当写清楚。当时彭总、贺总与习老的关系很密切，他们在西野是啥情况就写啥情况”。
　　“战史中有关习仲勋的注释只写了任西北局第三书记，没有写以后的任职，应写到任西北局第一书记。”(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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