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稳健货币内涵,加强宏观预调微调 货币基金排名前十

　　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敲定，2013年货币政策将延续“稳健”基调。如何准确把握稳健内涵，确保经济稳中求进，既关乎货币政策，又不仅限于此。　　稳健不是模棱两可，而应稳中求进、稳中有变。回顾2012年，稳健货币政策一波三折： 一季度经济增速放缓至8%附近，货币政策处于观望期。5月下旬以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央高层形成共识，货币政策向宽松转型，6月8日和7月6日央行两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四季度中国经济逐步企稳，央行逆回购悄然由放转收。
　　对照2012年货币政策轨迹，2013年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就是要相机决策、灵活微调。如果不发生大的转折性事件，货币政策不宜过于激进，也不应猛踩刹车，真正做到稳健。
　　总体上看，2013年应力争将物价上涨水平控制在3.5%以内，经济增长8%以上。为此，货币政策应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空间。研究表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已降至7%至8%，下一步结构调整压力很大，若滥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一旦酿成新泡沫，反而欲速则不达。
　　应坚持质量与效益相统一。GDP增加，不等于任何问题迎刃而解。当然，没有速度的增长也不行。中国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很多，需要在发展中解决。比如，中国仍有大量贫困人口存在，1.5亿人还达不到每天1美元收入的标准。中央立足长远，提出7.5%左右的年度增长目标，有其良苦用心。各地经济增速可能会略高于潜在增速，但若出现增速过快、投资泡沫等情况，不排除2013年央行货币政策适度收紧的可能。
　　随着中国与世界接轨，以及金融创新的发展，货币信贷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稳定。就算社会融资总量与物价水平能够保持一定计量关系，也难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进行精确调控。2013年，重要的不是将新增信贷控制在9万亿元左右，而要看最终效果。
　　2013年中国能否把物价水平控制在3.5%以内，难度也不小。从国内外情况看，物价上涨压力不容小觑。国内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农产品和服务类价格都存在上涨压力；美国一再使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央行也启动了“直接货币交易”（OMT）计划，日本央行更将购入资产的基金规模扩大至91万亿日元，都可能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若国内物价上行趋势显现，且经济下行压力不大，2013年上半年适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不是不可能。
　　还要避免货币政策改革方向回潮，不能变相回到直接调控的老路。早在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即宣布取消对国有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逐步转向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如今，利率市场化改革并未完成，金融机构对价格信号变动的敏感性仍然不足，间接调控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最近几年，金融监管部门重启直接调控工具，各银行月度信贷规模有时也被明确限定，加上信贷“笼子”的测算方法不对外公布，其科学性难以考证。
　　从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和金融体制改革考虑，中央银行组织架构也须优化，强化总部对形势的研判和对政策的把握。通常，基层金融监管部门须保证有大量人力物力，与总部呈现“上面小、底下大”的正三角形关系，否则难以完成对基层营业网点的检查。但中央银行基层分支机构的主要功能，是统计分析以及个别抽样调研，以便总部在基层数据和调研基础上，进行测算和评估，及时出台或调整货币政策。因此，央行与基层机构之间应是“上面大、底下小”的倒三角形关系，才能保证货币政策的恰当实施。
　　在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应充实中央银行总部和省级分行的力量，同时将冗余的央行基层机构人员或划归总部，或划转到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充实它们的基层监管力量。这显然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金融体制改革深化，但这样的改革，有利于货币政策实施到位。
　　货币政策与其他结构性政策的协调配合，也需要加强。从1978年算起，中国市场化进程已经进入第35个年头。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复杂，仅依赖总量性货币政策，很多问题无法妥善解决。加上货币政策出台后有时滞，且在启动经济时呈现“收风筝易、放风筝难”的特征，更需要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监管政策更好地协调配合。
　　比如小微企业融资难，就不能指望通过货币政策得到化解。在经济形势较好时，小微企业贷款满足率也相对有限；货币政策一旦紧缩，首先出现资金链断裂的可能就是小微企业。为此，监管部门出台了差别化监管政策，提高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允许增发相关金融债等，刺激了金融机构增加对小微企业的贷款。但如果贷款支持的是一家产能过剩型小微企业，比如风电，它很可能因竞争激烈而倒闭。这就需要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相互协调，互为呼应。只顾自行埋头拉车，往往容易发生碰撞。
　　总之，随着宏观审慎监管重要性的日益显现，中央银行需要和其他部门加强协作，实施逆周期监管，真正守住风险底线，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对于正在进行结构调整的中国经济尤为关键，货币政策真正稳健了，宏观调控才能张弛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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