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画名家胡亚光轶事_世界上最杰出的肖像画

　　重现祖像，初露头角　　近期，笔者从杭州画家杨光宇先生那里得知，胡雪岩的儿子中生存下来的只有一个，叫胡品三。他把胡氏香火续了下去，传至第五代，裔孙已有四五十人，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及港澳，甚至远至欧、美、澳洲。而其曾孙——也就是杨先生的舅公胡亚光（1901～1986，名文球，字亚光），早年就被章太炎称赞为“东亚之光”，是一位功力不凡，颇有知名度的人物肖像画家、熊猫画家。
　　杨先生向笔者亲口披露了这位鲜为人知的人物的一些趣事轶闻。
　　当年，虽然杭州“庆余堂”国药号和“芝园”宅院作价抵债，归京师刑部尚书文煜所有，但胡家“书香门第”家学犹在，胡雪岩独子胡品三好丹青，独孙胡萼卿长诗文。胡萼卿有二子五女，胡亚光是长子。胡亚光自幼就在诗画的氛围中受熏陶与训练。有幸的是 ，亚光的曾外祖父戴熙（1801～1860），清道光时的翰林，兵部右侍郎，是位著名的山水花卉画家；而外公戴用柏也是位画家，常用艺术的眼光去审视这位长相俊美的外孙，并有意培养他 。“记得七龄外家戏，偷摹椅背作枯枝”。胡亚光这两句自况诗是回忆儿时去外公家，被客厅里红木椅背上雕镶的山水、虫鸟、人物画所吸引，不觉临摹起来的事。那些“雕虫小技”在稚嫩的亚光眼中，似乎都在灵动，在煽动他动笔之欲。他终于弄来了纸笔，或跪在地上，或爬上椅子，细细地一笔一笔地临摹起来。外公戴用柏爱抚地帮着他，指点着他，兴奋地对胡家品三父子说：“文球将来能成为画家哟！”
　　胡亚光11岁受业于著名鹤画家张聿光，学习西画，从此打下坚实的素描基础，受益终身。他的众多画作中有一幅很突出的鹤画——《八仙上寿图》，是他的成名代表作之一。画中八只仙鹤，颇有乃师之风，出于对恩师的崇敬，他将原名“文球”改名为“亚光”。从此就以胡亚光名行世。后来海上画坛有“三光”之说，就是指张聿光、谢之光、胡亚光。
　　胡亚光后来又向中国第一代油画大师颜文良学画。天资聪颖的他，学会了油画。在他不少的油画作品中，评论家认为颇有法国马蒂斯的风格。不过在胡亚光笔下最突现风采的是肖像画。
　　1918年寒冬，祝融光顾杭州胡家。胡家的祖宗像是四时供奉的，不料一场大火将胡雪岩长子胡楚三（只活了19岁）遗像烧毁了。这是非常遗憾而且必得补救的事。胡亚光作为兼祧两房的长子，家族冀望重任在肩。他凝神、驰想，搜索、汇聚往日祭祖跪拜时留下大祖父画像的印象，飞笔勾画了基本轮廓，反复修正，再工笔细描，上彩。不日，胡楚三遗容造像终于告成。家族上下盛赞，此幅祖宗像与原被烧毁的那幅，简直毫无二致，甚至更为传神。
　　胡亚光从这次为祖先造像中激活了潜在的肖像画天才，并充满信心地开始了他人物像绘画的艺术道路。
　　章太炎赞，东亚之光
　　1919年冬，胡家邻居余杭中医师仲佑长告诉胡亚光，表兄章太炎从苏州来杭州讲学，问他是否要见见。胡亚光当然高兴，极想一睹这位辛亥革命家、国学大师的风采。就在这天中午，仲把亚光带到“旗下”（晚满清旗聚居的西湖之滨，相当今之涌金门到六公园的“湖滨”）的大酒馆“聚丰园”，加入对章太炎的接风会。胡亚光是湖上一风流才子，见多识广，所以见了章太炎这样的大家，并不怯场，而是大胆地观察。章氏身材瘦小，貌不惊人，只是那张梨子型“倒大”长脸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极富特色。反应很快的胡亚光立刻抓住了这一特征。这天章氏很开心，席上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年过知天命，过多人生阅历的脸庞上流露出几许风华。这一切，激活了前不久刚给弘一法师（才出家）、梅兰芳画过像的胡亚光创作的灵感。他通过仲医师的介绍，征得了这位长者的同意，打开速写本，聚精会神，把正在大快朵颐的章太炎头像画了下来。速度之快，描绘之精准，诚为同桌友人一致赞叹。章太炎接过速写本，看了看，表示满意，当即就在画页上题写：“亚光为太炎画相，炳麟署。”写毕，他凝视胡亚光：“唔，后生可畏！”略一思索，迅速翻过速写本一页，又补写了四个字——东亚之光。
　　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周瘦鹃将“亚光为太炎画相”题字及章太炎素描像，以及“东亚之光”题词等要了去，制成珂罗版，在他的《半月》杂志上刊登了。接着包天笑的《晶报》也刊登了此一画一书，并发表了记叙此事经过的文章。胡亚光的成名作，因此进入上海。
　　1937年12月23日，侵华日寇即将进入杭州。胡亚光闻讯，最后不得不集合家人，仅带随身衣物及几本速写册，乘了最后一班火车，仓皇逃出杭州，“在穷乡僻壤的（绍兴）张村暂住”。
　　嗣后，胡亚光一家由温州走海道北上，来到上海，在租界“孤岛”觅屋，定居下来。这时他得到消息，他的杭州姚园寺巷家宅已遭日寇洗劫。他的表弟从杭州逃到上海，给他送来了劫后余生的油画原稿《吴山雪霁》，同时告诉他，胡家已为日寇侵入数次，连桌椅门窗都被拆下当柴烧了，别说什么财物书画了。胡亚光粗估了一下：有几橱古籍，二十多幅油画，十几幅山水、肖像画，八个册页名人书画，外祖父戴用柏的山水画，恩师张聿光作的鹤画，尽毁于日本法西斯的战火。
　　胡亚光的“象牙之塔”被毁，客寓上海，他与许多“孤岛”爱国文化人一起，拿起笔杆作为武器，投入抗日救亡洪流。这时他的抗日漫画常见于《申报》《新闻报》《新闻晚报》等沪上诸大报。《新闻报》副总编辑严独鹤特邀聘他和丁悚（丁聪之父）、董天野（连环画家）等为《每日漫画》特约专栏作（画）家。如此，胡亚光在上海立足了。
　　大千补题，志摩造像
　　时代造势，使胡亚光融入大上海主流社会。他与沪上文化名流往来之中，再现他的肖像画不凡身手。
　　他与著名画家张大千有着深厚画缘。1948年春天，他造访张氏在沪寓所“瓯湘馆”。这位长他两岁的美髯公午睡刚起，谈锋颇健，神采奕奕地与胡亚光促膝而谈。胡亚光又以他那特有的艺术视角，近距离观察起来，不期联想起徐悲鸿对张氏的那句评语“五百年来第一人”，暗叹此言不虚，于是产生了创作冲动。他对大千说：“真是徐先生说得好，‘大千往还，多美人名士’，那么我也来滥竽充数了。是啊，我这个杭州人来府上，就是要为居士作幅肖像画，大千居士可允诺否？” 张大千在杭州灵隐寺出家，当过一百多天的和尚，此事在当时已传为谈资。大千居士听了哈哈大笑，答曰：“久闻亚光先生神画肖像大名，今日得以享受，有幸咯！”一个杭白，一个川腔，谈谈说说间，胡亚光早就在动笔了，连草稿也不打，抬眼凝神，下笔沙沙，没有多久，一气呵成了一幅张大千的白描像。张大千接过一看，双眼发光，“要得，要得”地赞不绝口。 　　《徐志摩像》是胡亚光、张大千合璧之作。此际，徐志摩这位才华出众的新月诗人故去已十多年了（1931年11月19日自南京飞北平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徐氏至交胡适说过，“朋友之中，如志摩天才之高，性情之厚，真无第二人！”但没有一幅正式遗像留人间。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得知，就去找了胡亚光，并提供自己珍藏的唯一 一张徐志摩照片作蓝本。胡亚光欣然命笔，风流才子的形象跃然在纸。张大千闻讯，就为徐志摩肖像画补衣折并题字。此幅画在海内外广为流传。上海豫园绮草堂的徐志摩碑刻像，也是此作。胡、张合作的这幅肖像画，从此成为徐志摩像的范本。
　　解剖图师，“文革”门神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胡亚光的肖像画创作形成高潮。这期间，他先后画了丰子恺、鲁迅、曹雪芹、秋瑾、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胡厥文、齐白石、梅兰芳、周信芳、郎静山、徐特立、申石伽、周练霞……健在的和历史上的上百人物。领袖伟人、文艺大家、同道师友等等，无不入了他的画册，精彩纷呈。
　　胡亚光创作过多幅鲁迅肖像画，其中1952年画的那一幅《鲁迅像》，已突破他那传统单纯线条手法，用块面来塑造面部形象，采用西洋油画技法，融合进中国水墨画传统手法中，从而产生凝重、立体艺术效果，这实在与鲁迅像权威画家吴永良并驾齐驱了。
　　1952年，胡亚光被安排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做人体解剖图像绘制工作。现在看来，却令人有些哑然。但在当时，这位解剖图像师已经感到十分幸福了，“享受公费医疗，有生以来我的工作方得到保障”，因为他自认“是一个拿着‘笔’杆穿着长‘衫’，在旧社会里被一班‘大人先生’们讥讽为‘瘪三’的穷文人——文丐”。几次政治运动后，他“明确了艺术为医学、科学服务的重要性”。他确是兢兢业业地工作，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那个年代，他获得了“跃进奖”。不过他并没有完全抛却本行，而是置于业余，并且不失时机地参加了第一、第二、第三届中国美展，以及其他社会性的书画展二十多次。他还出版了十几部连环画“小人书”。他还响应号召，配合政治任务宣传，绘制年画。
　　1962年，胡亚光退休了，由医学院图像师转换为文史馆馆员，由解剖台重返画坛，然而画什么呢？那个年代是文艺最易惹祸的年代，人们在政治浪涌中沉浮，朝不保夕；而京沪又是最敏感的活剧舞台。胡亚光终于寻觅到了一个极好去处。
　　熟悉他的人，只见他每天带着干粮、水壶和画夹，像上班那样有规律地辗转到西郊动物园——这里正是“中性”的港湾——他在熊猫山前驻足、流连。原来胡亚光在这里反反复复观察、摹写人见人爱的大熊猫。大熊猫是国宝，是海外联谊国家级载体，是没有阶级性的，也体现不了“斗争新动向”。不多久，秀丽工整、活泼严谨的胡亚光“熊猫画”一幅幅面世，前后达上千幅，一时有“胡熊猫”、“北吴（作文）南胡（亚光）”之称誉。
　　他的儿女亲家张承宗曾这样描述胡亚光笔下的熊猫：“神态各异，或行走，或攀树，或食竹，或抱幼崽，且均有眼睛点出，炯炯有光，与众不同。”“画的都以竹枝为背景，并取东坡语‘不可居无竹’，一语双关，别饶情趣。”
　　张承宗，这位上海市副市长，在旧上海时曾从事地下革命斗争，在胡宅海防路附近古墩路（上海也有古墩路，我家就在杭州古墩路）开一家米店做掩护。可谓有缘，张家长子与胡家幼女青梅竹马，读大学时也同是电力专业，终于结成秦晋。张承宗副市长任内兼文管会主任，可是“为避姻亲之嫌，未予先生关心照顾”。胡亚光毫不介意，从未与外人提及此事。但此光景没有过几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抄家席卷而来，谁家都自身难保了。
　　不过，胡亚光却使出了一招，令人刮目相看。这是他为名人造像带来的幸运。上世纪60年代初，他取材于报纸上一枚指甲大小的徐特立照像，怀着对革命老前辈崇敬的心情，精心创作了一幅《徐特立》肖像画，寄去北京，敬贺徐老80岁华诞。没想到徐老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笺亲笔回函，表示感谢。当时，胡亚光将此函和信封精装在一只镜框内珍藏。不久，“文革”抄家风暴骤起，胡宅自然受到冲击。胡亚光十分聪明地将这个镜框挂在进门最醒目的地方。果然，上海的红卫兵看到伟大领袖的老师“在这里”，终于止步了。胡亚光逃过一劫，不禁额手称庆。
　　1986年11月19日下午，应画十分慷慨的胡亚光已病入膏肓，他努力支撑着，给静安寺方丈绘制无量寿佛像，感到力不从心，无奈搁笔——那只握画笔近80年的手从此再也举不起来了……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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